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殺線」原本是遊戲術語，象徵角色生命值跌破臨界點便遭淘汰。然而當這個概念被移植到社會語境，它便成為一種深刻的隱喻：制度能否提供最低保障的臨界值，以及社會對極端行為的容忍邊界。當斬殺線下移，意味著基本保障逐漸消失，個體一旦跌破底線便難以翻身，美國夢也隨之破碎。
美國夢曾是移民的希望。19世紀至20世紀初，大量移民抵達美國，看到紐約港的自由女神像，將其視為新生活與機會的象徵。美國夢在此時被理解為「只要努力，就能改善生活」。然而今日的美國，卻出現了「ALICE」族群（資產有限、收入窘迫但有工作），他們的生活本在斬殺線的上緣，既不被視為貧困人口，也無法享有中產階級的穩定。一場大病或突發事件便可能讓人生急墜入貧困深淵。
最近美國斬殺線又下移，其原因來自制度、政策與文化三方面的交織。首先是制度性保障的削弱。川普政府上任後，多次提出削減社會安全網、福利與反貧困計畫，導致基層保障底線下降，社會容錯率隨之降低。
醫療體系高度市場化，使得無保險人口比例居高不下，即使有保險也可能因昂貴費用陷入債務；教育方面，學生貸款金融化，原本應是階層上升的通道卻成為代際負擔；住房市場投資化，居住權被商品化，弱勢群體在租金與房貸壓力下失去安居保障；司法制度中的保釋金與犯罪紀錄不可逆性，更讓經濟弱勢者難以翻身。這些制度性缺陷共同構成了「低容錯社會」，一旦跌破斬殺線便永難翻身。
其次是文化與資本邏輯的滲透。新教倫理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弱者自負」，將貧困視為個人失敗，為不提供普遍兜底提供了正當性；資本主義則將醫療、住房、教育視為市場商品，將風險轉嫁到個人身上。福利制度因此處於策略性的「半存在」狀態：醫療是商品，住房是投資品，教育是風險投資。個人困境被歸因為「選擇不智」或「缺乏規畫」，而非制度保障的缺失。
文化與資本的交織，使斬殺線不斷下移，制度崩壞與保障失靈成為常態。更嚴重的是，這種冷酷邏輯逐漸滲入公共生活，暴力與仇恨言論被視為「合理的表達」，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受到侵蝕。
斬殺線下移的最嚴重後果是形成惡性循環。制度失靈導致個體失守，但這被歸因為「個人責任」，進一步合理化制度的冷酷。最終，社會陷入「常態化的敵意」與「逐步合法化的排斥」，民主制度難以維持，社會保障更形空洞。當基本保障失靈，弱勢群體的安全感與信任感便被侵蝕，社會裂縫加深，黨派對立加深，公共討論失去理性。
美國的民主因此面臨雙重危機：一方面是制度性的保障失靈，另一方面是文化與心理上的敵意常態化。
放眼國際，歐洲的文化強調「社會責任」與「公共利益」，因此弱勢群體不會被輕易排除在制度之外。尤其北歐福利國家長期維持普遍兜底的社會安全網，醫療、教育與住房均被視為公共保障而非市場商品，社會容錯率因此極高，即便遭遇失業或疾病，仍能獲得基本保障。
在亞洲，政府普遍展現家長式的領導特質，視百姓為子民，透過政策干預來避免大規模群體跌破斬殺線。以上比較凸顯美國的孤立與冷酷：在歐洲與亞洲，容錯率被視為公共責任，而在美國，卻被交付給個人承擔。
美國夢曾象徵自由與機會，如今卻在斬殺線下移的現實中逐漸幻滅。民主與社會的穩定並非天賦，而是需要持續維護的制度與共識。若任由斬殺線下移，社會將失去對暴力與極端的防線，個體也將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唯有重建公共責任、挑戰資本邏輯，才能讓美國社會重新找回容錯的能力，維持民主與文明的生命力。（作者為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