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進入寒冬期，海基會的責任不該只是枯坐等待春天。新任董事長蘇嘉全能否在酷寒中，為兩岸人民帶來幾許溫暖，社會拭目以待。

蘇嘉全就職時說，「兩岸關係的根本不在口號而在人民、不在對立而在理解」，強調海基會將從人民需求出發，與對岸社會保持溝通交流。這番話語重心長，至少把海基會拉回該站的位置：以人民為中心，以對話為工具，以降低衝突風險為目的。

勿當政治表態的舞台

兩岸走到今天，缺少的從來不是更響亮的口號，而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常識：風險需要管理，和平需要經營。台海之所以愈趨冰冷，外部因素固然存在，更關鍵是台灣內部形成的一種政治慣性，凡是主張對話者先被貼上標籤，試圖降溫者先被質疑忠誠。久而久之，兩岸政策難以回到理性思辨，而是被推向藍綠攻防的擂台；任何搭橋的努力，也不易成為朝野共享的公共財，只能在情緒與猜疑中被消耗殆盡。

從現實政治而論，很難期待蘇嘉全跳脫政黨邏輯大破大立；然而，他接的是「海基會」董事長，不是任何政黨的旗幟，才更該回到海基會的核心任務，亦即在政府委託與授權下，處理兩岸間涉及公權力事項的聯繫協商，並在民眾個案協處、急難救助、海上事件，以及經貿與社會往來衍生的爭端問題上，建立可運作、可延續的處理機制。

蘇嘉全說「交流是為了讓衝突不必發生、讓問題有機會被解決」，其實就是對海基會「存在理由」的再確認，代表他理解海基會不是用來政治表態的舞台，而是用來解決問題、降低風險的工具。吳豐山請辭海基會時曾說，任內把恢復兩岸對話視為首要職責，並曾透過管道尋求與對岸接觸，盼釐清「九二共識」爭議、共商和平發展。這些嘗試未能開花結果，卻至少證明在酷寒之際，仍有人願意匍匐前進，替台灣創造迴旋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們，兩岸並非「無法溝通」，而是「溝通被政治壓到近乎失能」。

回顧歷史，1990年代初期兩岸並非風平浪靜，但兩會仍能展開正式接觸，並在1993年「辜汪會談」後逐步確立制度化協商路徑。換言之，對話不是沒有路，而是缺少意志；溝通不是不能做，而是不願做。若一再把對話的可能性掐死，等於把歷史曾走通的路封掉，把創造安定與和平的工具一件件拆掉。

恢復兩岸制度化聯繫

因此，從倡議兩岸交流與台海和平的角度看，蘇嘉全是否應扛起責任？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不是期待他上任就翻天覆地，而是期待他把海基會重新打造成讓執政者很難否認的公共財。具體而言，蘇嘉全至少可以先做好三件事。

第一，優先恢復緊急聯繫機制，從人民急難與風險事件著手。無論災害、意外、失聯、醫療後送，或台商台胞急難協處，這些議題政治成本最低、人民感受最直接，也最能檢驗「為民眾解決問題、為交流保留空間」是否只是口號。

第二，重啟工作層級的常態化溝通，建立固定窗口與固定議題。不必一開始就把焦點鎖定在最尖銳的政治爭議，而是先在文書驗證、就學就醫、台商服務、特定爭端協處等「可以談、也必須談」的領域重建互動，讓對話回到例行、可操作，避免每次接觸都被迫承擔不必要的政治干擾。

第三，向政府爭取清楚授權，同時要求內部停止把交流當成政治攻擊目標。海基會要做實事，必須有政策支撐；政府若真要降低戰爭風險，就不能一面喊和平、一面讓交流全面中斷。政治可以競爭，但卻不該拿人民安全與和平機會當作成本。

蘇嘉全若要不負眾望，就應以制度化成果證明和平不是口號，而是具體可見的政策。在此之前，得先做好一、兩件「政府的小事、人民的大事」，以成果換空間，以制度換信任，接下來才有機會創造出更多可能，讓台海跳脫風險難料的黑暗期。

當然，站在深化兩岸同胞福祉的角度，對岸也須正視「制度化聯繫長期鎖死」所造成的負面效應。畢竟對雙方來說，對話不一定能立刻化解所有分歧，但缺乏對話，風險只會持續累積；而風險一旦失控，後果恐是兩岸幾代人用血汗打拚的成果就此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