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郵政支援陽信轉存百億元資金，究竟是誰下的命令，台郵總經理竟用一句「忘記了」來搪塞立委。扁政府高層的蠻幹作風，令人心寒，而底下公務員這種耍賴的官僚心態，更是顢頇到難以卒睹。

對於台郵金援事件，行政院及相關部門均辯稱那只是解決陽信財務危機的權宜之計，且頗以此自得。問題是，整個處理過程，不僅一路踐踏台郵公司的自主性，罔顧台郵存款戶的權益，更置所有行政作業的正當程序於不顧。不論下指令的是邱義仁或另有其人，張內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竟使台郵揹上這個百億元的爛攤子，責任亦變得難以分曉。言必稱「轉型正義」的民進黨，難道連更基本的「程序正義」都不知道？

責任政治的基本倫理是：有權作決定的人負其政治後果。但在陽信事件中，人們只看到被移動的百億巨款，卻看不到下令搬走這筆資金的人究竟是誰，而該承擔的人則把責任推來推去。一個政府行事，搞得比路邊的魔法秀還要神祕，真是體制蕩然。如果張內閣自認此事因應得宜且問心無愧，何不大方將過程公諸於世，卻如此畏首畏尾？

台郵支援陽信事件，最大疑竇即是在程序的跳躍，且對象是與執政黨關係密切的金融機構。如果陽信董事長陳勝宏不是民進黨中常委，如果其妻不是民進黨立委薛凌，陽信能得到政府如此特殊的待遇嗎？再說，如果「轉存」是金融機構互相支援的常態手段，張內閣為何不按部就班依慣例辦理，卻要在行政程序上偷斤減兩？

綜觀此事，人們可以清楚看到幾項殊不合理之處：第一，在金管會尚未作成決議之前，台郵的百億資金即已完成撥付；這顯示，在人為干預下，金融監管已變得有名無實。事實上，涉及此事的部會極眾，上至行政院、金管會，下至中央存保公司及交通部轄下的台郵，其中必有一隻「髒手」操作了決策；但一論及責任，眾人卻爭相互推，有如無政府狀態下的無頭公案。這難道不荒唐嗎？

第二，台郵百億資金轉存陽信，亦未經過台郵內部的正當處理程序；百億資金是何等大數目，但董事會對這項資金轉存事後才知情。更可怕的是，台郵內部資金運用監督小組對此提出異議，結果竟是：整個小組遭到裁撤！其間若無不可告人的隱情，何須如此曲意遮掩？為了一次不正當資金運用，而自毀內部控管機制，主事者何止傲慢，簡直是野蠻！

第三，陽信並非金融重建基金保障的對象，台郵在其危機間存入百億資金，是自陷險境。況且，這百億資金是供緊急調度，同時參與支援的土銀及台銀均在約定的一個月後即行領回資金，台郵卻遭四度延宕，不得不繼續將資金以低利借予陽信使用。且不說這已有圖利他人之嫌，台郵董事長何煖軒和總經理吳民佑一再將資金投入風險，均有失忠實企業管理人的責任，乃至已涉嫌背信與瀆職，他們對得起那些刻苦積攢的存戶嗎？他們有顏面繼續戀棧嗎？

陽信事件沒有演成金融危機，值得慶幸；但是，政府用強力政治干預來達成救援任務，不僅破壞了國家的金融管理體制，也侵犯了台郵的經營自主權，更破壞了人民對金融機構的信任。這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製造問題？更別忘了，權力的正當性，除來自對程序正義的實踐，更在於施政的透明化。但一樁陽信借款案，竟然可以跳過這麼多程序、越過這麼多監督，最後參與運作者還敢對立法院大剌剌宣稱「忘記了」。在這批公務人員眼中，國家體制難道就只是個人升官的敲門磚而已？他們對自己的職位難道沒有其他持守目標了嗎？

整起金援陽信事件，最讓人心驚的，就是官員們的不以為意。行政院高層主事者談笑用兵，絲毫不覺手中決策權力之重；台郵主管一問三不知，揮手百億挪移，同樣輕鬆自若。一個上下濫權卻又爭相「忘記了」的政府，人民要向誰去追問責任？

圓山飯店公司化及台郵金援陽信銀行，選前引發軒然大波，為避免類似事件在看守內閣期間重演，立院交通委員會昨天通過決議，要求交通部在五月廿一日前，交通部及所屬主管事業、轉投資事業及財團法人，不得進行超過一千萬元的投資交易、招標及決標。

國民黨立委楊麗環在交委會關切圓山飯店公司化進度，尤其圓山董事會一度要在選前一天舉行，引發工會抗議才延到選後。

交通部長蔡堆再次保證，圓山飯店公司化是既定目標，但在五二○前不會公司化，面對立委的質疑，蔡堆有些動怒地說，「從頭到尾都沒有這件事。」

國民黨立委黃昭順表示，台郵去年在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的指示下，提了一百億資助陽信銀行，「要如何保證這一百億元不會虧空？」蔡堆則首度坦承他是事後看了媒體報導才知，他說，「詳細情況我不了解，」事後查證，台郵表示一切依法行事。

黃昭順追問「依什麼法？」為什麼要拿廣大儲戶的錢去金援一個外界疑慮能否繼續營運的公司？蔡堆說，有必要會請郵政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到委員會說明。

黃昭順又問，在內閣看守期，交通部人事、重要的公文會不會被銷毀？

蔡堆表示，他非常清楚看守內閣能做與不能做的事，該做的他會持續做到五月十九日，不能做的保證不會做。

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就職之前，陳水扁政權使出「三光政策」，又有油價擺爛，蘇花高突然轉向，及鐽震案、陽信案等不可思議的舉動，甚至傳出總統府添購了五十七台碎紙機。懲前毖後，立法院為此正就總統副總統交接問題制定專法，以為防制。

其實，政府交接的各方面，包括人事、預算、政策以及檔案機密，現行法律皆有規範，實無必要再立什麼專法。現今政府交接之際發生的種種怪現象，皆是現政府不守法的問題，而非法未規範。現政府若在移交時發生差錯，當然須負起法律責任，不會因為下台即了事。

以人事問題而言，政務官隨政黨進退固不待言；常任文官則受「公務人員陞遷法」的規範，不容任意調遷。依該法規定，文官的陞遷有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各機關皆須依法定標準編造順序名冊，送審議委員會評定；如辦理人員有違法行為須受懲處。民進黨政務官違法安插親信，懲處於他無關痛癢；但配合辦理的公務員則逃不過懲處，不可賠上自己的前途。文官依法受保障，本來就應避開政治爭議，並拒絕上級的違法命令；亦唯有如此，方能建立政府穩定健全的文官系統。

預算及政策則為一體之兩面。實際運作上，須由政府制定政策，編列預算，再經立法院同意，方得據以執行；且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的預算，大法官會議認定為「措施性法律」，亦須依法執行。預算法並規定：各機關預算須按計畫和進度實施，並將實際狀況逐級考核送立法院備查，不得提前支用。因此，若確有將預算提前花光的行為，就是違法，應負法律責任。

至於政府檔案機密部分，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檔案法都有明文規範公務人員於移交、離職時，保護、保管以便完整移交的義務；如有故意銷毀或不依程序銷毀的行為，均須負刑事責任。因此，所謂五十七台碎紙機的傳聞，不論真假，只要將來就文號查對，發現無故失蹤情形，則現今行事者都要負刑事責任。即以陳水扁國務機要費弊案涉及所謂「南線專案」的文件而言，既然陳水扁宣稱已依大法官解釋補核定文號，並向法院要求返還，則顯示已成為前述國家機密保護法及檔案法規範的對象，陳水扁必須原案移交，倘若故意銷毀，依法即須承擔刑事責任。

所以，從政府交接的各方面看來，法律均已有規範，問題只在現政府是否守法而已。倘若未來新政府就職，發現其中涉及不法，當然就要依法究辦。尤其是值此過渡期，若真的發生瀆職舞弊，如違法金援特定機構涉及圖利、購機涉及回扣等等，那更是貪瀆弊案，除了由檢察官依法偵辦，更無其他處置可言。

另外，若真的因總統改選制定交接專法，其在憲政上的意義亦須探討。因為，在修憲刪除立法院對行政院長同意權之前，大法官會議於釋字三八七、四一九號等解釋中，均一再強調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立法院換屆改選，行政院必須總辭；總統改選，行政院長只是禮貌性辭職，如何處理則是政治問題而非憲法問題。但在修憲刪除立法院對行政院長同意權之後，大法官的解釋卻未就此問題再表立場。換言之，政府交接，本來應該是立法院改選後的議題，而非總統改選後的議題；修憲後卻變成曖昧不明。如今，若就總統改選制定交接專法，涉及前述政府換手交接範疇，等於以立法將此不明地帶確定下來，將使憲制進一步朝向總統制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