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賴清德在就職兩週年之際，拋出「0到18歲成長津貼」每月5000元的新政，試圖以「國家一起養」的巨額投資迎戰少子化國安危機。然而，這項一年預估燃燒2000億元預算的政策紅包，卻意外在跨過18歲門檻的校園社會裡引爆了集體焦慮與不平之鳴。

許多18歲以上、仍在大學或研究所苦讀的年輕學子直言，自己才是最直接面對高物價、高房租，且最迫切需要生活實質補貼的群體。這種「18歲一線之隔」的政策分水嶺，暴露出公共資源分配的盲點，更激化了年輕世代內部的相對剝奪感。

從政策設計的邏輯來看，政府將補貼止步於18歲，並規劃將部分津貼匯入「兒少帳戶」作為「青年的未來基金」，初衷是希望孩子成年時，能有一筆就學或創業的「第一桶金」。從0-18歲，可以領到足足108萬。然而，這對於「現在正身處現場」的18歲以上大專生而言，無疑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

當前的大學與研究生群體，正頂著台灣近年來最劇烈的通膨壓力。外食費節節攀升、校外租金高居不下，加上學雜費的負擔，許多私校或弱勢家庭的學生，必須在課業與多份兼職打工之間痛苦拉鋸。對他們而言，每月5000元不是未來的夢想基金，而是現在能不能少兼一份差、多睡兩小時、安心留在圖書館讀書的「救命錢」。

這項政策造成的相對剝奪感，往往來自於「需求與獲得的錯置」。18歲以下的兒少，其生活與經濟主體依然附屬於家庭，5000元津貼實質上是補貼給「父母」以減輕育兒負擔。相反地，18歲以上的青年在法律上已然成年，開始承擔獨立生活的經濟壓力，卻在公共福利的雷達上「被隱形」了。政府一方面撥出天文數字補助未成年群體，另一方面對正處於高等教育、即將投入勞動市場的準社會新鮮人，僅能提供緩不濟急的就學貸款或條件嚴苛的弱勢助學金。這種對比，自然讓獨立生活壓力最沉重的高校青年感到不公：為什麼最需要生活費維持生存尊嚴的群體，反而被排除在國家的照顧網之外？

面對這份高校青年的不平之鳴，政府在推動人口對策新戰略時，不應只將眼光死守在「催生」的年齡層，更必須看見「已生出來且正在奮鬥」的青年困境。少子化的解方不只是讓父母敢生，更是要讓已經長大的年輕人看得到未來、在高等教育階段不至於被生活壓垮。

如何平衡這份遺憾？政府或許應考慮建立「政策銜接機制」。例如，針對18歲以上仍在學的青年，研擬結合在地租屋補貼、高教生活助學金或實習津貼等多元配套，將這項每月5000元的政策善意，以不同的形式延伸到大學與研究所校園。唯有打破18歲這條僵化的行政界線，將「國家一起養」翻轉為「國家陪你長大」，政策才能真正止住年輕世代的怨氣，讓公共資源的雨露均霑，轉化為支撐台灣未來的實質溫暖。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聚傳媒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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