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銀行於去年12月30日發布新聞稿，說明該行致函英國媒體《經濟學人》，回應去年11月刊載的〈台灣榮景的潛藏風險〉一文。文章指稱央行長期壓低新台幣匯率以扶植出口，導致國人購買力受損、房價攀升、金融風險累積。央行主動致函《經濟學人》用意在希望外界能更完整理解台灣經濟結構現況與韌性，指出《經濟學人》過度簡化匯率與經濟之間的關聯，並強調台灣的經濟韌性不該僅以「大麥克指數」評價。
央行這封信函從八個面向拆解報導推論，包含匯率形成、市場機制、經常帳盈餘、房市與勞動所得連動等多項議題，展現央行政策辯護能力。然而，在數字與解釋之外，一個核心問題卻未獲得關注。當台股站上3萬點、GDP創下30年新高時，為何社會多數人卻感受不到經濟繁榮？
《經濟學人》指出台灣經濟成長的成果過度集中，一般民眾無法分享經濟紅利。這番評論雖簡潔卻切中痛點。近年AI與半導體帶動出口與資本市場飛漲，但這股成長力道並未擴散至多數產業與家庭。以勞動市場為例，全台約有6成從業人口集中於服務業，2成以上從事傳統產業，而真正受惠於出口熱潮多集中在少數科技產業與關鍵供應鏈中。即便是龍頭企業如台積電，其股價創新高雖拉動大盤，但外資持股超過7成，股價飆漲帶來的財富效應對本地家庭影響極為有限。
事實上，在1947家上市櫃公司中，有6成5股價低於年線，投資人若未持有科技類股票，對3萬點台股則幾乎無感。匯率方面，去年新台幣升值超過4％，年中一度劇烈波動，引發金融市場高度關注。下半年隨著台美罕見發布「匯率議題聯合聲明」，明確宣示雙向干預與資訊透明，新台幣走勢趨於收斂。但問題在於對多數基層民眾而言，匯率走向與股市漲跌的意義遠不如房租、電費與便當價格上漲來得真實。超商店員、工廠作業員、餐飲從業員、公務員與家庭主婦的日常體感，早已說明這種宏觀亮眼但微觀卻無感的經濟落差。
央行的解釋並非毫無道理，但它無法解釋為何GDP創新高的同時，社會整體卻沒有幸福感？為何出口與獲利大幅成長，薪資卻未同步上調？為何房價與物價節節上升，民眾卻難以跟上生活成本？這正是《經濟學人》報導能引發台灣社會高度共鳴的原因。
如果我們誠實看待新台幣升值的潛在機會，或許可以將其視為經濟體質重整起點而非風險。升值將有助進口成本下降、提升實質購買力，對長期薪資停滯的中低收入族群反而是一種喘息。資金成本回歸常態，也有機會抑制資產價格過熱，緩解世代不公。
從結構上看，台灣對高科技產品出口與GDP數字的高度依賴，正掩蓋經濟成長品質的問題。半導體與資通訊產業成為GDP主力，但其高度資本密集、設備汰換快速特性，也造成固定資本折舊居高不下，實際可轉化為國民所得比例有限。與此同時，受僱者報酬占GDP比重下滑，代表勞工薪資成長並未隨企業獲利而同步上揚。這種「企業賺錢並不等於全民受惠」脫鉤現象，正是我們以GDP作為經濟指標的盲點。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央行單打獨鬥的辯證，而是跨部會的結構性政策重構。匯率政策應從「保出口」思維中解放，改以購買力與產業多元為導向，重啟內需引擎；產業政策應避免過度補貼明星產業，轉為普及技術轉移與人才培育，讓中小企業與服務業也能共享數位紅利。此外，租稅與財政工具應介入所得重分配與資產市場監理，避免貧富差距擴大與房市炒作。企業盈餘應透過適當制度回饋於社會，強化命運共同體凝聚力，否則經濟成長將淪為財富集中手段。
《經濟學人》不一定對，但卻問對一個關鍵問題：「我們希望怎樣的經濟榮景？」是一個出口亮眼、股市高漲，卻讓多數人無感的社會？還是一個成長果實能普遍分享、讓人民有感的社會？答案顯然不應只交給央行，也不該寄望於台積電等幾家龍頭企業，而是整體國家政策、產業結構與社會共識的集體選擇。
賴總統在2026新年談話時，已將「建構更均衡發展的台灣」列為今年施政目標，期許政府各部門能夠群策群力有所作為，讓人民有感。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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