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立委至今任期方才過半，但兩年來各地已舉辦過四次補選，連同下月的補選在內，共有十個選區的民眾重新選舉國會議員。如此頻繁的更迭，非但造成國會生態的不穩定和代議品質的劣化，更是勞民傷財，同時嚴重傷害了人民對民主政治的信任。

席次減半後的國會，十人次的改選，即意味著區域立委兩年間已有七分之一更換了新面孔；其中有些人還沒弄清怎麼當立委，便已下台。且不問新手要多少時間才能勝任立法工作，兩年來不斷的補選，不僅一次次挑起無謂的政黨內訌，更讓人民感到倦怠與反感。從最近補選投票率低到只剩三成多，可見民眾對於立委補選的心灰意冷。

這屆立委之所以頻繁更迭，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涉及賄選，被宣告當選無效；二是在任期間參選縣市長等其他公職，留下遺缺待補；三是接受政府徵召，出任政務官。這三種類型，嚴重情況不等；最輕的是第三種，尤其是不分區立委入閣或轉任政務官，只需依排序遞補，退不涉及補選問題，進可提供政府更寬廣的人才調度，較無爭議。

相形之下，最滋民眾反感的，是立委因賄選被判當選無效而需一而再、再而三的補選，不僅羞辱了台灣民主，更浪費了國家公帑和社會成本。據估計，政府辦理一次立委補選所需經費要千餘萬元；政治人物違法賄選，其後果及成本卻要由全民埋單，人民怎麼會甘於再去投票？

從積極面看，越來越多的法官願意採取司法作為來矯正賄選的歪風，自是可喜的現象。然而，目前司法審理賄選，除了有標準不一的問題，對收賄者幾乎都給予輕縱，實無助於導正社會風氣。這從最近層出不窮的縣議員賄選案即可見一斑。此外，父親幫兒子買票、幫兒子坐牢，真是民間最奇特的代罪羔羊。台灣民主、法治要日臻成熟，無論如何需要仰賴更自主、進步的公民，司法官避重就輕的判決，其實墨守傳統習俗，小看了台灣民眾的可塑性。這一點，我們呼籲檢審要放下個人的政治偏好，運用司法工具推動台灣民主的端正與進步。

更滋爭議的一點是，因賄選被剝奪立委資格者，不論其任期長短，都在當選後領取了每票卅元的選舉補助款；但在他們被取消當選資格後，目前的選罷法卻未規定這筆款項必須繳回。不僅如此，政府辦理補選後，還要付一次補助款給參與補選的人；一來一往之間，等於剝了國庫好幾層皮。這個漏洞，不僅讓國家公帑一賠再賠，更讓人民對民主的信心不斷流失；如果不儘快透過修法修補這個明顯不公不義的現象，不僅馬政府的威信難以重建，台灣民主的公義形象也將成空談了。

事實上，修改選罷法設定賄選補選的止漏條款，不只是執政黨的工作，在野黨也有相對的責任要負。例如，立委因轉戰縣市長而產生需要補選的問題，藍綠陣營的情況其實旗鼓相當，兩邊誰也別只想推給對方。若再往下看，年底五都選舉的市長當選人，能否在短促的時間內再轉戰總統大選，也將涉及違背對選民的承諾；這應如何解決，對任期內轉戰其他公職應否有所約制，實在是朝野不能一味迴避的問題。甚至，若修選罷法要求賄選立委需繳回選舉補助款，那麼被判有罪的貪瀆卸任元首無權再享受退休禮遇，也該一併修法，才符合公理和正義。這點，民進黨做得到嗎？

頻繁的補選已變成政治人物操戈練兵的工具，渾然忘卻服務人民才是參政問政的初衷。我們全力贊同嚴辦賄選，亦主張應對賄選有更嚴格的防範與懲罰。唯有嚴查重罰，使行賄、代行賄者及收賄者皆須面對嚴重後果，賄選始有戢止之望；而若無賄選，即可減少補選。

馬總統應鼓勵司法官積極查辦賄選，同時亦當號召藍綠立委共同修法。高唱改革的朝野兩黨，不會連這一點改革都卻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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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為接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的重要法案，將在立法院本會期結束前在院會三讀，適用十年。估計促產落日後的稅收一四八三億元中，一一八三億元已全部用於降低所得稅等稅損支出，其餘三百億預定要用於獎勵國際物流與營運總部。現在朝野爭議的焦點，在於要如何界定「國際營運總部」。界定越寬，則適用的對象越廣；商人固然眉開眼笑，但國庫就會益形空虛。

目前主管機關所估計的三百億稅收損失，其實有低估之嫌，因為這是根據九十三年度所得資料計算的結果，和未來新環境有相當大的落差。過去促產的子法規由經濟部工業局訂定，適用研發、人培的投資抵減只限於製造業。但未來產創為因應各類營運總部，「各個主管機關」都可以訂定子法規，各個產業別都可適用研發、人培的投資抵減，而產創的抵減率依舊和促產相同，仍為三○％至五○％。

我國製造業雖然嚴重外移，但研發尚保留在台灣者為數仍多，所以近年來的研發投抵金額不減反升，而未來在大量新產業別加入適用產創研發投抵之下，研發的投抵規模將激增。在抵減率不變之下，可以預期三百億元必然不敷未來的稅損支出。因此，若干企業要求維持相同的投資抵減率並擴大適用範圍，其實是要趁促產落日兵荒「馬」亂之際，發一筆「國難財」。

產創條例的營運總部部分，在立委提案下分為二個條文，二十九條是行政院版，沿用原來促產條例的七十條之一，但三十條則為包山包海的立委版，規定「全球國際級企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企業營運總部，並對提升國家競爭力具有特殊卓越貢獻」皆適用，除營運總部的股利等三項所得免稅之外，其餘的課稅所得稅率亦降為十五％，稅率低於香港、新加坡。目前該條文具有爭議，民進黨主張拿掉，尚在做最後的朝野協商。

三十條號稱是為吸引國際排名前五百大企業的來台「新投資」，立法宗旨看似糖衣，卻包裝了為國內大企業再降稅、再蠶食財政的毒藥。且因其不排除已在台灣有營運總部的大型跨國企業適用，明顯是為現有財團說項。以新加坡為例，該國的營運總部稅率可以降到十％以下，甚至五％，但唯有「過去從未在新加坡投資」的國際大廠、「新在星設立營運總部」才可適用，不會有任何稅損，並可能帶動新消費、就業機會，也會有新稅收。反觀我國產創草案三十條，國內企業的龍頭大廠都可能被納入。只要任何一家適用十五％，則立即有稅收損失。若適用家數在十家以上，平均一家數十億，則每年數百億元的損失堪稱鉅額。

對牽動利益如此之大的降稅法案，財經二部有責任公布適用標準與稅式支出評估，以接受社會公評。但到目前為止，行政部門不願公布產創條例的稅式支出評估，外界事前無法得知該項立法之後，對國家社會的利弊得失，事後亦無從究責。我們不免質疑，財經二部在此案審查時並不阻擋，背後似乎有隻看不見的手在操縱，使產創條例淪為特定利益團體、大財團發國難財的法案。由於「國際」企業殊難定義，若現在對適用對象上不加明文規範，將來適用這項優惠者恐怕必然是如鴻海、旺旺這一類的「國內」大企業家。也因為如此，論者咸認為這個降稅條文利益色彩極重，背後的遊說關說鬼影幢幢。

任何減稅法案是否能通過立法，財政部的角色最重要，而非行政院長、總統。府院首長既無專業，也是唯民調是觀，唯有財政部長沒有選票壓力，理應站在捍衛國庫的立場，勇於對抗利益團體的減稅壓力。以台灣當前財政之拮据、稅收之短少，實在不能、不該、不可再為大財團開減稅後門。國民黨官員與立委如果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能保持最低限的原則，視預算法九十一條為無物，恐怕就坐實了外界「政商關係綿密」的質疑與指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