從史學觀點談馬英九之相貌

王大智

原載於台北《湖南文獻》138期 / 2007

 

楔子

 

馬英九先生，已然成為現代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一來，因為其行事作風－他有名的不沾鍋個性；二來，因為其相貌－他長得非常英俊。 

現代政治史上，頗有一些所謂的漂亮人物。但是，他們或者重視儀容，或者風度翩翩；若與 馬英九 先生比較起來， 馬 先生是真的臉孔英俊而漂亮！並且那種漂亮，即便放在電影明星之列，恐怕較之出色的男影星，也少之又少。  

馬先生的英俊，和他的仕途有關係。他自美國哈佛大學學成歸國，（1981）同年即出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隨後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1984-88） 奠定了他在政、黨方面的崇高地位。馬英九出線，自然與蔣經國對他的賞識與提拔密不可分。很多人都認為，蔣經國喜歡用漂亮高大的人在其左右。馬英九除了學識過人之外，他的漂亮外型，在他起步時必定也加分不少。因此，我們說馬英九，便不得不說他的出眾相貌；因為他的相貌，絕對是他政治資本的一部分。

一個政治人物的相貌俊美，在受人栽培提攜過程中，容易獲致好感而得到益處。但是當一個政治人物成熟的時候，也就是他不再有依靠，不再有保護，而必須單獨（至少是心態上）與所有現實與潛在敵手周旋鬥爭的時候，俊美外型就不一定有利；而有可以深入探討的地方了。 

相貌俊美的生物意義與社會意義 

十九世紀末的達爾文，以生物學觀點告訴西方人，人只是一種動物；只是一種高級的靈長類。這種說法，在以基督教為主軸價值的西方社會，造成軒然大波。餘波蕩漾，直到今日。然而，對於人是一種動物這件事情，中國人倒是明白得很早。並且在先秦時代，就有很好的議論。孟子即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 / 離婁下》）他認為人和動物的差別不大。人雖然有人的「幾希」（很少的）特色，但是人絕對與動物有很多的共通性。並且，這些共通性也絕對支配著人的主要活動。人與動物的最大共通性是什麼呢？告子說「食色，性也」。（《孟子 / 告子上》）確實是如此，求偶與覓食，便是所有生物具備的共通性。  

求偶與覓食，是生物的活動重心，也是人類的活動重心；至少，在剝開層層文化包裝後，求偶與覓食，仍然可以視為人類活動的基本動機。在這裡，便可以切入本段主題：一個人相貌俊美，在生物與社會意義上暗示了什麼？而這種暗示，特別是對於政治人物，又會產生什麼利弊得失。  

一般來講，一個人相貌俊美，在生物與社會意義上，暗示了他是一個求偶型的生物；因為他的外型有利於求偶。相反的，若是一個人相貌強悍兇蠻，在生物與社會意義上來講，則暗示了他是一個覓食型的生物；因為他的外型有利於覓食。也因此，在具有侵略性的事業中－例如軍、政、商界，大部分人刻意擺脫俊美外型，而努力的扮演好覓食腳色；至少，他們要「看起來」很覓食型。極端的例子，便是軍界的短髮、制服與肅殺神情。政、商二界的覓食性格雖然沒有這樣明顯，但是西裝、領帶、官威與海派作風，也都讓他們「看起來」很覓食型。這種隱藏求偶而強化覓食的形象扮演（play）是必須的，因為它符合侵略性事業的競爭原則－大家怕覓食型的人，不怕求偶型的人。當然，若是不具侵略性格的事業，例如文化、藝術事業等等，那種形象扮演可能就相反。 

事實上，這種因為形象而造成的類型分別，是可笑而刻板的事情。因為在人類複雜的文化意涵下，形式並不等於內容，外在相貌並不等於內在個性。但是，對於外在相貌的刻板認知，卻又是人類普遍的一種制約反應；是我們祖先在大自然中奮鬥求生的時候，就已經具備了的本能。因為，一個人若無法長時間去了解他人，本來就只有根據潛意識中的刻板印象，去判斷面對自己的是什麼人物。這種反應，或許基本到可以與生物的趨吉避凶反應產生關聯。因此，當我們觀賞戲劇的時候，可以從演員的外貌來判斷其腳色身分。當我們通過國外海關的時候，時常被假定為壞人，而受到冰冷的待遇；因為海關普遍受過一種區別好人壞人的「類型訓練」（profile training）。[1]即便睿智如孔子，對於他的學生澹臺滅明，也因為以外貌來判斷，而看走了眼。留下「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教訓。[2]（《史記 / 仲尼弟子列傳》）   

俊美的求偶型，與粗獷的覓食型具有完全相反的暗示性，並且二者都會造成他人強烈的第一印象。這種刻板印象延伸出來的可怕推論之一，便是求偶型的人不善於覓食。這種推論，對於政治人物而言，是極大的致命傷。它暗示求偶型的人在政治上不善於衝鋒陷陣，開疆闢土；甚至不善於解決問題，處理危機。這種可怕的推論與再推論，（無論其正確與否）會在政治的鬥爭場合中產生嚴重的放大作用，不但影響敵方評估，並且影響友方評估；更會在選戰中，使得選民不敢選擇與託付。[3]而覓食型人物在政治的鬥爭場合中，便給人相反的印象。他們暗示了攻擊與掠奪的個性，打擊與毀滅的本領。這種印象符合政黨輪替與選舉戰爭的要求；它使得敵人懼怕，友人信賴；同時它也符合選戰中分為兩邊的選民期待。在準備廝殺的戰場上，誰不需要英雄人物呢？[4]   

關於「破」的另類思考 

所以， 馬英九 先生因為相貌俊美佔了便宜，也吃了虧。在受人提攜的政治成長過程中，他的相貌給他加了分；但是在他要獨當一面參與政治鬥爭的時候，他的相貌給他減了分。他不但在操守與道德上，與週遭的人（無論敵人或友人）都有很大的差距。在相貌與印象分類上，他也與人們習慣的政治人物完全不同。這種過於完美的相貌與印象，在短時間內，或許容易獲得他人出於好奇的欣賞。但是長此以往，恐怕求偶型與覓食型的那種刻板聯想，就要浮現在大家心中。這對於 馬 先生而言，終究不是一項有利因素。 

相貌是不能改變的，但是形象可以經營。馬英九先生對於其過於俊美的應對之法，是在整體形象的再塑造上，想辦法有所「破」；以折衝其俊美相貌帶給他人的錯誤聯想。這個「破」的觀念，雖然乍聽之下不合常情，卻是中國數千年來的老道理。它可以上溯《易經》，值得仔細推敲。

《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經 / 繫辭上傳 / 五章》）這是中國最早的二元思想；以陰陽兩個代表性符號，說明萬事萬物相對、卻又相反相成的奇妙關係。換句話講，《易經》認為一不好，二好。一極端，極端則不得長久；二則相互牽制變化，變化則得長久。一個人的相貌，與其衍生出來的社會形象，也合於上述這種道理。好形象是極端的，壞形象也是極端的；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如何取捨趨避，離一得二；是政治上的一門大學問。在好形象與壞形象的相反相成中，「破」的問題就出現了。 

陰與陽相對，「破」與「立」也相對。「立」便是建立，「破」便是破壞；任何人都喜歡「立」而不喜歡「破」。然而，依據《易經》的陰陽道理：「立」或「破」都是一，皆不得長久。「立」與「破」則是二，能夠相互牽制變化，故得以長久。「破」與「立」之共存或循環，是構成變化與長久的重要條件。所以，「破」雖不討喜，卻並不可怕。

《易經》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易經 / 繫辭上傳 / 五章》）這個說法就更精闢了。這句話表示，陰陽雖然相反，卻不見得是必然的客觀共存或循環。在陰陽的變化中，是陰是陽不一定；其間可以加入人為的操縱。也即是說，人可以主動求變化；可以主動加入相反因素，以促成陰陽相反相成的完滿結果。回到「立」與「破」的問題上，「立」與「破」也不是客觀的必然共存或循環。為了達到有「立」有「破」的完滿結果，人可以主動的求「破」！「破」非但不可怕，還具建設性效果。在這種理解之下，所謂「破壞形象」就不見得是不好的事，而是高度的謀略運用了。馬英九先生，可以試著從其言談舉止、穿著打扮等小處入手，處處留意改變形象；以求「破」其過於單純、一元的相貌意義。進而在二元的形象與格局中，獲致最大完滿。 

        一段極端的「破格」歷史

有人批評中國歷史為「帝王家譜」，因為它多為官修，主要只談政治事件。歷史上，因為相貌俊美，而被史家記上一筆的，大概以秦漢之際的張良最為有名。有關張良的記載，可以幫助我們放下理論，而從真實事件之中，了解「破」字的智慧與精妙。

張良，戰國韓國人，幫助劉邦建立漢朝的大功臣。他在漢高祖身邊，居於軍師地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西漢武帝時的司馬遷，認為張良這樣的大人物，必定相貌「魁梧奇偉」。但是在看到張良的圖像後，他非常吃驚；因為張良竟然長得「狀貌如婦人好女」，漂亮的不得了。（關於張良引文，皆出《史記 / 留侯世家》，不另註） 

張良原本是貴族，長得太漂亮，身體又很不好；（「留侯性多病」）非但是典型的求偶型，其形象簡直就如《石頭記》中的賈寶玉一般。這位漂亮俊美的政治家，置身於粗獷的楚漢群英之間，顯得極為特殊而突兀。但是，張良知道這種特殊與突兀的不利。因此，有效的設計事件，調整形象，平衡其相貌「弱勢」。更明白的說，張良清楚自己的理想；也清楚自己原本的「格」（形象），與政治世界要求的「格」（形象），非常「格格不入」。因此，俊美的張良，大膽的重建形象，走上了令人驚異的「破格」之路。 

張良的「破格」方法是什麼呢？簡單的講，就是「降格」；俊美的相貌不能改變，則降低形象之格調以為平衡。這一段有興味的歷史發人深省；可以簡約的分為幾個段落，敘述分析如後。  

張良的先人五世相韓，出身非常高貴。當韓國被秦消滅之後，張良的高貴失去意義，卻仍然富有。但是，他連弟弟死了都不埋葬，把家財散盡，尋訪刺客刺殺秦王。（「韓破，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這種出錢買兇與教唆殺人的行為，是張良的「破格」（降格）之始。因為一個「狀貌如婦人好女」的弱公子，以這樣的方式報仇，難免給人強烈的矛盾印象。而印象的矛盾甚至扭曲，卻正是形象再造的重要起步。  

政治事件有了起頭，就需要負責的完成，不能流於政治口號。張良對於「求刺客」的事情，貫徹始終；最後，去見了倉海君。（一說即蠻族宗長）他在倉海君那裡，找到一名大力士；趁著秦始皇東遊的時候，張良與力士聯手刺殺秦始皇，結果沒有成功。（「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這種因為政治仇恨，而刺殺敵對領袖的作法，在今日而言，便是國際恐怖活動。在當時，這個事件亦必震驚國際，正式顛覆了張良「狀貌如婦人好女」的「弱勢」形象；這是張良更進一步的「破格」（降格）行為。 

張良的恐怖活動，自然引發了秦始皇的雷霆之怒；並且急切地在各地尋找刺客。迫於情勢，張良只得以「賊」的身分，「亡匿」至下邳。（「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這個做「賊」與「亡匿」的過程，令張良公開地與法律決裂，而成為一名政府通緝的亡命之徒。也讓張良的「破格」（降格），出現社會層次上的突破；由政治貴胄沉淪至社會底層。

張良改了姓名，在下邳躲藏了不短的時間。其間的重要事件之一，便是他遇到了圯上老人（一說即黃石公）。這一段歷史，記錄了老人的試探與張良的順從；而以老人贈張良以《太公兵法》結束。不過少人注意的是，張良在初遇老人的時候，並沒有表現出敬意與順從，反而顯現出下層社會的暴力氣息。（「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換句話講，張良對老人的最初反應，是「看你年紀大，忍耐著不揍你！」這個「狀貌如婦人好女」的美男子，其暴戾之氣的顯現，簡直如同黑社會一般！這是張良自政治犯罪而社會犯罪的重大轉折。這個「破格」（降格）的動作，怕是比暗殺政治領袖驚人得多！張良在形象認同與人格認同上，發生了徹底的轉變；他的內心中，有道德解體與價值重組的激烈活動。

下層社會中，暴力是建立階級的最直接方法。張良在下邳的行為與名聲，逐漸為人所知，並且形成一種地方勢力。太史公以「居下邳，為任俠」數字，客氣的形容張良這段時間的身分與作風。俠是什麼呢？韓非子說得好，「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 / 五蠹》）俠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生活方式，同時也是特定的社會標記。高貴俊美的張良，「破格」至如此地步！「降格」至如此地步！「狀貌如婦人好女」的一般定義，已不能與他的人格特質及社會地位發生聯想。張良已經由俊美的求偶型男人，成功轉化為強悍的覓食型男人。並且，他還有額外的過人條件；「狀貌如婦人好女」這件事，巧妙地與張良的新形象融合為一；他是一個漂亮的黑社會老大。 

最終，張良便以這種形象與作風，結識了政治人物項伯；（「項伯常殺人，從良匿。」）便以這種形象與作風，結識了政治人物劉邦；（「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而走上了他的政治路途。

張良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經營劉邦，經營漢帝國的霸業。但是，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先，張良經營了他自己。他由相貌完美而至形象完滿；在心靈面與現實面上，皆由一元而二元，並且形成二元相反相成的氣魄與格局。張良的謀略與勇氣，令人嘆為觀止。 

後記

把人物粗糙的區分為求偶型與覓食型，是社會的普遍偏見。在上面的故事中，張良之所以「破格」，（降格）並不是要改變社會的普遍偏見；而是通過改變形象，以順應社會的普遍偏見；最終讓有偏見的社會接受他，而得以在政治舞台上順利發展。知道主客觀的可變與不可變，與調整主觀融入客觀，是張良的智慧，也是張良的勇氣。 馬英九 先生也一定要「破格」，（甚至降格）以順應社會的普遍偏見嗎？ 那要馬 先生自己判斷。不過，在事事以量取勝的民主社會裡，凡涉及「普遍」的事件，便應該是政治人物時時留心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