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史學名家、以冷戰戰略開創者喬治肯楠（George Kennen）傳記著稱的蓋迪斯（John L. Gaddis）曾經在1987年作品鑄造了「長和平」（The Long Peace）概念，提醒世人到當時已歷42年的冷戰和平得之不易。而以提出「修昔底得陷阱」聞名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則與歐巴馬總統時期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溫費德（James Winnefeld Jr.）於去年11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題為〈最長和平的終結？一項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就正遭遇威脅〉，認為世界大戰80年未曾復發的成就恐難以持續。
兩次世界大戰都並不是由大國競爭（great-power rivalry）的列強彼此直接交戰引爆，部分列強還曾經歷過「假戰」（phoney war）與「卸責」（buck-passing）戰略，致使較小行為者先成為爆點。所以在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解組進行中的當下，國家不分大小，理當關注這一輪「長和平」是否與將如何終結。
艾利森等引述蓋迪斯的分析認為，80年的「最長和平」基礎在於兩極的「相互保證毀滅」（MAD）嚇阻，加上實質利益優先於意識形態利益的共識，與美國領導建設的綿密的國際安全與經濟制度，確保了蘇聯解體後，前蘇各國放棄核武，也得益於包括「核不擴散條約」在內的軍控建制，「最長和平」延續至今。
但「最長和平」恐難確保，除了中國崛起與新興國家稀釋美國的優勢外，其造成的修昔底得陷阱結構，行為者認知與戰略的缺陷也至為關鍵：世代交替下新生代未曾經歷大戰而不復記憶（amnesia）、和平成為常態而顯得廉價，以及區域中持續無法癒合的歷史恩怨與聲索—尤其是兩岸與東亞。而身陷極化政治糾纏的美國，似乎未能具備應有的戰略遠見，以致除了加大國防投入，並無法提供維持秩序需要的連貫性與穩定性。
中美兩國關係研究耆宿藍普頓（David Lampton）與王緝思今年2月亦在《外交事務》刊出題為〈美中在毀滅邊緣〉（America and China at the Edge of Ruin）文章，指出現在兩強不僅對彼此是實力上的威脅，也由於「興衰認知」和國內政治因素（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將對方升級為理念價值與政權正當性的威脅。這就與艾利森和蓋迪斯觀察到抑制冷戰衝突的條件發生改變—意識形態利益趕上甚至凌駕實質利益。而在這樣的條件下，即便有「川習會」等最高層溝通勉強維持局面，但由於雙方將貿易、科技、教育、社會等所有領域都武器化，視對方為「政權更替」圖謀者或「系統性修正主義」挑戰者，類似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遭轟炸的意外事件如果（在東亞某處）重演，伴隨無人化與智能化載具的複雜部署運用，不能完全排除引發中美常規戰爭甚至核戰爭。
「最長和平」是否失控有一關鍵爭論，在於目前的世界是否確實進入了2025年慕尼黑安全會議聲稱、川普的國務卿盧比歐（Macro Rubio）同意的「多極化」（multipolarization）進程。以長期駁斥多極結構聞名的美國學者貝克萊（Michael Beckley）也在2月的《外交事務》發文堅稱，既然美國能出擊委內瑞拉、要求兼併格陵蘭，那麼「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就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只有美國能這樣幹，反而中俄等大國連周邊都搞不定。既然只有美國能搞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而其他列強不能，世界就還是單極。
只是川普和平（Pax Trumpia）下的美國這樣做究竟是否有助於單極與「最長和平」，學界卻未必有共識。以同盟研究著稱的瓦特（Stephen Walt）繼續他5年前對川普嚴厲批評的見解，認為即使美國實力仍是單極獨霸，也淪為「掠奪者霸權」（predatory hegemon）。這就像日前西方媒體報導，美國雖然鼓勵盟國加強防衛自主，卻警告歐盟不得因為優先採用自製武器而妨礙美商利益，「美國優先」的長臂也管到盟友如何自強，台美「對等」貿易協議對「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領域當局」有諸多「鼓勵與限制」，便不足為奇了。
以此觀之，這種對盟友與對手一體適用極限施壓與「不可預測」的霸主，即便能獨享「勢力範圍」，其以川普為終身主席「和平理事會」（Board of Peace）是否真能有效能維持「最長和平」？至少迄今不出席該組織的國家，是給它打上了大問號。
反而是艾利森等專家，或許不應該忘記自己曾經研究過的比「羅馬之後最長和平」更長的「宋遼和平」（120年），對今天美中的競爭性共存，是否還有啟發；北京與華府對此歷史經驗與教訓是否會有興趣。
（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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