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北北投一名清潔隊員在回收垃圾時，撿到一只仍能使用的大同電鍋，殘值32元。他出於好心，把電鍋送給認識的拾荒婦人。故事若停在這裡，不過是一個微小的溫情插曲。然而現實的劇本更冷酷：這名服務三十餘年的清潔員，最後因涉嫌「侵占非公用私有財物」遭起訴，被貼上「貪污」標籤。

一只電鍋，讓善意淪為罪名。這並非《黑鏡》裡的諷刺劇，而是真實的台灣司法日常。

諷刺的是，過去十年，台灣接連爆發動輒數十億、數百億的重大貪瀆爭議：光電開發案、雞蛋進口黑箱、公共工程回扣。金額之鉅，足以買下千萬只大同電鍋。可這些案件多半纏訟多年，涉案者不是交保候傳，就是因「舉證不足」輕輕落地。當32元能成為「證據確鑿」的鐵案，而數百億卻成為「疑點利益」的庇護，法律的比例原則已形同死灰。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西方媒體流傳著類似說法：「偷一顆雞蛋的人坐牢，偷一座國家的人登上寶座。」在台灣，這句話只需將雞蛋換成電鍋，就足以概括荒謬的司法景觀。

法律原本應是社會正義的守護者，如今卻像一把失衡的天秤：對基層小民精確到小數點，對權貴財團卻模糊成一片。當罪刑法定淪為冷冰冰的機械計算，善意不再有價，只有程序正義的鋼牙在最脆弱的人身上咬下。

事實上，這不是台灣獨有的病。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後，華爾街高層幾乎全數免責；韓國前總統朴槿惠卻因財團干政被判入獄二十多年。國際比較顯示：司法不是沒有牙齒，而是選擇咬誰、放過誰。評論家孟肯（H. L. Mencken)早就看透這點：「法律不關心正義，只在乎手續。」在電鍋案裡，手續單純，於是迅速起訴；在光電弊案裡，手續繁複，於是司法踟躕。

也許，王爾德會說：「社會能原諒罪犯，卻永遠不會原諒失敗者。」這名清潔員就是失敗者——失敗於制度，失敗於階級，更失敗於一個不允許善意超越規章的社會。馬克吐溫若還在世，恐怕只會譏諷：「歷史不重演，但總是選擇最荒謬的方式押錯注。」

台灣社會的犬儒感，正在這些不對稱的判決中蔓延。當民眾看見巨額弊案總是不了了之，卻又親眼目睹基層公務員因一只電鍋身陷法網，他們不會再相信法律是伸張正義的劍，而只會把它視為懲罰弱者的棍棒。

丘吉爾說過，民主是最壞的制度，只是其他制度更糟。但若民主制度中的司法，專門拿來鞭笞最弱小的人，卻對最強大的人彎腰，那麼它就不再是制度，而是一場荒誕劇。

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當社會允許豺狼在光天化日下分食國庫，卻耗盡力氣去追殺叼走殘羹的狐狸，那麼我們真正失去的，不只是正義，而是整個文明的信任基礎。

法律可以懲罰錯誤，但若它開始懲罰善意，那麼我們該問的不是清潔員該不該被判刑，而是整個司法體系還剩下多少正當性。民主從不會死於敵人之手，它往往死於自己的笑話。台灣如今笑得愈大聲，沉淪的速度也就愈快。（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