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不准中學歷史教科書使用「日據」，只准使用「日治」引發風波。教育部早已如此，只一直說不出個道理。

有人說：「日治」「比較符合事實」，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日據」更符合事實。事實上，歷史事件的陳述，使用怎樣的「詞彙」表達，涉及到「主體性」或「立場」問題，這在由政府控管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裡表現最為明顯。而非「事實」不「事實」問題。

舉例來說，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這是站在中國人立場說的，如就日本的立場來說，當時稱「膺懲暴支」（懲罰殘暴的支那人），「大東亞聖戰」，請問哪一種說法，「比較符合史實」？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可以稱「膺懲暴支」、「大東亞聖戰」？再如一八九五年以後，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公文，稱反抗日本的台灣人為「匪徒」，請問「匪徒」與台灣抗日志士，何者「比較符合史實」？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可以稱抗日的台灣人為「匪徒」」？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壓倒性勝利，不到一年全國解放，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則寫「大陸淪陷、政府遷台」，這兩種陳述方式，是一種立場，難說何者「比較符合史實」？但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似乎不會用「全國解放」一類的字眼，這就是立場問題。

「日治」或「日據」不是什麼「史實」問題，勉強算是一種「史觀」，有人認為「日治」是「台獨史觀」，並不正確。因為即使作為「台灣獨立國」，也應該採用「日據」，否則就失去了台獨的「立場」。「日治」比較接近「皇民史觀」或「日本軍國史觀」，日本教科書採用，就符合其立場。

有人說使用「日據」一詞有情緒性。這正是自己對「日據」一詞具有成見來抹殺這一用詞的正當性。試問：這次課綱的召集人吳文星教授，是台灣史專家，著作甚豐，他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碩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一九八七年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完成的博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以及一九九七年以前發表的許多學術論文，都採用「日據」，如果說使用「日據」一詞有情緒性，那麼吳文星教授的學術著作，都是一些情緒性的出版品？教育部為何要找一位充滿了情緒性的教授作課綱召集人？

由政府管制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性質上與私人著作大不相同。作為一個自由學者的個人著作，在自由多元的社會裡，未嘗不可表達其個人意志，但是，中學歷史教科書內容，由政府管制，必須依據教育部規定的「課綱」編輯，還需要由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才能發行。可見教育部是有其立場的。否則就廢除「課綱的約束」及「審查制度」，完全開放歷史教科書自由編輯，自由發行好了。

教育部以「課綱」與「審查」兩項強制手段控管中學歷史教科書，用意本應該監督中學歷史教科書，不要背離憲法精神與國家立場，不要違背中華民國的「主體性」，但是現在由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教育部，卻反其道而行，只准使用否定中華民國立場的用詞，不准使用站在中華民國立場的用詞，而應該監督政府的執政黨立法委員，則希望「兩派」學者能取得「共識」，完全是一副事不干己模樣，真是咄咄怪事，令人匪夷所思！（作者為前台師大文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