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圍繞114年憲判字第一號判決的爭議，早已不是單一裁判是否妥當的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場攸關台灣是否仍屬於法治國的憲政危機。部分學界與法界人士高調連署力挺5位大法官，宣稱其違反《憲法訴訟法》的裁判，是「讓憲政民主回歸正軌的第一步」，此一說法，不僅荒謬，更是危險至極。

因為他們刻意忽視、甚至完全不願正面面對的，是中華民國憲法第175條這一條法治國的命根子。

憲法第175條第一項明文規定：「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這句話的意思再清楚不過：憲法授權權力，法律決定程序。任何國家機關，包括最高的憲法法庭，都沒有權力自行拋棄程序法律，改以「憲法直接裁判」作為藉口，為自身的違法行為漂白。

然而，5位大法官卻公然主張，當立法院修法「癱瘓」憲法法庭時，大法官得依所謂「程序自主權」，不受《憲法訴訟法》關於出席與評議門檻的拘束，自行調整法庭組成，逕行作成違憲判決。這不是護憲，而是以護憲之名，行踐踏憲法之實。

若這套說法可以成立，那麼整個司法體系的程序法制，將在一夕之間土崩瓦解。因為按照同樣的邏輯，刑事法庭的法官，完全可以主張刑法是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具體化，因此在「必要時」不必遵守《刑事訴訟法》，直接依刑法定罪；民事法庭的法官，也可以宣稱民法體現私法自治，從而不必遵守《民事訴訟法》，逕行裁判。

當程序法律變成可被審判者自行選擇是否遵守的「參考資料」，法治國即告死亡。

歷史一再證明，民主不是死於坦克，而是死於程序被一步步掏空。威權政體從來不是一夜之間建立，而是從「這一次破例是為了正義」、「這一次違法是為了效率」、「這一次越權是為了避免癱瘓」開始。當社會習慣接受這種說法，法治便不再是底線，而只是權力的修辭工具。

更令人警惕的是，這份學界連署不僅在法理上站不住腳，在政治現實上也早已露出破綻。近日即有網友比對發現，連署名單與支持「大罷免」的政治動員高度重疊。這固然不表示學者不得有政治立場，但當同一批人一方面深度參與高度政治化的行動，另一方面卻要求社會無條件相信其對憲法程序合法性的判斷是「中立、專業、超然」，這本身就是對公眾理性的侮辱。

學界連署中最荒謬的一點，莫過於主張三位長期缺席評議會議的大法官「視同自行迴避」，因此憲法法庭的「現有總額」僅剩5人，評議門檻自然降低。這種說法，根本是把法律當成橡皮筋。

迴避必須有法律原因、法律程序與法律效果；缺席不是迴避，更不可能由他人「視同」。否則，任何合議制機關，只要有人抗議缺席，多數人即可自行改寫法定門檻，這不叫法治，這叫多數暴力披上法袍。

真正危險的，還不只是這一次判決本身，而是學界公然替這種邏輯背書。當一群自詡為憲政守門人的法律專業者，集體告訴社會：「程序法律在必要時可以不遵守」、「只要目的正確，程序瑕疵可以被合理化」，那麼請問，下一次被犧牲的會是誰的程序保障？誰的人權？

法治國的核心，不在於結果是否討好某一方政治立場，而在於即便結果不討喜，程序仍不可破壞。司法之所以值得信賴，正是因為它受法律拘束，而不是因為它自認道德高尚。一旦司法權開始以「避免癱瘓」為由，自行決定何時守法、何時違法，它就不再是憲法的守護者，而是憲政秩序最大的風險。

憲政民主回歸正軌的第一步，從來不是替違法裁判擦脂抹粉，而是誠實承認：任何權力，包括大法官，都不能凌駕法律之上。

如果連憲法第175條這樣清楚的法治國底線，都可以被視而不見，那麼今天被犧牲的是程序，明天被犧牲的，就是民主本身。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歷史早已反覆驗證的警告。

（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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