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花六照》
《筆花六照》是梁羽生先生的一本文集，精選其自1956年到2005年間的散文，由作者親自增訂，其中十二篇在大陸首次結集，為武俠小說封筆後的文章。共分六輯，分別為：甲輯·武俠因緣、乙輯·師友憶往、丙輯·詩話書話、丁輯·讀史小識、戊輯·旅遊記趣、己輯·棋人棋事。這部文集包括了梁羽生創作生活內外的各種心得體會，其中《甲輯·武俠因緣》裡比較詳細地闡釋了其武俠小說創作的緣起、思路、背景以及歷史，是研究其武俠小說極富參考價值的資料。有幾個問題很有意思，想談談。
梁羽生的俠客和金庸、古龍不同
熟悉梁羽生武俠作品的讀者都很清楚，梁筆下的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大大迥異於同為「新派武俠三家」的另兩家---即金庸、古龍。梁羽生筆下的人物，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是形象分明的，好的就俠骨丹心，壞的大奸大惡，人物性格的刻畫直白、簡單，不像金庸筆下的人物往往有亦正亦邪、複雜的、復合的個性，也不像古龍筆下的人物游離於正史、廟堂之外，甚至連「江湖」這個時空都顯得面目可疑。
是什麼造成這麼明顯的分野呢？筆者作為一個曾經痴迷新派武俠小說的讀者，多年來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故特別留意《筆花六照》甲輯中顯露的梁羽生的文學創作史觀。因為一個作家的歷史觀往往會影響他的文學創作，這點在梁羽生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
相對而言，讀梁羽生作品是比較輕鬆的，不存在複雜的人物關係，只要順著小說的敘事主脈，就可以尋得作者所要的表達。因為在梁羽生的故事文本中，有相對明確的歷史時空背景，讀者很容易有代入感；並且江湖往往是在朝廷的對立面，許多的故事發生是在戰亂或者國破家亡的朝代的末期，這就使得江湖人物更多不是以「俠」的個體形象出現，而是以一個集群或者是以「義軍」「革命者」的團體的形象出現。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梁羽生筆下的武俠算是最符合「俠之大者」的定義的，因為其俠客皆不是手起刀落、恃仗武力、快意恩仇、嘯聚山林的小俠，而是背負一腔國仇家恨、要救民於水火、對朝廷撥亂反正的大俠了。
梁羽生和金庸號稱「一時瑜亮」，與金庸、古龍並稱「新派三俠」。梁羽生對古龍的評價較少，對金庸的評價則頗高。1994年，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的發言中，梁羽生自謙：
「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是今天在座的我們的嘉賓金庸先生。限於時間，我只能說一點我認為是他的最大的貢獻。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寫作技巧在內，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將他比作法國的大仲馬，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1]
從之可以看出，金、梁兩者所受的文學訓練或者知識背景是有一些不同的。金庸更多的受到西方小說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技巧的影響，因此金庸的武俠小說更具備現代性，他可稱為「洋才子」。梁羽生受到中國古典小說和詩詞的影響更多一些，他的作品中大量引用古代詩詞，自己也創作一些駢句和檻聯融合其中，他小說構建的歷史背景無一例外都能從中國正史中找到確切出處；而《筆花六照》中包括了梁羽生在中國古典文化、經史、民俗乃至棋藝上的造詣，可見其是一個比較古派、正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有濃厚的士大夫情結的。
因此梁羽生認為：「金庸寫『惡』、寫壞人比寫好人成功，寫邪派比寫正派成功，《書劍恩仇錄》中寫得最精彩的是張召重，寫四大惡人，一個比一個精彩，但寫好人君子，段譽啊，不夠精彩。我自己寫邪派怎麼樣寫，都不夠金庸那麼精彩，我寫名士風流比較有一手。」
梁羽生自言「開風氣也，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此言非虛。他並非是借金庸而抬高自己，其自我評估是基本符合客觀事實的。而日後在個人聲名、作品影響力上樑羽生遠遜金庸、甚至古龍，其根本也在於梁羽生正統的歷史觀念和老派知識分子的心態沒能在新時代突破固有的陳式和窠臼，並完成對固有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的創作手法的突破和超越。
梁羽生的俠客和中國古代小說
在《筆花六照》甲輯中的《中國武俠小說略談》中，梁羽生說 ：「我不敢妄談中外武俠小說的比較，但就我看過的而論，我覺得中外的武俠小說各有特點，我個人是更喜愛中國的武俠小說的」。
梁羽生尤其推崇《虯髯客傳》[2]和《紅線傳》。[3]唐人傳奇在塑造角色、融匯歷史、表情達意上是中國中古小說中的典範。梁羽生稔熟中國傳統文化，自然會收到唐人傳奇的影響。
《虯髯客傳》講述的隋朝末年，李靖到長安拜見司空楊素獻國策，楊素不睬。其家妓紅拂卻傾慕李靖，隨之私奔，並於途中結識豪俠虯髯客。後三人在太原通過劉文靜認識了李世民。虯髯客本有爭雄天下的大志，然見李世民氣度不凡，自知不敵，遂傾盡家財資助李靖，使他輔佐李世民成就霸業，推翻隋朝。後虯髯入扶餘國自立為王。
《虯髯客傳》中，秦王李世民、開國大將李靖都是歷史上確實存在過的人物，張虯髯和紅拂女則是虛構的。小說的主旨意在表現李唐國祚乃奉天承運、天命所歸；襯托李世民為真命天子、一代天驕；太原李家取代隋朝天下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由此宣揚唐王朝統治的合理性。虯髯客和紅拂女縱是江湖兒女，對江湖之事也是心猿意馬，身在江湖，心在朝堂。《虯髯客傳》雖然是民間小說，采稗官野史，不過所用的史觀，乃是中國歷史上「求英主」「定於一」「承天命」的正統史觀，和正史亦無分別。梁羽生點評到：
《虯髯客傳》在思想上也有極大的缺點，那就是認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統觀點。試看像虯髯客那樣非凡的英雄，見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斂手，甘拜下風，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闢事業。至於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讓李世民打天下了。作者的立場，顯然是歌頌「天子聖明」，維護李唐王朝的。
《紅線傳》中紅線是潞州節度使薛嵩的青衣，她身懷異能，盜取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床頭金盒，挫敗了其進攻薛嵩屬地的圖謀，使兩家合好。紅線是忠誠於主人的使女，而在這整段不尋常的武俠事工中，武或者俠是其次的，家主或者家國是第一的。「感恩圖報」是主要思想，「消餌戰禍」是附帶產品。梁羽生點評到：
儘管這符合於當時百姓厭惡軍閥混戰、要求和平的願望，但把一個「女俠」變成了軍閥的工具，這卻未免大大減弱了作品的價值，也損害了作者所要著意描寫的「女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說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說紅線前生本為男子，因犯過錯，而「陷為女子」，現在為百姓立了這場功德，就可以「復其本形」，重為男子等等，這也是小說中的糟粕。
可以看出梁羽生對於中國歷史史觀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比較辯證的。這也難怪他曾經被認為是香港的「左翼作家」，導致作品無法在台灣出版刊行，甚至由於其所謂的比較「左」的創作觀念和守法，從而差點陷入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意識形態運動的漩渦之中。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俠小說，在那個年代都曾被視為文學界「左」或者「右」的一個標靶，梁、金二人亦因此自危且承受壓力。除了時代的大環境之外，亦和他們自身的文學創作歷史觀和武俠小說的題材有一定關係。特別是梁羽生的小說，貫穿著的有抗金抗遼（宋朝系列）、抗擊蒙元（明朝系列）、反清復明（明清系列）、義和團起義（民初系列）等等，很容易讓人以為其在借古諷今，有所指喻。不過梁羽生本人是否認自己是所謂「左派」作家的。
我們可以從梁羽生對《水滸傳》的評價看出一點端倪。《水滸傳》是中國四代古典小說之一，為元末明初小說家施耐庵所創作的章回體小說。講述的是北宋末年，朝綱混亂，民不聊生。一批豪傑不堪官逼民反，最終被逼上梁山當了義軍。後來在宋江的勸說說下接受朝廷招安，終遭覆滅的故事。梁羽生評價到：
《水滸傳》也並非十全十美，毫無瑕疵，和其他文學遺產一樣，它也是有精華，也有糟粕的。它一方面寫了農民的起義，一方面又貫串著要接受「招安」的妥協思想（以宋江為代表）；它反抗的統治者只是貪官污吏，卻不是皇帝本人。同時它對其他的農民領袖，如方臘、田慶、王虎等誣為盜寇，而宋江等人雖是被迫上梁山，卻還是要「替天行道」的。這一個「道」，一方面是替百姓「打抱不平」，一方面又是替「天子」維持正統。所以才有了後來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征四寇」之舉。因此儘管它寫了農民起義，還不能說是站在農民立場的。
從梁羽生對其上作品的點評可以看到他對於中國民間小說正史書寫的一種二分的看法，是比較先進的。這和金庸相似。即站在正史或者說朝廷的對面（而不是對立面）做一個間離的、冷靜的觀看。對於新派武俠小說而言，梁羽生和金庸的文學創作史觀的更新，對之後的武俠小說作家影響極大。比如金庸《鹿鼎記》中康熙帝對韋小寶所流露的「如果外族的皇帝做的比朱姓的皇帝好，為什麼一定要反清復明呢」這樣的一種民族融合、華夷一家、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史觀。金庸在寫《鹿鼎記》時是否參閱了《大義覺迷錄》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雍正皇帝對《大義覺迷錄》主張清朝的正統性和「華夷一家」，以期消弭漢人的夷夏之防的「合一」的非以一族性為天下宗的觀念在金庸的歷部小說中是隱見的。
梁羽生《七劍下天山》中的天山七劍和金庸《鹿鼎記》中的天地會陳近南等人，都是反清復明的豪俠，與清廷鬥得你死我活。最後即將得手之際卻為納蘭容若勸阻，並用「天下為重」道理解釋康熙乃胸懷大志的少年天子。他勵精圖治，開疆拓土，對漢人頗有貢獻。若刺殺了他，將使天下重新陷入戰亂，況且找個漢人來做皇帝的人也未必好過滿清的康熙。七劍俠覺得納蘭容若言之有理，要他好好輔助康熙施，行仁政，行德政。如果他與天下人為敵，七劍必會為民請命，將其斬殺！《七劍下天山》中康熙的形象極像金庸《鹿鼎記》中的康熙形象。筆者懷疑梁羽生在創作《七劍》的時候亦參閱過《大義覺迷錄》。[4]而在《七劍》最後天下一統的史觀，也與《虯髯客》中李世民天命所歸一致了。
梁羽生的俠客離不開歷史和朝代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存在很清晰的歷史代際關係。他的武俠和歷史脫離不了關係，並且他的江湖總要插手朝堂，他的武林總要干涉政治。 梁羽生的小說沒有哪一部是找不到具體歷史背景的。梁羽生最出彩的幾部小說其歷史背景均是在明清。明清正好是中國傳統文化遭遇激烈變革的時期。如下：
唐朝：（共4部）：
《女帝奇英傳》《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釵緣》《慧劍心魔》
宋朝：（共6部）：
《武林天驕》《飛鳳潛龍》《狂俠·天驕·魔女》《瀚海雄風》《鳴鏑風雲錄》《風雲雷電》
明朝：（共8部）：
《還劍奇情錄》《萍蹤俠影錄》《散花女俠》《聯劍風雲錄》《武林三絕》《廣陵劍》《白髮魔女傳》
清朝：（共17部）：
《塞外奇俠傳》《七劍下天山》《江湖三女俠》《冰魄寒光劍》《冰川天女傳》《云海玉弓緣》《冰河洗劍錄》《風雷震九州》《俠骨丹心》《游劍江湖》《牧野流星》《彈指驚雷》《絕塞傳烽錄》《劍網塵絲》《幻劍靈旗》《龍虎鬥京華》
因此如果大致將梁羽生塑造的大俠客所經歷的事件作為中國正史的一個參照，再對比一下樑羽生在橫跨唐宋元明清民初這樣大的一個時間背景下，於其小說中所隱藏的歷史的原型的一條脈絡，就可大致梳理如下:(限於篇幅僅按照時間段列舉《萍蹤俠影錄》、《白髮魔女傳》、《七劍下天山》、《俠骨丹心》、《龍虎鬥京華》這五部小說為例）
《萍蹤俠影錄》
歷史背景為明中後期，涉及到蒙古瓦剌部入侵、土木堡之變、英宗被擄、于謙組織北京保衛戰、贏回英宗、于謙蒙冤被殺等有明一朝的重大歷史事件。故事主人公張丹楓是元末和朱元璋、陳友諒爭雄的張士誠的後代。其父張宗周是瓦剌部的漢人丞相，其塑造又有明末降清叛明的貳臣洪承疇的影子。
《白髮魔女傳》
背景是明中後期。涉及歷史事件有征遼餉、內宮閹患、滿清掠關、闖軍起義。
《七劍下天山》
背景是明末清初。橫跨了滿清入關、禁武令、削髮去辮、剿滅南明後嗣等歷史事件。
《俠骨丹心》
背景是清初至康熙年間，涉及歷史事件有天地會、小刀會抗清和西昌反清起義（清初西部回民確實有大規模的反清起義。不過裡面除了民族爭端還有教派爭端）
《龍虎鬥京華》
背景是清末。涉及歷史事件是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並且故事中的三派「扶清滅洋」派、「反清滅洋」派、「保清滅洋派」的糾紛符合當時民間思潮。
可見，梁羽生的大俠總是處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無論是楊云驄、張丹楓、金逐流、卓一航還是婁無畏。比之笑傲江湖的令狐沖、孤懸海外的石破天、逍遙方外的傅紅雪、遁閉江湖的沈浪，梁羽生的大俠都是極其熱衷於政治、比較主動參與政治的。這點與金庸和古龍有很大不同。
結語
梁羽生作為新派武俠的開山鼻祖，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一舉從白羽、王度廬等舊派武俠小說家的寫實主義和還珠樓主等人的魔幻主義中超越出來，更新了狹隘的武俠觀念，擴展了武俠的內在範疇，將故事角色放到中國歷史當中。這個創新之舉繼承了前人，也啟發了來者。
不過由於其個人所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以及作為一個老派中國知識分子的「士人」的心態，使得他在塑造小說人物形象的時候顯得比較簡單、單一，往往非此即彼，非善即惡。正邪雙方，好的就好的不得了，壞的就壞到不行，給人千人一面的感覺。因此相比後起的金庸和晚輩古龍，梁羽生可資人回憶的佳作或者故事角色並不太多。
但這樣的創作方法卻也不能不說是梁羽生個人獨有的一個特色。從他個人的歷史觀的傾向，以及對古代經史典籍的稔熟，可以看出其一直試圖在小說中豎立一個絕對正面的，能堪當「俠」和「義」的江湖世界。感覺梁羽生在其小說中的透露的核心的價值觀是沒有個體或者無關個性的，是一種集體的、民族的擔當。即站在江湖的立場上，對中國的歷史做一個撥亂反正。因此，梁羽生的35部小說中，凡是描寫王朝末世的，都特別精彩，並且多有佳作。不過不能輕易下定義說梁是「左派」作家，或者是「站在人民的立場」。這更多是他個人書寫的一種抉擇，和時代浪潮或有關係，然而絕對不是主流的。
附注：
[1] 轉引梁羽生：《筆花六照》之「 甲輯.武俠因緣」， <中國的武與俠──在悉尼作家節武俠小說研討會上的發言>,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2月版。
[2] 五代傳奇小說。《太平廣記》、《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等均不署作者名氏；《容齋隨筆》、《宋史‧藝文志》等以為杜光庭作。
[3] 《紅線傳》出自晚唐傳奇作家袁郊之傳奇集《甘澤謠》。
[4] 《大義覺迷錄》是滿清雍正帝所編著，全書共四卷，主張清朝的正統性和「華夷一家」，以期消弭漢人的夷夏之防。《大義覺迷錄》的寫作起因是漢人學者曾靜、張熙受到呂留良華夷之辨思想的影響遊說川陝總督岳鐘琪反清失敗被捕。雍正帝下令收錄兩年來關於此案的上諭，以及曾靜口供和《歸仁錄》，合成《大義覺迷錄》，對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進行了一一辯解。雍正在書中宣稱自己是聖君，鼓吹「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並強調「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