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2013年1月立項，到9月掛牌正式成立，前後歷經8個月。根據中國「時代週報」今年的3月5 號的報導，當時的遼寧省長陳政高於全國人大會議表示＂這一輪開放的「班車」，遼寧無論如何得上去，無論如何不能落下。＂，顯示其急迫性。依據週報的統計， 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成立後，其他30個省級地方，除北京、山西、青海外，也都提案要求設立。
反觀而台灣，從2012年1月行政院指示 研擬方案到隔年3月行政院公佈「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方案，並於12月底通過，送交立法院審查，至今仍躺在立法院。院內藍綠對於究竟那些產業應納入或排除 及條文本身爭議頗大；而院外不同陣營的學者專家，也對自由經濟區的設立及內容，究竟對台灣是升級或掏空，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導致法案是否能在這個會期通 過，還在未定之天。
對於台灣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究竟是否應該設立，以成為主要吸引國內、外投資和經濟成長的引擎、或應該納入那些 產業及如何開放，自己因對各別產業並不夠深入，無法評論。但何以在一個以社會主義為依皈的國家能做這樣巨大的改變，而我們卻始終無法達成共識？或許有人會 認為那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威權體制的國家，中國總理李克強先生才能在拍桌下，強勢主導通過。而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各吹一把號，加上反對黨老是藉由強佔主席 台的方式，導致法案無法通過。但真的是如此嗎？立法院本會期不是才通過41個法案嗎？其實無論是威權或民主的社會，政治的運作過程，都包含許多政治利益的 計算，結果的輸贏，同樣影響每個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故任何決策都可能飽受各方的批評。事實上，威權社會的政治人物或許對其決策的賭注大於民主社會，因民 主社會尚有任期的保障。更何況，這是一個牽涉到所謂的經濟改革的政策，如果你徵詢十個經濟學者，也許有11種意見，包括有人同時支持正反意見等。那中國的 政治人物何以敢做這樣的決定，而我們的政治人物卻猶豫不決呢？故我個人認為，它真正的區別是，在於中國上海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個由地方政府根據其發 展需要，向上面要政策支持的由下而上的過程；反觀台灣六港一空一區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是一個上由上而下的過程。前者需求清楚，政治責任明確；後者究竟應 開放何種產業，如何開放，因區域需求不同，內容爭議較大。而政治上由誰負責，也不明確。這才是為何我們碰到重大的議題，總是空轉的最大原因。
由下而上 Vs.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地方政府根據自己區域發展的限制，提出那些產業需要開放，因地制宜。不但目的及目標明確，「政治責任」也清楚，祇是希望「朝中」有人能為其背書。 根據維基百科，上海市的領導，有感於經濟成長逐漸緩慢，許多發展優勢也趨於減弱，早於2010年即已完成「上海浦東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研究」。其新任書記 韓正於2012年底並發表文章強調「三強化、一調整」也就是「強化改革推動；強化市場作用；強化創新驅動和調整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並於2013年1月 向中央立項申請自貿區的設立，並於九月獲得國務院的批准，同時要求「上海市要通過地方立法，建立與試點要求相適應的試驗區管理制度」。作為中國內地最大的 金融中心以及445家跨國企業的總部，如何與國際接軌，成為上海是否能繼續成長的首要任務。 有別於過去地方政府大面積圈地，大搞開發建設，其自貿區僅限制於28.78平方公里。透過擴大金融、航運、商貿、專業、文化、社會服務業的開放，來達成其 投資管理體制創新、金融制度改革及鼓勵跨國企業於上海建立亞大營運總部的目的。而中央政府就如其商業部長所言，中央透過這個「試驗區」來達成下一輪的改革 開放，形成一個可創造、可複製、可推廣的體制機制。它的過程，地方開放的目的，讓上海繼續在吸引企業總部進駐及外貿上保有優勢，而中央也藉由上海小範圍的 開放，了解開放人民幣交易及部分服務的利弊得失，以做為其政策在全國推廣的參考。彼此的目的、目標都很明確。而自貿區的管理機關為上海市政府，彼此的政治 責任也很清楚。另外中國中央與地方採分稅制，除營業稅、房屋土地稅全屬地方外，增值稅、企業、個人所得稅按不同比例與中央共享，故雙方財政的目標也一致。 也就是中央、地方的目的、權責、以及財政目標都非常明確。所以，在明確的目標及有限的風險下，政治人物，即使處於困難的抉擇下，仍能大膽的做出決定。
反觀台灣自由經濟示範區，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過程。中央決定開放的目的、地點、內容、條文、權責機構。這樣的流程將造成二大問題：一、因各地方的條件不一，如 何藉由開放的內容來提昇所屬地方的競爭力的目的，各地方對便有相當大的差異，如何一體適用？二、一次開放六港、一空、一專區，甚至包括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 區等，一旦有執行上的風險，如何控管？中央、地方誰要負責任？例如就目的來說，我們官方的說法，其設立示範區目的「除吸引國內外投資、創造就業和成為經濟 成長的引擎外，更是為了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所做的準備。因TPP與RCEP是一個具高度開放 的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為降低國人對經濟全面自由化的疑慮，所以先以六港一空等地域和部分產業先試先行，並逐步擴大開放，同時也讓台灣產業能夠有所調適及準 備。」。然而我們光從其字面上的解讀，便有許多疑惑：一、吸引國內外投資，促進經濟成長的途徑很多，非得藉由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來達成嗎？二、如果我們是 為了加入區域經濟體暖身，先試先行，又何必一下就必須先開放六港一空一專區？還是爲滿足地方政治人物開發土地的需求，以換取支持呢？三、開放的項目的選 擇，智慧物流、國際健康、農業加值、金融服務與教育創新，是因為要符合地方最大利益呢？還是因為它們是我們加入TPP與RCEP的關鍵阻力，所以需要先行 先試呢？由於目的、目標不明確，各方的批評當然就蜂擁而至。 而政治人物面對一個飽受批評，且目標、權則及風險不確定的計劃，當然便猶豫不決。最後，中央、地方稅源不一，地方以土地、房屋稅為主，中央出錢建設，並以 租稅減免為招商的手段，地方當然舉雙手贊成。藉時地方為擴大財源，要求中央放寬土地開發的門檻，廣設示範區，誰能保證不會有下一個大埔事件呢？這樣多頭馬 車、補釘式而缺乏全方位視野的地方發展的方式，對於如何同時提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及生活品質毫無幫助。新竹縣、市雖有國際成功的科學園區，但卻非是一個 國際有競爭力的城市，即是明証。
先試驗，再複製
舉凡制度的改革及爭議性的議題，問題的原因，往往不在「大方向」，很多是在於 執行的內容的優先順序的選擇、行政程序細節的製定、執行者開放心態的調適，以及後續的監督和調整等，都可能會影響執行的成果。故對於重大爭議的議題，它更 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調整後，才能複製及擴大推廣，以減少改革的阻力。一個中央與地方未能取得共識，並先經小範圍的「試驗」，貿然在全國實施，將來只 是增加更多的民怨，最後原本改革的目的也會失焦。地方分權的中國，從1979年在深圳設立特區起，將爭議的議題，由地方先行試驗再擴及全國施行的方法，一 直比我們進步的多，我們是否應該虛心向他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