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學觀點談馬英九之性格

王大智

原載於台北《湖南文獻》137期 / 2007

 

楔子

 

我 和馬 先生認識，應該是他做法務部長的時候，因為我與他是鄰居；早上他到興隆公園慢跑，我出門遇見他，都會叫他一聲部長好。我有這樣的印象，大約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至於再早，便是他到密西根大學演講，我在那裏做學生，也就是臺上台下的講者與聽眾關係罷了。當然，他是非常有風采的，到那裏都是焦點。  

我與 馬 先生的父親，鶴 淩 先生的交往，比較正式。我主持臺北市孫文學會，有活動就請他支持；他也很願意跟我講講古。後來，便時常到他忠孝東路的辦公室坐坐，也參加他籌辦的一些活動；例如世界華人統一促進會等等。我很尊敬 馬老 先生，看見別人進進出出都喊他馬伯伯；這樣當然容易拉近關係，不過我以為對於尊敬的長者，不應該輕易的拉關係；我都是稱呼他 馬 先生，從第一次見面一直到最後。 馬老 先生跟我幾乎無話不談， 關於馬 先生的瞭解，可以說有相當部分是從他那裏，側面建立的。 

聖人馬英九

馬老先生講兒子，自然要比他人深刻；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跟我說「我要馬英九作聖人，他從小我就教他要作聖人」。對於這個話，我非常震撼。

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裏，聖人難做。非但聖人難作，好人也難作；即便要做好人，好人的定義也難掌握。聖人兩個字，只出現在傳統的歷史或者國文教科書裏。中國歷史上，能夠定位為聖人的只有幾個人；並且那幾個人之所以成為聖人，主要是政治原因的配合而非道德人格的實踐。聖人是一種虛無飄渺的理想，是一種頭銜；背後隱藏著政府施之于人民的文化謀略。至於說，視聖人理想為真實，並且對於自己的後代，發願要教導出一位聖人，是非常特別的一件事情。因此，我認為要瞭 解馬英九 先生，先瞭 解馬老 先生對他的期待，是一個重要關鍵點。老先生故去後，看見 馬 先生難過的說他願意下輩子再做他的兒子。我想，這一段教育過程與教育理想－對於人生價值與意義的肯定與憧憬，應該在兩人間產生過特殊的共鳴。馬氏父子間的關係，大概真正是介於師徒父子之間罷。 

關於馬先生的聖人性格，我有一個奇特的記憶。記得十餘年前，我剛從美國回來。一天晚上，我穿著短褲拖鞋，到巷子裏吃麵。遠遠看見 馬 先生運動完回來，我們彼此看見但是眼神還沒有直接接觸，他忽然掉頭走了；我有很長的時間想不通這個問題。直到幾年前，我對一位天主教的老太太講這件事，那位善良的老太太對我的疑惑反倒不解。她皺著眉頭對我說，「那是因為馬英九怕你不好意思」。是如此麼？一個人能夠如此細緻敏銳而替他人著想，那的確是聖人了。那時已經近五十歲的 馬 先生是這樣想的嗎？這件事又讓我想起，我十四歲時候的一件事情。

我初中時期，是再興中學的籃球代表隊。有一次，在公賣局球場和其他學校賽球。我們輸了，下半場隊長叫我們做各種小動作犯規。我非常的不高興，在場上跟隊長吵起來。我說這種球我不打，我們乾脆輸給人家算了。隊長跟我大吵，說我觀念不正確。我的觀念不正確嗎？現在，當我的心回到那個已經拆掉的球場上，回到那個和人吵架不肯做壞事的十四歲男孩身上時，我還是有一點激動。我的觀念不正確嗎？那麼正確的觀念是什麼呢？我只知道，為了公平正義替別人著想，寧可輸球給別人；那一點點的激動叫做善良，叫做道德。但是，那是我十四歲時候的事。當年近五十歲的 馬 先生替我的衣衫不整著想，是這樣的心理嗎？他今天還是這樣的心理嗎？我還記得 馬老 先生說要 馬 先生作聖人時候的眼神和表情，那樣的自然與自信。事實上，這是馬英九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好像總在他的身上，可以看見自己年輕時候的一些影子。只是回顧這些身影，總難免有一點傷感。也許馬英九真的是聖人罷。 

聖人之路與聖王之路

如果馬英九真的具有聖人性格，我便有一些話要講。說這些話對我一點好處也沒有，是要得罪許多人， 包括馬 先生在內的。但是，也沒有辦法；大約這就是另一種性格，一種江湖人的性格吧。 

聖人顯然和聖王不同；雖然都有一個聖字，在意義內涵上卻南轅北轍。聖人是修養上的道德虛幻人物，聖王是事功上的政治神話人物。聖人的出現，是對於聖人這種理想有憧憬；而個人的，始終如一的對道德理想奉獻下的結果。聖王的出現，則是順應現實政治要求，而集體的，絕對謀略的經營造神運動的結果。簡單的講，聖人是道德人物，聖王是政治人物。在西方基督教的系統下，聖人非但是道德人物，還是宗教人物，其性格和統屬範疇問題，就更清楚了。

馬老先生說要把馬英九教養成一個聖人，如果他對於聖人和聖王的定義沒有弄清楚，那是他對於中國歷史的一些名詞有誤解。如果他很明白聖人和聖王不同，而把馬英九教養成聖人，又把他投入聖王事業；那對於馬英九的安排就是很奇特的事情了。因為聖人僅存在于道德與宗教事業中；在政治事業裏，並沒有聖人的地位。

聖王是大家捧出來的，是追隨于聖王周圍的既得利益者捧出來的，其目的是讓聖王的光環可以延續，而使得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可以延續。但是，在中國歷史上，當聖王的名號與事蹟由在位者技巧的予以散佈之後，常常令讀書人與老百姓信以為真。錯把聖王當成聖人，錯把謀略的結果當成了道德的成績。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 / 第五》）他說的實際上是聖王，而不是聖人。這個道理中國讀書人沒有弄清楚，便使自己的價值觀打了結，弄到痛苦不堪。而這種痛苦不堪有其必然性，因為弄不清楚聖人與聖王，正是聖王之術的一部分。老子又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老子 / 第六十五》）他就是要人民弄不清楚；而聖人與聖王的弄不清楚，正是聖王之術的菁華－我作聖王，你們做聖人；我講謀略，你們講道德。這個國王做得多麼容易舒服。 

當聖人遇見大人與小人

因此，顯而易見的，聖王是一種政治人物，聖人是一種道德人物；這兩種人的領域與發揮空間完全不同。聖人出現在政治圈裏，之所以總是有人制肘，其原因可以用社會結構來解釋。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 / 顏淵》）《論語》中的小人並不是今日所謂的壞人，而是社會上的一般民眾。居於上位的人，在道德與行事風格上，都會影響下面的人。這種說法並沒有錯，因為在物理上來講，重（質）量小的物質必然受重（質）量大的物質吸引。但是孔子的話很約略，而忽略了一些技術上的問題。而技術問題常常是成敗的關鍵，就好像軍事行為上，若是只重戰略而輕戰術，那就如同紙上談兵一樣。孔子對於政治的上下關係中，有一部份沒有說出來， 那就是 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官僚系統。 

官僚系統是聖王可以統御，而聖人束手無策的一群社會菁英。如果我們把君子定義為領袖，小人定義為人民，而把官僚體系暫且以大人稱呼之，（雖然並不是非常合轍）這種君子、大人、小人的關係，清楚的說明了聖人之所以難在政治上有所發揮的原因。大人是夾在君子與小人之間的人物，無論君主政體或是民主政體，官僚系統都是執行者；而君子的意志要通過官僚而得以實現。如果官僚的利益與統治者不能一致，政治的運作必定困難。這是權力的分配問題，也是權力相互制衡的必然結果。但是，這種下對上制衡必然是相對的制衡，而不是絕對的制衡。如果這種制衡具決定性，則君主與官僚的分界就沒有了，而形成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因此，在避免與應付這種局面的出現。上位者必須擁有施行法外暴力的魄力。這種魄力的擁有與暴力的施行，便是聖王作得到，而聖人做不到的事情。

回到今日民主體制，政治資源完全由政黨分配的情況下。所謂君子、大人、小人的權宜分類，有了新局面。大人除了官僚系統外，還加上了民代系統。如果還是以歷史的觀念來看，官僚系統是文臣，民代系統是武將。官僚系統仍然是執行者，但是民代系統卻代替了軍人，是為政黨打天下，而得到執政權、維持執政權的封疆大吏。他們也擁有君子、大人、小人概念中的大人身分；並且政黨輪替的戰爭是由他們衝鋒陷陣，是由他們在地方而中央的逐次選舉戰役中獲勝而造成。他們的利益必須顧及，必須對他們施以法外的恩惠。這一點，又是聖王作得到，而聖人做不到的事情。

現代的新式大人－民代系統，與傳統大人極為不同的一點，是他們在組織內因為貢獻大而權利大，他們是完全不必然 屈服于 君子的大人。

民主政治真的是政黨間的戰爭嗎？這是個觀察角度的問題。我認為民主政治是政黨與人民的戰爭，人民是戰爭的真實對象；通過選舉，一塊塊的瓜分選民；人民是獵物，政黨是獵人。誰的獵物最多，便得以執政。這裏面，所謂的封壃大吏，所謂的獵人，就是民代。民代是一種可以與人民直接有對話的大人，他們的權力基礎也就建立在這種直接對話的機會上面。既然可以直接對話，加上媒體的配合，他們就可以操弄輿論。而輿論便是民代的武器，是他們捕獲選民的一張網。輿論幾乎與選票同義，而選票是今日政黨政治下，政治人物的一切。這裏面權力的分配更細緻，更具有相對性了；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真正運作情形。然而接受這種觀念，而運用這種觀念，又是聖王作得到，而聖人做不到的事情－因為聖王能屈能伸，能屈於人下；而聖人堅持理想，不肯屈服。     

再談新式的大人系統

民主政治，是從民間選出精英份子參與層層政府的施政活動，而不讓首長與官僚體系獨攬行政的一種政治運作模式。[1]民選兩個字，常常被人認為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所在。然而，民主政治的真正特色與玄機，是在由民選而產生的精英那兩個字上。更準確的說，是在精英那兩個字的定義上。到底什麼是民間精英；誰才是精英。

社會上的精英人物，即是有影響力的人物。然而社會是一個金字塔，除了有上下之分外，它還是一個上小下大的結構。理論上，因為教育普及，這個金字塔會越來越接近菱形，中間突起的部份即是所謂中產階級。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中下層人民在數量上永遠超過上層社會。這個數字問題，使得上層社會的精英，相對的不容易出頭，因為認同他們為精英的選民少；而中下階層的精英容易出頭，因為認同他們為精英的選民；不但多，還是整個人口結構中的絕大多數。

在民主運作中，精英的定義是很明顯的。這也是民意代表中，為什麼以知識份子姿態出現，而贏得選民青睞的人比例那樣少，而越往基層的選舉，其比例更是絕對偏低的原因所在。這不是選民素質問題，這是社會結構與民主制度的遊戲規則問題。所謂的人民，在選舉與民主的數量意義上，當解釋為中下階層老百姓。在選舉定義上，知識份子完全可以被忽視，而不算是人民！（事實上，在專制社會中，他們也同樣可以完全被忽視。）中下階層選出來的精英人數眾多，代表了社會絕大多數人民的意見與欲望，構成所謂新式的大人系統。這一批新式的民代大人，是可以壓制官僚大人，而真正抬頭挺胸的立足 于 君子與小人之間的人物。忽視他們在民主制度中的代表性，忽視他們的利益，忽視他們在政黨戰爭中出生入死的汗馬功勞，忽視他們是政黨得以執政的封壃大吏，他們便會毫不留情的打擊君子；因為現代君子的權力由民代系統鞏固，而非由官僚系統鞏固。

新式的大人系統，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不過百年。這個系統是民主政治的權力基礎，也是上位君子的權力基礎；而其特徵是中下層社會力量與價值觀的爆發。我們通常痛駡在上位者有白手套，替之行使權力，而不願意去想像民意代表反向的是地方勢力的白手套，替之行使權力。民主政治在運作上越純熟的國家，可以說便是把這個系統包裝得越完美、越有經驗的國家而已。這個道理，是聖王明白但是不會承認的事情，因為不承認，是政治人物必須具備的基本包裝行為。但是對於「君子遠庖廚」的聖人而言，這種道理恐怕難以被接受。因為，聖人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高貴的、古老的、有點令人傷感的意識型態。

後記

孫中山是我佩服的一個人，我佩服他的勇氣。他敢於向兩千年的帝制觀念挑戰，（自秦代始）敢於向四千年的朝代觀念挑戰。（自夏代始）然而，孫中山挑戰的是一種制度，一種並不有利於大多數人的制度。我也很佩服 馬英九 先生，佩服他的道德勇氣。（堅持便是勇氣）然而，我也必須說， 馬 先生挑戰的不是制度，而是人性；（道德並非人性，孔子在《論語 / 子罕》中感慨的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色才是先天人性，好德是後天教化。）他的標準並不是大多數人的標準。因此，在現實的君子、大人、小人互動中，怕是會吃盡大人的苦頭，而根本談不到什麼君子之德下及小人的問題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