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和以色列聯手攻擊伊朗，意圖顛覆該國現任政權，再度造成中東地區煙硝瀰漫，各大媒體前只見各國僑民倉惶走避，爭相設法回去自己的國家。

當戰火逼近時，人民首先想到的從來不是主權爭論或政治立場，而是能否平安回家。然而，在若干國際危機中，台灣社會卻反覆上演一種弔詭場景，一方面政府強調主權立場，嚴詞批判北京的「統戰操作」，另一方面，身處險境的僑民卻總在焦急等待可行的撤離方案中備受煎熬。政客的表述與個人的生死安危，在同一時刻形成強烈對比，彼此牽扯衝突。

回顧過往幾次事件，爭議並非憑空而來。2018年日本關西機場因颱風燕子重創、旅客滯留之際，中國駐大阪總領館宣布協助「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撤離安排，引發台灣輿論震盪。外交部隨後說明，台灣方面亦有提供必要協助，但因資訊混亂、輿情發酵，最終演變成對政府應變能力的嚴厲質疑。那場風波，不僅牽動人心，也在社會中留下對「誰真正出手幫助台灣人」的長久辯論。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Ukraine局勢急轉直下，中國駐烏使館在撤僑公告中再度納入台灣人，引發台灣官方抗議，認為此舉意在宣示主權。台灣外交部則透過波蘭等鄰近國家安排協助撤離，強調已與當地僑界建立聯繫。但在戰火蔓延、交通癱瘓的混亂現場，資訊流通與實際接應能力難免受限，部分民眾仍對其效率與能力覆蓋面提出質疑。畢竟，對當事人而言，護照顏色與法理定位，遠不及能否順利跨越邊境重要。

再如2023年以哈衝突擴大，中東情勢緊繃之際，中國駐以色列使館公告協助撤離「中國公民及台灣同胞」，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公開指出，北京慣於在國際危機時「操作主權論述」，提醒民眾勿要上當，台灣方面也啟動協助機制，統計僑民人數、提供航班資訊與安全建議。然而輿論場卻迅速分裂，有人質疑政府是否足夠主動，也有人認為北京藉機模糊國際認知，兩種焦慮同時存在，彼此加劇。

問題的核心並不單是「誰幫了誰」，而在於制度性的現實困境。由於台灣在多數國家缺乏正式邦交館處，外交資源與法律地位天然受限。當交戰地區出現封鎖、空域關閉或治安失序時，任何國家的撤僑行動都面臨極高風險與成本，即便是全球部署最廣的強權，也難以做到毫無缺口。但是當撤離進度緩慢、溝通失序時，政府就必須承擔能力與決策上的責任，至於北京的動作是否出於善意，社會自有公評，但那不能成為當政者卸責的藉口。

然而，批評聲浪之所以屢屢升高，亦反映了另一層心理，即人民期待政府在最壞時刻成為最後一道防線。當資訊揭露不夠透明、溝通節奏落後社群媒體時代的速度，信任便會被猜疑取代，政治攻防一旦壓過專業回應，社會自然容易形成「政治無限上綱」的印象。這種負面印象，無論是否完全符合事實，都在不斷侵蝕公共信心。

同樣地，北京在公告中納入台灣人，確實具有其一貫政治框架，但對身處險境者而言，那更是一條可能的逃生管道。當生存需求與政治宣示交織，任何選擇都帶著沉重標籤，真正的兩難並不在於選擇何方的善意，而在於如何避免讓無辜的個體在危機中承擔台獨敘事的全部重量。

因此，與其讓每一次撤僑都淪為政治口水與意識形態對抗的延長賽，民進黨政府更應正視現實，放下仇中式的對立思維，務實與大陸建立危機互助機制。第一，在海外重大災變或戰事發生時，是否能啟動兩岸之間最低限度的人道協調管道，確保國人無論持何種證件，都能優先獲得安全撤離的安排？第二，能否在既有制度限制下，建立雙向通報與名冊比對機制，避免因政治顧慮而錯失黃金救援時間？第三，對於在緊急情況下選擇接受任何可行援助的國人，政府是否應予以尊重與保障，而非先入為主地貼上政治標籤？

撤僑本質上是人道問題，而不是主權角力的舞台。當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任何能降低風險的合作都應被理性對待，而不是在情緒與仇恨中被否定。真正成熟的政府，不是凡事政治化，而是在政治分歧之上，仍能為人民保留一條回家的路。

危機時刻真正被檢驗的，不只是軍事實力或外交資源，更是一個政府是否願意把人民生命置於意識形態之前。若凡是來自對岸的協助都被先入為主地視為敵意，凡是涉及兩岸接觸都被簡化為「矮化主權」，那麼理性討論的空間自然被壓縮，真正需要被解決的撤離問題反而被擱置。當回應遲緩、溝通混亂時，人民的不安不會因為高調表態而消失，只會在現實落差中更加擴大。

撤僑不是政治宣示的舞台，而是生死交關的人道行動，若政府始終以對抗思維看待兩岸互動，拒絕建立最低限度的互助管道，最後承擔風險的不是官員，而是身在險境的僑民。真正成熟的政治文化，應該是在堅持立場的同時，也能承認現實條件，為人民多留一條路，而不是讓所有選項都被情緒與標籤封死。

最令人憂心的，不是某一次口水攻防，而是我們是否已經習慣讓政治敵我凌駕於人命安危之上。當戰火逼近，護照的封面顏色不應成為衡量援助正當性的標準，只要能讓人安全離開險境的安排，都值得被務實看待。政府若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就不該在第一時間忙著定調動機，而是優先確保通道暢通。

在當前國際情勢日益動盪，世界強權已成彼消此長之勢，台灣的外交空間確有限制日深之慮，北京也必然有其政治盤算，但承認這些現實，並不意味著必須選擇全面對抗。相反地，正因為空間有限，更需要精準而冷靜的布局，放下仇中式的情緒反應，建立明確的人道互助機制與通報平台，才是對人民真正負責的態度。

當下一次危機降臨，社會期待看到的，絕非更多似是而非的政治推脫話術，而是更早啟動的協調、更清楚透明的資訊、更具體可行的撤離安排。對遠在他鄉的國人而言，他們需要的從來不是誰在輿論場上佔了上風，而是在機場的驚惶與夜色之中，確定有人已經替他們鋪好一條安全的歸鄕之路。

（作者為海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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