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際關係正在經歷一場既延續冷戰邏輯、又超出冷戰想像的結構性變化。要理解這種變化，必須從相互確保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與複雜相互依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談起，再一路推演，便能推導出現實主義（realism）與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其實存在交匯之處。
在當下，中美在稀土與高端晶元等關鍵領域所形成的互毀型經濟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MAED）與互賴脆弱性結構（Reciprocal 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RVI）便是最好的例證。這一過程同樣可以被置於代序崛起（order-succession rise）與世界領導型國家（world leadership state）這樣更巨集觀的秩序變遷框架之中。
相互確保毀滅這一概念（MAD）最初產生於冷戰核威懾理論的語境之中，並由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與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等學者系統化。其核心含義在於，當兩個大國都擁有可靠的二次打擊核能力時，任何一方發動核戰爭都將面臨本國被摧毀的結局，因此理性的決策者會在最高層級上被迫克制，戰爭由此在極端意義上變得不可想像。MAD並不是道德共識，而是一種冷酷的結構性相持：正是因為毀滅的對稱性，才在一定時期內產生了高度不穩定中的有限穩定。這一邏輯為後來的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關於「威懾相持」與「結構性約束」的基本範本。
與核威懾並行發展的是複雜相互依賴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由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與約瑟夫•奈（Joseph Nye）在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的框架下提出。複雜相互依賴強調多個溝通管道、議題多元化以及軍事手段，不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基歐漢與奈區分了「敏感性」（sensitivity）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指出國際經濟與制度網路使得國家在相互依賴中獲得收益，但同時也要承受成本。然而，在總體判斷上，新自由制度主義傾向於強調制度、規則與互利合作可以緩解衝突、降低不確定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戰爭與零和競爭的邏輯。
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realism and neorealism）則對這種樂觀態度保持高度警惕。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等學者強調，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所謂相互依賴往往意味著脆弱性，而脆弱性對於安全敏感的大國尤其危險。在這一脈絡下，經濟關係不再被視為單純的互利交換，而是潛在的籌碼與武器。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早在戰後便通過《國家權力與對外貿易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揭示，對外貿易可以被用作施加政治壓力的工具，後來戴維•鮑德溫（David Baldwin）在經濟國策（economic statecraft）理論中進一步深化這一思路。近年，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與亞伯拉罕•紐曼（Abraham Newman）提出「武器化相互依賴」（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指出掌握全球網路節點的國家可以通過金融、支付、資訊與供應鏈體系對他國施壓。 可以說，現實主義傳統不斷提醒我們，複雜相互依賴既可能帶來合作，也可能被戰略性利用，其本質是一種權力關係。
互依賴與武器化相互依賴之間，我們看到了中美關係的新結構。中國在稀土礦產開採、精煉與高性能永久磁體生產上的主導地位，使其在新能源、軍工與高端製造領域擁有關鍵原材料優勢；美國及其盟友則在先進製程晶元、光刻機設備、EDA 設計軟體與高性能GPU領域掌握不可替代的技術與制度節點。這種格局並非簡單的單向依賴，而是雙向且高度不對稱的依賴：在不同環節上，各自擁有對方難以在短期內替代的關鍵資源。於是，現實主義所強調的「脆弱性」與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互依性」，在中美稀土和晶元的互動之中疊加在一起，形成一種既互利、又彼此制約的結構。任何一方若試圖通過出口管制、供應鏈封鎖等手段對對方造成決定性打擊，都必須同時承受對自身產業體系的巨大反噬，結果是雙方在威脅升級時都面臨極高的國內與全球成本。
在這一意義上，中美之間正在形成一種互毀型經濟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MAED），也可以稱之為互賴脆弱性結構（RVI）。與核威懾時代的MAD相比，互毀型經濟相持並不依賴導彈發射井與核潛艇，而是依賴稀土精煉廠、晶元製造設備、供應鏈金融與跨國企業網路。其核心特點有三：第一，雙方在不同關鍵節點上擁有各自的結構性優勢，稀土與晶元只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二，一旦斷裂，將對本國和全球經濟造成近乎「自毀式」的衝擊，因此威脅的可信度與可實施性同時受限；第三，儘管互毀的代價巨大，雙方仍然會在邊緣地帶不斷試探，通過局部管制、投資審查與技術封鎖來積累談判籌碼。
這種局部博弈又不斷反向加強對整體相持結構的認知，使決策者意識到全面脫鉤的不可行與危險性。這種結構既繼承了MAD的「相互毀滅會帶來穩定」的邏輯，又保留了複雜相互依賴中多管道、多議題交織的現實，同時嵌入了現實主義關於脆弱性與相對收益的關切，因而本身就是一種連接新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混合型結構。
要進一步理解互毀型經濟相持的意義，還需要把這一現象置於更巨集觀的秩序轉型與代序崛起（order-succession rise）框架之中。傳統的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代表學者如 Charles Kindleberger 與 Robert Gilpin）認為，國際體系的穩定有賴於單一霸權國提供公共物品、維持規則與秩序。當霸權衰落而替代者尚未成熟時，體系將陷入無序與危機。然而，後冷戰以來的經驗表明，新興大國的崛起並不總是以全面推翻既有秩序為目標，而更多是在既有制度與網路之中尋找縫隙與槓桿，通過漸進式嵌入與選擇性重構逐步上升。我們可以將這種路徑概括為代序崛起（order-succession rise），即新興大國不是一夜之間推倒舊秩序，而是在舊秩序尚在運轉的前提下部分接管、部分改寫、部分增添新的議題與制度層次。
在這一過程中，世界領導型國家（world leadership state）的概念有助於與傳統「霸權國」（hegemon）相區分。霸權國側重的是支配性優勢與規則制定上的單向主導，而世界領導型國家更強調協調、整合與提供多層次公共物品的能力。美國長期以來作為典型霸權國，同時也扮演世界領導角色，通過美元體系、安全同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等制度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則在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框架內深度參與既有制度，同時通過金磚合作機制（BRICS）、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等平台推動新的議題與制度安排，以一種複合型方式逐漸承擔更多區域與全球治理責任。從代序崛起的視角看，這並非簡單的取代，而是一種以互嵌與共存為特徵的秩序接續。
互毀型經濟相持與互賴脆弱性結構，正是這種代序崛起與世界領導型國家競爭與共存的一個關鍵載體。一方面，它限制了中美雙方在衝突升級上的上限，使得全面脫鉤與徹底對抗在結構上變得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它也強化了兩國在關鍵領域的權力感與不安全感，使得圍繞供應鏈、技術標準與制度話語權的競爭愈發激烈。可以說，中美的MAED不僅是地緣經濟層面的相持，更是兩種世界領導路徑之間的博弈：一種仍然以傳統霸權穩定為參照，強調控制關鍵節點；另一種則在既有秩序內部通過代序崛起逐步擴大影響力，強調通過多邊機制與基礎設施網路塑造新秩序。
綜上所述，從MAD到複雜相互依賴，從經濟國策到武器化相互依賴，再到今天中美在稀土與晶元領域的互毀型經濟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MAED），我們看到的不是某一單一理論的勝利，而是一種跨範式的融合。互毀型經濟相持（MAED）與互賴脆弱性結構（RVI）為理解21世紀大國關係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視角：在這種結構中，脆弱性與互依並存，競爭與合作同構，霸權與領導交織，而代序崛起則指向一種既不徹底斷裂、也難以回到單極時代的秩序演變路徑。未來的世界秩序將如何成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能否在這種互毀型經濟相持的結構性約束之下，發展出一種兼具競爭管理與責任分擔的世界領導模式。
（作者為美國克里斯多夫紐波特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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