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民進黨政府將「抗中保台」作為其治國核心敘事,並藉此形塑道德優勢與選舉正當性。然而,當國安體系在最高層級出現連環滲透破口,從軍事、情治到外交與總統幕僚皆傳出共諜案時,社會看到的卻不是反滲透機制的強化,也不是政府的深刻反省與負責,而是一連串的卸責、淡化與政治操作。這種劇烈的落差,揭示的並非單一失職,而是一種體系性的政治倫理崩潰:一個長期以反中為信仰正當性的政權,其內部防諜體系卻瀕臨瓦解;而面對事證揭露,負責機關高層卻集體沉默,拒絕承擔任何政治責任。

一、 統治敘事與治理現實之間的徹底錯位

在過去十餘年,民進黨不斷將中國界定為民主體制的最大外部威脅。從修法限制陸資、設置反滲透法,到外交政策的抗中定錨,其政治認同與治理理念早已全面與「反中」綁定。這套話語策略在選舉中奏效,也在國際上贏得支持。但諷刺的是,正是在這種高張力的意識形態主張下,國安制度卻逐漸內部空洞化,對內忠誠查核鬆弛、查核對象制度化排除、責任體系層層卸責,導致共諜滲透不再是「潛在風險」,而是已發生、廣泛存在且制度未能防堵的「治理現實」。

當政黨以反中為國家認同基礎時,其內部治理理應更嚴密,制度應該更成熟,警覺性應該更高。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在忠誠查核的具體制度面上,現行法制設計存在重大缺口:例如對於非編制人員、政務幕僚、顧問與特聘職位缺乏強制查核依據;任職後缺乏動態監控機制,幾無定期複查與異常接觸回報義務;制度內部未建立跨機關查核資料整合平台,導致單位之間各自為政,風險無從預警。更令人憂慮的是,制度的鬆弛背後,反映出的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失範。在強調意識形態忠誠與政黨信任的治理氛圍下,「自己人」往往被假定為無須查核的安全對象。這種錯置的信任邏輯,使得原應最敏感的政策幕僚與安全機密接觸者,反而成為制度查核的「盲區」。而一旦這樣的漏洞遭敵對勢力識破並利用,就構成國安體系最脆弱、也最難補救的斷點。

這一切的問題,其實並不罕見於民主國家,但真正使台灣國安體系陷入信任危機的,並非制度本身的不完美,而是當制度明顯失效之後,政治層級卻無任何反應或負責。國家機關的政治首長,尤其是總統府秘書長、國安會秘書長、外交部長等,理應對轄下重大疏漏承擔最低限度的政治責任。然而,在多起滲透案件接連曝光後,這些高層主管非但未請辭,亦未公開道歉或說明查核失能的體制缺陷。整體執政團隊選擇將事件切割為「個案」、「個人犯行」、「遭中共吸收」,而非針對制度做系統性檢討。

二、政治責任完全被去結構化、去系統化、去問責化

這種現象揭示的,其實是一種民主治理的根本破裂。當政黨將某種意識形態價值——例如「反中」——絕對化地綁定自身正當性時,原本應有的責任倫理與權力自律反而被邊緣化。當制度出現失靈,若能儘速反省並重建制度信任,是民主治理的正常機制。但當制度崩壞卻無人承擔,反以「反滲透」的宏大口號掩蓋具體疏失,就淪為話語治理與象徵操控。當代西方民主體制對「國安失誤」的政治處理,往往視之為對行政誠信與制度正當性的直接挑戰。例如,若英國內閣秘書處、以色列摩薩德、或美國白宮內部出現結構性安全失誤,高層官員請辭往往視為政治倫理的基本回應,乃至保全國家體制信任的一種必要儀式。這樣的責任制度未必可立即杜絕風險,但它透過制度責任鏈的維繫,使人民對體制仍存有信賴與修復的可能。

反觀台灣,當體系內部失靈已無可迴避,政治高層卻持續迴避問責,甚至動用政治動員語言轉移焦點,其實正是一種統治誠信的掏空。尤其是,當共諜案實際滲透的不再只是某幾個基層官員,而是觸及國家權力核心部門時,這不再只是行政錯誤,而是統治理念與治理誠信的雙重破產。

三、結語

最終,問題已不僅止於共諜有無滲透,而在於當制度顯然失效時,一個以「反中」為信仰正當性的執政政黨,是否還有勇氣面對自身的結構性缺陷?是否願意正視權力體系的防諜機制早已空轉,是否仍具備對體制進行自我修復的政治責任感與制度謙卑?這些問題不單是對執政者的提問,也是對台灣民主制度未來可持續性的深刻警訊。當「反中」淪為符號政治的空殼,而制度與責任皆已瓦解時,我們所面對的不只是敵對勢力的滲透,而是體制內部的真空與信任的崩潰。

民主制度的核心從來不在於意識形態的表述有多麼激烈,而在於制度本身是否具備自我約束與自我修復的能力。當制度失效時,應是整個統治階層共同承擔責任、誠實面對缺陷的時刻;但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日益擴大的責任真空。面對這類高風險、系統性國安危機,若政府選擇繼續以選舉語言、道德訴求與敵我論述遮蔽制度錯位,最終損害的將不僅是執政正當性,更是台灣作為一個成熟民主政體所應維繫的法治規範與政治誠信。

面對共諜滲透所揭示的體制危機,我們應當誠實承認,這不是一個可以靠政治語言修補的裂縫,而是必須回歸制度基礎、重建責任倫理的警鐘。如果連反中政黨自身的核心體系都無法防中,那麼所有政治宣示終將淪為虛構敘事。而這個社會所失去的,也不只是一次情報安全的防線,而是這個執政黨治理國家的最後公信力。

(作者為國會助理、《新政評論》創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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