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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個國家，兩個經濟，兩種策略
2025/02/15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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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2025年2月12日
《北京押下重注押特朗普將燒掉許多橋樑而加劇美國危機：邪惡共產將得到時間調整與生存並獲得最終勝利？》
中毒腐爛共滅國的經濟劃分為兩個部份，一部份專注於國內增長，另一部份則面向出口。這種結構能運作是基於人民幣並非完全可兌換，且其市場亦非完全自由開放。
出口有助於獲取資源以發展中共的雙用途技術。然而，如果出口及其帶來的盈餘下降，整個架構可能會面臨嚴重的挫折。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競爭。如果中共科技超越西方科技，北京的策略可能會佔上風，而美國對未來的路徑則顯得不確定。
中共有2個並行運作的經濟體系。它相互影響，但幾乎各自獨立。一是國內經濟，現在受到債務和需求下滑的困擾。另一則正在蓬勃發展；是其無可匹敵的出口機器。
正如佩蒂斯（Michael Pettis）最近所指出的，這2者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國內發展停滯，由基礎設施投資驅動，但回報和效率逐漸下降，而增長則由淨出口主導，淨出口「貢獻了2024年GDP增長的30.3%，是自1997年以來的最高份額。」
其結果是全球歷史上最迅速上升的債務對GDP比率之一。到2025年，這一比率可能超過GDP的300%，預計預算赤字將達14%，而增長率僅為5%。
佩蒂斯強調：「如果中共的貿易順差在2025年收縮，就意味中共2025年GDP增長的更大部份必須來自非生產性投資，隨之而來的是中共的債務比率將會更快上升。」
從這一分析中產生了許多問題。此問題已存在很長時間了。
多恩布希（Rudi Dornbusch）、吉亞瓦齊（Francesco Giavazz）和我本人於1999年於北京討論過這個問題。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以及隨後在北京和那些年的各種會議中，大家普遍感覺中共必須彌補其負債累累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
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共必須促進私人消費。然而，由於缺乏社會保障，中共將超過50%的收入存起來；他們必須為自己的醫療保健、子女教育、退休和失業直接支付費用。因此，可支配收入實際上很少。
購房成為未來投資的一種形式。為了促進私人消費，政府需建立福利國，迅速釋放可支配收入。
然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必須提高個人所得稅。沒有人願意繳納更多的稅款；當個人所得稅上升時，人人會要求政府明確解釋如何使用稅金。這就是「沒有代表就不能徵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古老原則。
向民主的滑行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預測如果沒有稅收驅動的福利國，將會在2022年左右出現危機。到那時，基礎設施開發的回報將開始減少，因為最人口稠密地區的大多數鐵路、地鐵系統和道路已建設完成。
此外，依賴房地產的增長將停止，因為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都不再會有流浪漢，而貿易順差將過大，無法在全球範圍內持續。
再者，根據當時的預測，到了2020年，中共的GDP可能已幾乎與美的相當，如果不加以管理，可能會引發激烈的競爭。
最後，在2022年，中共面臨關鍵的黨代會，當時習豬頭必須被確認連任第3任，而根據當時的共產憲法只允許2任。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上常會發生政治危機。習豬頭通過修改憲法預先化解了這一威脅。
要讓一切順利發展，涉及的風險太多了。除了2020年爆發的新冠，確實還有其他事情出了問題。
為了彌補房地產發展的下降並進一步促進內需，大約在2007年，中共可幫助將仍居住在鄉村的半數人口城市化。中央政府支持了一項計劃，該計劃提出建設數百座新城市，讓城市人能放棄自己的農業土地。
在過去的廿年，中共的增長主要依賴於「外來務工人」，即為了工作來到城市並在被解雇後返鄉的人。
微薄的農業收入充當了一種社會緩衝。企業從自由勞動市場中獲益，而國家則享有廉價的社會福利體系。缺點是農業機械化程度低，農業產量低，並且存在食品安全問題（生產者過多，監管不足）。
城市化的加速將促進農業生產和食品安全，但也需為永久搬遷到城市的農民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後果打亂了這些計劃和發展軌跡。
金融危機對中共來說是重大的心理打擊。它向務實的中共領導人顯示，美的經濟體系存在缺陷，中共追求自身發展道路會更有利。這反過來改變了隨後幾年中共的所有優先事項和選擇。
科技驅動
其中一關鍵因素是為中共的技術升級提供資金，特別是針對美的工業技術。2009年，美中未能達成一致，中共視為戰略性的一項；將具有潛在雙用途能力的新技術轉移給中共。美中未能就綠色技術達成協議，而這本可為技術轉移鋪平道路。
2010年，美宣佈「重返亞洲」，對中共而言聽起來具有威脅，促使北京投入到科技競賽中，最終目的是強化中共的軍隊與美軍對抗。
為了在這場競賽中取得進展，中共需要更好的科技出口。這需要可觀的貿易順差，以資助本土的研發，並在市場中提供最佳的性價比。
因此，中共無法負擔可能提升內需的福利國。儘管如此，這樣的福利體系會提高生產成本，削弱中共出口的競爭力，從而減少可用來資助技術改進的盈餘。
自2010年以來，這場競賽變得越來越具戰略性。北京追求的不是平衡的經濟增長，而是貿易順差的擴大和技術領先。
與此同時，即使在新冠之前，中共經濟就已面臨放緩，原因在於房地產危機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回報減少。如今，這已成為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競賽，要在內需經濟崩潰之前發展出具有競爭力的技術。
福利或民主對於社會和戰略原因而言變得風險重重。中共可支配收入的40%，而發達國家則為80%，這一點正是其原因：增加直接或間接的支付確實能提升內需消費，但會削弱貿易順差，進而影響中與美的技術競賽。
因此，給予私有財產絕對的法律保護可促進創業精神和消費，但實際上會削弱黨的廣泛控制。
奧力（Tom Orlik）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觀點。他說，根據中南海的說法，中共的經濟不是單純依賴數字，而是以技術和出口目標為導向。出口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這不僅僅是開創新道路，而是追趕上去。
奧力寫道：
「發展更多是通過追趕現有技術來推動，而非發明新技術。在中共當前的發展水平下，簡潔的金融體系可完成將資金引導到優先項目的任務...儘管房地產的緩慢崩潰削弱了短期增長，市場情緒仍處於低谷，但有跡象顯示，北京的策略開始見效...」
中共經濟的平衡正在迅速變化。2020年，房地產佔GDP的24%，高科技行業佔11%。到2024年，房地產下降到19%，而高科技行業增長到15%。到2026年，中共的經濟很可能更多地依賴矽而非水泥；這是重要的進步。
《華爾街日報》報導稱：「不僅AI，中共的生物科技公司現在比美同行更快、更便宜地開發藥物」，那麼，秘密軍事技術呢？
這種複雜的回報是：「中共已完善了日本的改善模式，通過對現有技術進行漸進、邊際的改進。」因此，競賽已開始。今年和明年將是關鍵，看看中共的高科技出口是否能迅速彌補上升的內部債務。
戰略之戰
這是一個關於技術和政治的問題。中共的貿易順差是否能夠避免激怒太多國家，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否會削弱中共的直接出口，並且不會在第3國創造新的出口渠道，這些國家會受到美新的積極行動的影響？
在北京，許多人可能會認為特朗普將燒掉許多橋樑，並加速美的危機，從而給中共時間調整、存活，最終贏得勝利。
如果華盛頓搞錯了，北京可能是對的。正如《金融時報》報導的那樣，「北京的專家表示，談判可能已停滯，因為特朗普要求在其他方面合作，比如對俄羅斯施壓，要求其對入侵烏克蘭作出回應，或將短視頻平台TikTok的所有權讓給美買家。」
俄和伊朗都與中共的支持有關。只有伊有空間可退讓並做出讓步，正如加沙停火中所見，哈馬斯（伊朗的代理人）屈服，可能是因為德黑蘭在多次挫折後施加了壓力。
普丁可能較少有空間進行操作；他承受的壓力要大得多。
然而，如果一切失敗，北京可能已有了B計劃。它可關閉經濟，將責任歸咎於外國的嫉妒與侵略，並轉向「朝鮮模式」。這將是痛苦且充滿風險，但仍是選項。
精明的美中戰略專家沙利文（John Sullivan）最近指出，根據《軍事戰略科學》（2020年）：「軍事鬥爭不僅是對手之間的軍事力量競爭，也是綜合國家實力（CNP）的競爭。因此，CNP作為制定和實施戰略的客觀物質基礎。」
這一觀點來自中國古代經典，認為不僅軍事力量可能會投入戰鬥，還包括整體的「國家實力」，以支撐軍事和非軍事的對抗。中共認為美也有類似的方法，這一方法體現在五角大樓的「網絡評估辦公室」。
那麼，西方在想什麼呢？10年前，皮爾茲伯里（Michael Pillsbury）在其《百年馬拉松》一書中發出警報，指出中共有個長期計劃旨在挑戰美，並呼籲進行一系列長期改革來應對。
其中建議是對美進行激進的教育改革，以應對無數中共畢業生的湧入。但這一點並未實現。現在尚不清楚美正進行的放鬆管制浪潮是否會影響到一些基本弱點。
美的某些方面可能運作不正常。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2016～2020年），宣佈了脫鉤政策，但最終退縮，認為這樣做成本過高且效果不彰。
隨後的拜登採取了脫鉤政策，禁止美向中出口高科技產品。然而，現在美顯然在這一政策上動搖，認為這樣做並不起作用，反而阻礙了中共的創造力。
在疫情爆發時，中共迅速將其疫苗推向市場，但最終證明，這些疫苗的效果不如後來西方公司推出的疫苗。那麼，這些最新的中共技術是否也會如此？
或許這只是一種宣傳手段。中共可能認為，這些迅速推出的半成品技術會造成混亂。但美的技術也可能是如此；一場煙霧和鏡子的遊戲。
總體而言，仍有一點不清楚；美針對中共的綜合戰略究竟是什麼？是否有A計劃或B計劃？而中共似乎擁有明確且持續追求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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