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婦女節到來，依行政院性平處甫出版的《2026 性別圖像》，台灣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所採用的性別衡量指標──性別不平等指數（GII）之國際相對排名，已由過去多年約居全球前十名以內，下滑至十名之外。性別不平等指數（GII）聚焦各國在政治賦權與勞動參與等核心面向的性別治理表現，為重要的國際比較指標。
乍看之下，台灣在多項性別參與指標上仍維持一定水準；然而，若置於國際比較的治理脈絡中檢視，整體進展並未與全球趨勢同步，部分關鍵面向甚至呈現停滯。這也使得一個問題無法迴避：台灣的性別平等，是否仍停留在「參與增加」，卻尚未真正轉化為「權力重分配」？
一、關鍵不在入口，而在權力是否真的打開。關鍵不在於女性是否能進入公共體系，而在於是否能實質進入決策與權力核心。從制度面觀察，近年台灣確實已降低女性進入公共體系的正式門檻。在蔡英文與賴清德政府任內，性別平等持續被納入治理框架，女性並未被排除於公部門與公共制度之外。
然而，制度入口的開放，並不等同於權力結構的改變。過去五年來，無論在內閣閣員、大法官，或簡任級公務人員等關鍵決策職位中，女性比例皆未穩定達到三分之一以上，顯示性別平衡原則尚未實質成為高階任命與權力配置的制度常規。這反映的不是個別任命結果，而是性別平衡尚未被視為治理結構的一部分。
二、關鍵不在參與，而在能否轉化為權力累積。關鍵不在女性是否參與教育與就業，而在於這些參與是否能轉化為長期的權力累積。即便在高等教育體系中，女性整體就學比例不低，但在碩博士等高階學位層級，男性仍占多數；進入職場後，女性於基層與中階職位逐步累積，卻在中高階主管與決策職位明顯止步。
這種從教育到職涯的「漏斗式流失」，使女性即便具備人力條件，仍難以累積影響政策方向與資源分配的制度性權力，也限制了性別平等向治理核心推進的可能性。
三、關鍵不在態度，而在制度是否承接照顧風險。關鍵不在性別角色是否改變，而在制度是否真正承接照顧責任。在家庭與照顧面向，近年雖可見男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比例上升，顯示性別角色分工開始鬆動，但整體照顧責任仍高度集中於女性身上。無酬照顧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擔，而公共照顧體系的承接程度有限，使女性在勞動參與、工時安排與職涯累積上，持續承受結構性壓力。
《2026 性別圖像》亦首次呈現男女每日平均無酬照顧時間的比較結果，清楚顯示女性於家務及照顧工作的投入時間明顯高於男性。這種照顧責任的制度落差，已成為影響性別權力分配的關鍵治理因素。
四、關鍵不在排名，而在政治賦權是否制度化。關鍵不在排名數字本身，而在政治賦權是否被制度化。從 GII 的評估邏輯來看，政治賦權是衡量性別治理表現的核心面向之一，特別關注女性是否實質進入政治權力結構，包括國會代表性與高階決策參與。
相較於部分國家透過制度化配額、政黨提名規則或高階任命的性別平衡原則，持續推進女性政治代表性，台灣在此一面向的制度化進展相對有限。這顯示政治賦權尚未被視為治理設計的一環，也直接反映在國際評價之中。
在全球性別治理持續升級、政治賦權成為核心評量指標的趨勢下，台灣所面臨的，不只是追趕排名的壓力，而是治理模式是否願意轉型的課題。下一階段的性別平等，已無法僅靠既有制度的微調，而需引入更具前瞻性的「性別創新」思維，將性別觀點系統性地納入決策設計、政治代表性、勞動參與與公共照顧體系之中。唯有如此，性別平等才能不再只是成果指標，而成為推動治理品質與民主韌性的關鍵引擎。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社工系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