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極端對立分裂的台灣社會，許多人不免會懷念起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一種具有批判性的公民對話。從1986年反杜邦運動開始，擴散為農民、勞工、原住民、反雛妓、人權等社會運動，成為改革社會的動能。那是一種超越政治立場的批判與反省，也是召喚民間社會公共參與的熱情。而那樣的動能，在今日的台灣，彷彿已經失去了。民間充塞著無力感與虛無感，公民參與的熱情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網路世界的眾聲喧嘩，而且處處替執政者擦脂抹粉，無法讓人民有感。
公民團體 不受政黨收編
今年，反杜邦運動剛好滿40年，一些年輕的社運團體有意回顧這40年來的發展，這也正是我們檢視歷史，找回公民社會的自主性，去建立一個新的、超越顏色政治、超越對立氛圍，走向新時代的契機。
首先要檢視的是公民社會的基礎還在不在。所謂公民社會是指「獨立於政府與營利企業之外，由公民自主組成、基於共同價值與利益而運作的非強制性組織。」最重要的是，它要具有公民的自主性，有容忍多元的包容心，以及理性的對話。其功能主要是監督政府和主流權力機構包括公營媒體，防止權力的濫用，成為民主政治的防線。更重要的是，通過不同的公民團體和政府的對話，建立共識，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
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看見1980年代的社會運動超越政黨，他們批判政府之外，也推動公共參與和國會立法，並且通過不同公民團體的對話，如工商團體與環保團體，學運團體與教師人權團體，可以建立社會共識，形成立法與執政的基礎。值得一提的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後，許多為參與救災而成立的民間團體，在地方上積極參與，成為社會重建非常重要的一環。從中央到地方形成對話機制，真心了解社會需求，增進共識，共構一個走向未來的目標。這是台灣社會轉型非常重要的一環。
然而2000年之後，網路時代來臨，社會運動開始走向不同面貌。這是由於網路時代的媒體呈現一種自主傳播和自主行動的特性。過去是先結成團體再動員參與，現在則是透過社群平台去發起，形成集體影響力。尤其民間社群，往往在一瞬間群發，傳播速度非常快，很容易變成行動。
其次，網路時代是一個「無組織的組織」。參與者會因為共同目標而在網路上形成一種水平連結，而其動能也是自發的。他們不一定有嚴密的組織，卻能夠迅速行動起來。這種特性曾帶來中東顏色革命，也帶給民主運動理論的新希望。
公民覺醒 不再保持沉默
但很快的，無組織的社會運動由於缺乏中心，因此無法形成共同力量與訴求，迅速被既有的政治團體收割利用，成為政治的附庸。這個運動最顯著的案例就是2013年因洪仲丘事件引爆的抗爭運動，和2014年因兩岸服貿協議發起的太陽花運動。
更由於網路的即時性，迅速的動員和串聯，也可以很快把憤怒轉化為線下的實際行動。有時上午的一個怒火，下午就會變成行動，逼著政府出來回應。這一點在新冠疫情時特別明顯。當時政府阻止社福與宗教慈善團體進口疫苗，社會一股怒火發動起來，一句「當媽祖要進來救人，政府擋在門口」的質問，逼得總統府不得不在晚上召開記者會。民間怒火燃燒，如此迅速驚人。
網路時代也會形成分眾社會，每個群體有各自的同溫層。同溫層的互動容易讓人局限一隅，失去判斷的客觀性。而網路的聲量很容易來得快也去得快，只是在內部互動而已。所以網路時代要形成社會的集體對話，就更加困難。更大的麻煩是，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利用龐大政府資源，組織網軍，進行社會洗腦，控制言論。這就使得社會對話變得更加困難，讓民主體制受到傷害。
基於此，台灣社會如果要走向和解，勢必要重建公民社會的多元與容忍，讓多數聲音出現而非少數在大聲叫囂，這要靠政府節制權力，不再利用公民團體和網軍造聲量，才能讓不同群體展開理性對話。公民力量的形成要靠本來沉默無聲的人，如勞工、教師、公務員、軍人等，更敢於出來發聲，民主才能健全。和解對話，才能建立和諧的社會，這需要公民力量的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