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娘子軍與當代女性的政治策略



作者：劉復生
文章來源：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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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復生：紅色娘子軍與當代女性的政治策略





提起海南，自然勾連起關於紅色娘子軍的歷史記憶[1]，耳畔又彷彿響起熟悉的旋律：「向前進，向前進，戰士的責任重，婦女的冤仇深……」。紅色娘子軍是中國女性與中國歷史的一份獨特的遺產與債務。作為一個象徵，它穿越歷史，在今日仍依稀傳達著含混而豐富的啟示。

時光流駛，滄桑巨變，當年紅色娘子軍血染戰裙的海南已變成市場時代的中國的後花園，紅色娘子軍似乎已成為一個幽靈，徘徊的歷史的幽靈。如果說海南的歷史聯繫著紅色娘子軍的形象，今日的海南則聯繫著三亞選美的女性形象，它展示著本質化的女性形體與女性氣質，吸引著全球目光。以三亞為代表的海南已成為普遍同質的全球化背景中的一個消費度假勝地，所謂椰風海韻，獨特的民俗風情，已使它在「大陸人」的眼中充分女性化，在西方人的眼中，它更是女性化甚至色情化的東方第三世界的象徵。

在這一語境中，紅色娘子軍的消費性被開掘出來，作為海南最重要的紅色旅遊資源，它既成為被走馬觀花的消費性目光所抽空的符號，也以其複雜、堅硬的含義向當代瀰散出別樣的意義。紅色娘子軍與今日的海南形象形成了內在的緊張。

從歷史上看，海南女性是中國受性別壓迫最深重的群體之一，或許，這也正是海南女性強烈的革命性的某種起源——另一個重要起源是階級壓迫，但它往往以性別壓迫的形式呈現出來。從現實的角度看，相較於內地，本土海南女性無疑仍處在較為不平等的性別權力秩序中。那麼，娘子軍的奮鬥又給後世的海南女性及中國女性留下什麼遺產？意味著什麼？在歷史上又留下了什麼痕跡？

毫無疑問，在階級壓迫與性別壓迫深重的1930年代，海南女性以鮮血爭得了自己基本的做「人」的權力，把握了自己的命運，雖然是暫時的，有限度的。在某種程度上，她們沒有甘於接受千年來男性秩序派定給她們的社會位置，也拒絕了父權制文化賦予她們的女性氣質（忍耐，承受，柔弱等）。她們向加諸身上的壓迫發起了強悍的攻擊。相對於其他地域的中國女性，海南女性顯示了血性和無所畏懼的反抗精神，她們沒有消極等待——等待命運的轉折，等待男性解放者的解救，而是直接介入了爭取自我命運的戰鬥。所以，如果說，一直以來，中國女性的解放被很多人認為是由新的政治秩序所恩賜的，那麼海南女性可以毫無愧色地以自己的歷史否認這一點，因為她們從來都是解放自我進程中的一部分，儘管不是全部。

但這只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海南女性的革命鬥爭也潛藏著巨大的缺陷。這是一場不自覺、不徹底的鬥爭，在慷慨激昂背後隱伏著先天的軟弱。它只是一場無性別的一般意義上的政治革命的組成部分，雖然有性別壓迫的起源，紅色娘子軍的戰鬥卻未成為具有某種深刻性別政治意義上的革命，她們所反抗的只是壓迫的不可承受的形態，而並不反抗包括性別壓迫在內的權力秩序本身。

所以，毫不奇怪，當1932年娘子軍連解散後，娘子軍戰士們又坦然地接受了舊有的性別秩序，她們所顯示的「傳統婦道」，以及對不平等的性別秩序的遵從，與她們參加娘子軍的反抗精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原娘子軍二連二排長王運梅解甲歸田後重又回到舊有的生活軌道，當得知丈夫已下南洋後，她帶著婆婆回到娘家，搭起草棚，苦等丈夫歸來。多年後，丈夫終於來信，說明自己已再婚，並育有五子女，面對丈夫的「全家福」，她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後來也沒有再嫁，並且把丈夫的「全家福」掛在床頭，仍稱其為「老公」。二連指導員龐學蓮再嫁給一位牙醫，新婚後不久，她被捕入獄，出獄後，發現其丈夫已再婚，並育有一女，對此龐學蓮默默承受了，甘願接受「小老婆」的地位，任勞任怨，操持家務，下地幹活。[2]

事實上，海南女性只是以一種更具戲劇性的方式呈現了中國女性的當代命運。

全國的女性很多也都參與了解放中國的過程，雖然未必採取海南女性那樣直接參與前線戰鬥的方式。但顯然，她們在這場民族國家的革命中並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特殊集團的利益，以及這一利益與具有父權制性質的民族國家的內在衝突。她們顯然也沒有意識到「解放」的過程很可能是另一壓抑機制的開始，儘管可能會是一種緩和的形式。1949年以後中國女性的「花木蘭情境」使她們在獲得種種平等權利的同時，也承受了「平等」的代價[3]。作為一個特定的群體，它沒有把握住建國初期的歷史契機，在較高的起點上發展出成熟的政治意識，以進一步爭取乃至鞏固已獲得的權利。相反，她們只是習慣性地接受了保護性的、優待性的制度安排，心安理得地退縮回私人領域，放棄了公共參與的機會甚至意願。這導致了她們政治能力的萎縮。所以，當1980年代末期以後，中國進入市場社會，對女性的保護性政策實質性地減弱之後，女性的整體社會地位歷史性地下降了。[4]

另外，中國女性放棄了文化的表述權，在文化主導權或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沒有表現出積極性，雖然當代文化的現實施加了種種體制性的限制，但她們沒有自覺地表達的意識，也沒有顯示這種表述的意願與能力確是事實。作為一場文化革命的社會主義，卻沒能在其內部成長起同樣具有革命性的女性的話語，這的確是一個深刻的文化問題。文化權力的喪失為她們日後在現實中的權利的喪失準備了條件。文化政治與現實政治互為表裡。

於是，在全方位喪失文化表述權力和能力的背景中，女性也喪失了對自身歷史與記憶的表達與闡釋能力。紅色娘子軍自然也成為父權制秩序闡釋並傳達其意識形態的題材。家喻戶曉的電影《紅色娘子軍》（包括謝晉的故事片和樣板戲的芭蕾舞劇電影版本）清晰地傳達著男性化的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舊社會的階級壓迫被凸顯為唯一的女性枷鎖，影片中的性別壓迫形式上仍然存在（符紅蓮的木頭人丈夫），卻不過是階級壓迫的隱喻形式。所以，性別的因素被取消了，紅色娘子軍只是和男性戰士一樣的無差別的無產階級戰士。電影的主題曲清楚不過表明了這層意思：「古有花木蘭替父去從軍，今有娘子軍扛槍為人民。……共產主義真，黨是領路人。奴隸得翻身， 奴隸得翻身。」

當然，在階級敘事的背後，電影也暗中借助了男性化的性別話語，比如，洪常青的形象及其中心地位（事實上，女子軍特務連從來沒有男性指導員，其指導員是女性的王時香），同時還特意強調了符紅蓮與紅軍戰士的美好（也具有戰友性質的）婚姻，這既是對傳統價值的肯定，又是對民族國家戰爭內部兩性利益一致性的聲明。恩格斯和毛澤東曾說過：無產階級和勞動者在舞台上被取消的過程，是與現實的階級鬥爭完全同步的。同樣，娘子軍的意義被加以重新闡釋並扭曲的過程，也是她們現實的政治權利可能受到損害的預示。[5]

中國女性現有的社會地位和享有的各種政治權利只是歷史遺產的延續（在世界範圍內中國女性的社會處境仍然處在較高水平）。雖然在社會的流俗觀念中，中國女性似乎已享受了「過高」的社會地位（「妻管嚴」之類的說法），但總體而言，她仍然是一個社會弱勢群體。由於階級的分化，不平等的社會分配機制，女性的問題呈現出較為複雜的面相。這種新的歷史情境要求著當代的中國女性（尤其是中下層女性）發展出一種嶄新的政治意識，形成一種新的政治策略。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紅色娘子軍，作為一份巨大的遺產，也作為深刻的教訓，值得當下的中國女性反思，其中無疑包含著複雜的啟示。這裡，我試圖借助紅色娘子軍生發出關於中國女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題。當然，作為一位男性，我只是以同情的態度，在弱勢群體捍衛自我權益的總體格局中，探討其意義與教訓，並嘗試性地提出一種中國當代女性政治的議程和相關策略。

1990年代以後，中國女性面臨著各種新的挑戰，最突出的問題表現為在不平等的分配體制中，廣大中下層女性生存狀況的惡化。作為一個弱勢群體，階級壓迫與性別權力重又緊緊扣合在一起。下崗女工、血淚工廠的打工妹等現象以極端的方式一再提示著這一嚴峻現實。如果說，198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主義運動所追求的主要是女性的獨立的主體性（這也是一個具有濃重的啟蒙主義色彩的命題），那麼，在新的時代語境下，這一訴求可能已經不再是當下的時代命題，雖然它仍然有重要意義。當下，1980年代以來的想像中的女性共同體已經被階級鴻溝的無情現實所分裂，不同階級的女性也難以再形成虛假的認同感。事實上，社會的上層女性已經成為壓抑性的男性性別秩序的一個內在構成部分，借助於社會地位、金錢等資源優勢，她們已成功地將自己在不平等的性別秩序中所受到的壓迫部分地轉移給下層女性。這有點類似於第一世界的工人階級在中產階級化之後對第三世界工人階級的間接剝削。在女性群體的內部，上層與中下層之間利益的共同點可能相對變小了，而廣大中下層女性與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反而擁有了更多共同政治利益。於是，紅色娘子軍為階級處境而戰又具有了嶄新的意義。如何在追求公平、平等的社會秩序的同時堅持女性性別政治的議題？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內在統一性與矛盾？這是一個問題。

目前情形下，無視社會政治、經濟不平等的總體社會秩序，不聯繫這一處境中的廣大中下層女性的具體生存現實，並且把她作為當前社會秩序下的一個社會弱勢群體來看待，仍堅持單純的、觀念性的女性主義議題是沒有意義的。

在當前特定的社會情勢下，跨越性別進行階級聯合的可能性及策略問題，就是必須正視的，這一點也超越了當前主流的中國女性主義者的視野。下崗女工，包身工打工妹，各種形式的性奴役（賣淫，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制「包二奶」等）在本質上首先不是性別壓迫，而是階級壓迫。在就業，社會地位等諸方面所遭受到的歧視性對待，也使女性作為一個社會群體與其它弱勢集團具有高度相似性。那些看似單純的性暴力（社會的，家庭暴力），也往往有著現實的社會背景。

當然，和其他弱勢群體的聯合是有限度的，近年來一再出現的其他弱勢男性對女性的暴力傷害一再提示這一點。但是，這種性侵犯也往往和生存狀況，階級問題有關聯或深層聯繫，如家庭經濟狀況惡化，生存壓力的增大，性資源在階級上的分配不平等，還包括下層男性對上層社會女性的象徵性的報復。橫向聯合，當然不是說要把性別問題還原為階級或社會問題，事實上，二者之間永遠都不會重合。也就是說，即使社會問題化解了，性別之間的不平等仍將存在。但，在目前情勢下，完全無視共同面對的不平等的權力秩序，只堅持狹隘的性別利益，是難有出路的。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女性主義運動一直局限在學院中和社會中上層，具有某種精英化的氣質和理論化色彩，某些時候，女性主義甚至成為新的女性貴族的身份標誌。缺乏實踐性品格一直是它的一個內在問題。當然，學院派也很重要，女性主義在美學、文化研究等人文、藝術領域的成就有目共睹。不過，雖說理論闡釋也是一種行動，但畢竟不是直接的行動，或不能取代行動。儘管中國幾位最優秀的女性主義學者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關注底層的傾向，也在社會實踐領域做出了可貴的嘗試。[6]但總的說來，中國的女性主義運動是軟弱的，缺乏廣泛的社會參與，這和中國女性主義學院式的話語風格以及精英化、理論化的氣質不能說沒有關係。大體而言，中國女性主義沒有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成長為對不平等的社會秩序的強烈抗議力量，也沒有強有力地融入全球性的對資本主義、市場主義等破壞性力量的反抗潮流中，從而成為當代左翼思想的一部分。

這似乎就帶出了一個中國女性主義運動的國際視野問題，它似乎是一個較高的要求與理想化的境界。但其實不，中國的女性為改善生存狀況的鬥爭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反抗全球性的不平等秩序的一部分，這是中國在當前國際性的權力秩序中的位置和意義所決定了的（中國已經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或外圍）。近年來，中西方的女性主義者對民族主義頗多貶抑，伍爾夫的名言一再被提起：「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要國家；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7]但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在當代世界卻並不是如此簡單，在當代世界體系內，第三世界的所謂民族主義往往具有反體系的革命性，所謂的民族主義對當代世界的權力體系的反抗，和女性的命運有內在的一致性，儘管有衝突。因為，某種意義上說，當代全球性的權力秩序正是一種男權體制的國際形式。

另外，在借助於西方女性主義資源的時候，中國的女性主義者也要警惕其超越民族的普適性的陷阱。在全球世界的權力體系中，西方的女性主義部分地已經中產階級化，所以它關心的話題往往對第三世界不具有效性，如果國內的女性主義不對此加以提防（學院派尤其要小心），就有可能使之成為一個遮蔽性的意識形態。當然，就女性個體而言，國內的上層女性和第一世界的女性有可能分享某些共同話語和關注點。但以此作為第三世界女性的同共議程則是危險的。

總之，當前的歷史處境要求著中國的女性主義應有新的對策。

戴錦華有一段話給我深刻印象：「伴隨著中國對全球化進程越來越深的介入，中國社會所面臨的階級分化、地區發展不平衡狀態的加劇、剩餘勞動力問題的凸現，我們依照昔日現實所選取的女性主義資源，便不僅無力面對新的社會現實與女性問題，而且間或由於它先在的盲區而不期然加盟於新的壓抑與遮蔽機制。同樣作為一個新的挑戰，便是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諸多批判性的思想資源與實踐脈絡，在全球化的權力格局中，嘗試成為一種另類全球化的努力；但也同樣必須警惕其作為『後冷戰』時代繼續延伸的冷戰式的國際政治介入中國現實的切口。並存的現實挑戰還在於，勃興的大眾文化工業，不時以其極為健碩的胃口，吞嚥、消化包括女性主義在內的批判性社會力量，將其演化為某種無害的文化時尚與時髦點綴。」[8]。這段話顯示著她對中國女性主義運動的複雜處境和現實策略的清醒和睿智的判斷，這正是中國女性需要的政治智慧。

[1] 紅色娘子軍是謝晉電影的稱謂，以其廣泛的社會影響，遂成為一個通行的稱呼。其實，歷史上的所謂「紅色娘子軍」正式的名稱應為中國工農革命紅軍第二獨立師第三團婦女特務連，歸中共瓊崖特委領導。由於這個稱謂約定俗成且簡潔生動，本文中仍然沿用。

[2] 有關事跡見《尋找紅色娘子軍》（《百姓之家》1997年5期），《「紅色娘子軍」倖存者的遭遇》（《貴州文史天地》2000年2期）等文。

[3] 相關內容參見戴錦華的有關論述，見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或《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等。

[4] 李銀河通過大量數據表明，在參政議政，就業等諸方面，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以及蘇聯、東歐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女性在時代轉折之後，都面臨著社會地位下降的問題。見李銀河《兩性關係》中的有關論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　

[5] 這一狀況在當下仍在延續，且更為惡化了，如果說電影和樣板戲還更多地保留有女性抗爭性的革命性內容，2005年播映的同名電視劇則完全將紅色娘子軍處理成了慾望化的客體，在電視劇《紅色娘子軍》的宣傳片花上標有這樣的句子：「窮苦人和南霸天的血海深仇，吳瓊花和洪常青的烽火戀情，戰地姐妹花的別樣青春」。

[6] 比如文化研究及電影理論等領域的戴錦華，及社會學領域的李小江、李銀河等人，她們也有意願，而且某些人也做了很多實際的工作。但她們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她們的這一面向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刻意遮蔽的。

[7] 伍爾夫《三個金幣》，轉引自陳順馨、戴錦華編《婦女、民族與國家》第1頁。

[8] 戴錦華《兩難之間或突圍可能？》，本文系《婦女、民族與國家》一書的導言，《婦女、民族與國家》第36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