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中書侍郎的宰相李絳（字深之），也是一位正直敢言之人。李絳曾對唐憲宗提出擔憂之事，也就是當時仍有許多有名望的大臣都曾是武則天所引進任用的，甚至連諫官當中不少人也是，這樣子有可能會妨礙到唐憲宗改革的成效。唐憲宗卻很有信心的對李絳說：

 

「我有諫官如路隨、韋處厚（元和初年的進士）者，他們克盡職守時刻接連上諫進言，我也經常參考他們的建議做決定啊。」

 

大家聽說連皇帝都尊重路隨的意見，因此見到路隨時也就特別敬重了。

 

過了不久，唐憲宗再擢昇路隨為起居郎、又轉任司勳員外郎，這期間路隨也擔任國史的編撰校正的工作。

 

唐穆宗李恆即位後，也很尊重路隨，除了升了他的官為司勳郎中外，另御賜緋魚袋（唐朝五品以上的朝官所佩帶的服飾），與韋處厚二人一同進入翰林院擔任侍講學士，為皇帝講解古籍經典。為了要讓唐穆宗容易了解歷代興亡的因果，路隨就寫了《六經法言》共二十卷呈給唐穆宗。唐穆宗於是讓路隨再度回鍋擔任諫議大夫，兼任侍講學士，並請他編修《憲宗實錄》。

 

唐敬宗李湛登基後，詔令路隨擔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並御賜紫色官服以彰顯他的功勞。（紫色官服為三品以上大官所有，品級未達而有功勞者，皇帝可「賜紫」或「賜緋」以彰顯其功。）

 

中書舍人的職務是「掌侍進奏，參議表章」，也就是皇帝很親近的官員。有一回，有人送上金子與細絹給路隨，要感謝他在某一件公務上幫忙說明而讓該員能免除相關的責任。路隨見了很生氣的斥責這個人說：

 

「我這是公事公辦，怎麼可以藉此收受私人贈與的財務呢？」

 

而且路隨一直到最後，都沒有收過他人的餽贈。

 

唐文宗李昂即位，年號太和（或作「大和」），韋處厚擔任宰相，路隨擔任翰林院承旨（翰林院諸位學士的頭頭），後轉任兵部侍郎，同時負責替皇上起草詔令。

 

太和二年，韋處厚過世，唐文宗任命路隨為中書侍郎，並接替韋處厚的宰相職位，同時也負責監修國史。

 

太和四年，路隨轉任門下省的侍郎，兼崇文館大學士。太和七年，路隨再兼任太子太師。而「牛李黨爭」中的李德裕也接任宰相。路隨自從擔任宰相以來，唐朝也正處於李德裕與牛增儒二派之間的「牛、李黨爭」時期，但路隨並未隨波逐流，仍克盡宰相之責，周旋於黨爭之間，維護朝廷法統的正常運作。

 

到了太和八年，路隨以生病為由請辭，但是唐文宗實在很倚靠這位正直的老臣，並未同意。此時李德裕被敵對的李訓、鄭注等誣陷勾結漳王李湊意圖不軌，李、鄭二人也威脅利誘許多官員聯名上書向唐文宗告狀，唯獨路隨不肯連署，李、鄭雖記恨卻又拿路隨無可奈何。

 

太和九年四月，唐文宗再度任命路隨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回鍋當宰相），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七月，路隨在視察地方的途中生了急病，此時船在長江中游航行，一時來不及尋找醫生救治，便不幸在船上就過世了，享年六十歲。唐文宗聽聞噩耗，詔令追贈路隨為太保，並賜謚號「貞」。

 

改編自 《舊唐書》

 

原文：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列傳第一百九．路隨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

……

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

「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

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勳員外，皆充史館修撰。

穆宗即位，遷司勳郎中，賜緋魚袋。與韋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學士。采三代皇王興衰，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拜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修《憲宗實錄》，復命兼充史職。敬宗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

「吾以公事接私財耶？」

終無所納。

文宗即位，韋處厚入相，隨代為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

太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為相，拜中書侍郎，加監修國史。

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

「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眾。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令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撾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冀睿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

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修，盍令詳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群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冀聖祖垂休，永無慚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

詔曰：

「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

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

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錄》。

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

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

太和九年七月，遘疾于路，薨于揚子江之中流，年六十。冊贈太保，諡曰貞。

隨有學行大度，為諫官能直言，在內廷匡益。自寶曆初為承旨學士，即參大政矣。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興，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器韜光，隆汙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