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日本的網路上看到一些批評台灣人行為的意見，他頗有感觸，在網路上貼出他的見聞與感想。貼文的標題是「日本人曝真相 台灣和陸客一樣沒水準」。我朋友讀了，也感慨地說：「相近的傳統文化薰陶之下，五十步常笑百步，真的要常常反省，才會有進步的可能啦。」他的感慨應該是：兩岸間的（品德水準）差異其實比一般人所以為的要小。

我對上述的網路貼文卻又有不盡相同的感想。朋友的感觸是，感慨台灣人的（道德）水準與大陸相近，卻不如日本。我並不覺得這是公平的道德評價。

台灣早年有句話叫「有禮無體」，是專說日本人的。大意是說他們很有禮貌，但是沒有心之本體。這個本體，我猜應該還是指道德性。是講真的德性，而不是表面的虛儀。

我無意完全附和以上「有禮無體」的說法。但是，我相信真德性與禮貌還是有差別的。日本人的禮貌確實出名。但是，真德性就未必同樣勝出。禮貌可以是社會控制的結果。但是社會控制很難導出真德性。

傳統中國社會也未必能在真德性上勝出。但是，說中國人的品德水準不如日本，那我就要強烈質疑。如果看過電影「桂河大橋」、「澳大利亞」等片的人，都會看到裡面所描寫的日本軍人的殘暴行為表現。描寫類似情節的電影不只一兩部。總之，日本人在二戰時留給亞洲人的記憶，以及留給美軍、英軍、澳洲軍的記憶，日本人的那種殘暴程度是很恐怖的。我特別提西方人的記憶，是因為如果我提的是中國人對日本的記憶，對當今相當部分的台灣人來說似乎沒有什麼意義，好像那是壞人對好人的偏頗描述。（台灣怎麼會走到這樣的逆反認同境地，我也很好奇）

忘記日本人曾有的侵略與暴行，卻一直強調日本人的高尚道德水準。這種選擇性的評價方式缺少「內容效度」（註一），反映的是評價者可能存在某種特殊心態。

要做公平的道德評價，當然很困難。也所以，儘管現在有各種不同的國際性評比，經濟成長率、吉尼係數、平均餘命、學校排名、幸福感、犯罪率、離婚率、自殺率…。但是我們從未見過有一種世界評比，顯示各國的道德水準的高低。道德水準何其重要，為什麼不做評比？因為道德難以客觀測量，也難以公平評比。譬如，儘管大家都知道，美國黑人的犯罪率高於白人，但是，能否由此認定黑人道德水準低於白人？如果比較時不考慮雙方的經濟條件、客觀所享有的文化條件，乃至其他的潛在社會資源條件（包括某些可能帶來挫敗感、疏離感的歷史經驗），所做的比較就不可謂公平。那麼，一般人在中日（台）之間的道德水準比較，是公平的嗎？

對於各國的道德水準未進行科學評比，大家倒是並不在意。但問題是，大家卻仍以自己主觀經驗做出了評比結果，並可能以之作為國家認同取向的依據。具體說，有些人不願意做中國人，是因為他認為中國人道德水準較低下，儘管他家的門楣上或祖墳上可能仍然寫著什麼穎川堂、西河堂…。

所謂的道德水準比較研究，如果要達到公平，不只是考慮測量時有周延的向度(dimension)（註二），有具代表性的經驗資料，同時還要考慮測量當時的水準的期間代表性。因為不同時間點的測量結果可能不同。譬如，在飽腹時測量血糖，會不同於空腹時。道理類似。更重要的是歷史經驗。有被異族統治過或長期侵略過，和沒有被異族統治過、侵略過，疏離感的程度很可能不同，表現出的普遍道德水準也很可能不同。這部分或許並不能於道德水準測量時析離，但是，卻應該在解釋上特別留意。如果在比較時忽略道德水準的相關影響因素，就可能錯估道德水準的長期變遷。

對於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我除了強調特定歷史時期的考慮（二十世紀的中國正處於因鉅變帶來的社會動盪時期，以及因為列強侵逼，而出現集體激情反應的行為失序時期），以及中國人口過多而長期貧窮的經濟條件，以及君主專制政治的不良影響（註三），此外，還有個與以上條件相關的因素：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人本主義思潮。

我深信儒家是一種人本主義的思潮，只是，它不同於後期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夾帶神本色彩的人本主義」。它或可被定位為追求內在超越的人本主義。但是，這種人本主義較忽略或拒斥建構客觀限制與精神支撐，而在缺少客觀限制與支撐的結構條件下，當情境惡劣時，人可能失去對超越的追求意識。這樣的人本主義思潮的行為影響結果是較不確定的。人本主義強調的主體性原則會帶來極不同的行為結果。在不同的人身上、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現的行為可能歧異極大。具體說，它比較可能縱容行為流於放肆。而越是在情境惡劣時，它帶來的越可能是放縱或敗壞的行為。

我們或可再點出另外一個可能的考慮層面。為避免關於「現代性」議題的爭議，我們談談從「同質社會」到「異質社會」的演變過程。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在演變的平順程度上很可能是不同的。簡單說，傳統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相對於歐美日來說，有可能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從全球視野來看，則中國未必特別落後）。這種困難未必直接是由群體的道德水準高低來決定，而可能受工具理性、疏離感程度、集體紀律等特質的影響較多。但是，一旦演變過程困難，所帶來的混亂也可能降低實際行為表現的道德水準。

總之，相對於日本，傳統中國社會也未必能在德性的具體表現上勝出。只是，其成因複雜，難以簡單總結，在撥開層層表象以後，最後所見的道德「本質」，很難有個定性與客觀評比，更不易窺見其道德水準與社會進步幅度的未來可能演變。

我說這些是想指出，中日之間固然可能說有民族性的差別，但是，這種民族性差別未必是（道德）基因上的差異，而是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結果。其中，中國的人本主義文化在搭配實際的情境條件時，可能易使行為流於放肆，而對中國產生具體不利的影響。但是，這卻又極不同於基因的差異，或是一般所謂劣根性之類的說法。

總之，中國的人本主義文化也是有潛能的。若低估其潛能，而只見其弊，我認為評價不公，而且短視。

這就像是我們看到（別人的）孩子很皮，就認為這個孩子品性不好。這樣的評價可能是有問題的。頑皮的孩子可能品德低劣，卻也可能是因為個性不符合規範。

總之，台灣人的道德優越感（相對於大陸）與道德自卑感（相對於日本），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是出於不盡公平的評價基準。或者說，並非出於嚴謹科學的比較研究結果。我們還是先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對各種異己文化或社群保持普遍的尊重與寬容。也對自己的文化根源，有更多的寬容理解。

我覺得，所有的仇恨與歧視背後往往都有跳躍性的邏輯思考。換言之，其仇恨或歧視的理由並不夠嚴謹。譬如納粹仇恨猶太人，猶太人可能先前確有其不討喜的行為模式，但是他們絕不是德國人的痛苦災難的唯一或主要根源。但是，在納粹的思考裡，顯然把問題簡化，把所有的仇恨幾乎都集中到猶太人身上，這樣的邏輯簡單，不需要多牽扯其他，更不需要檢討自身。於是，就有許多人接受了這樣的邏輯。也因此，最後導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大悲劇。事後再想，納粹殺猶太人，無論如何理由不充分。這顯然也是絕大多數人的普通共識。但是，當時的德國人，特別是納粹又是怎麼想的呢？他們努力尋找「最後的解決（或出路）」，答案找到了，那就是必須屠殺猶太人。這個邏輯現在覺得荒謬，但是，當時卻能蠱惑眾多人心。為什麼？

當然，飽漢不知餓漢飢，今人不知前人苦。我們難以體會一戰後的德國是多麼痛苦的處境，所以也就不能諒解他們的困窘，也不能諒解他們的仇恨心理。但重要的是，既然我們看到了悲劇的發展歷程，作為未雨綢繆，我們就應該為可能膨脹的仇恨心理打預防針。盡早就先鮮明點出某些思考的邏輯問題。

當前的台灣，有部分人對中國大陸有著強烈的恨意。這股恨意其實並沒有充分的理由（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理由），而且為了台灣的幸福，我們應該用最高的智慧來努力消弭、化解雙方的仇恨。但是，有些人卻恣意放縱自己的恨意發展。這恐怕是在加速讓台灣走上悲劇的路。

我以為，恣意放縱情緒，通常都不是好事，往往帶來悲劇結果。尤其在彼此間已經存在著某些矛盾的不同群體間，恣意縱情更是危險。但是，我們的文化似乎傾向給予這樣的行為以正當性。這就是我所說的世俗人本主義思潮（具體而言，有點接近濫用自由）。

註一：

內容效度是指：所用來測量的工具是否包含被測量概念所應包含的所有向度（且未納入不相干的向度）。譬如，要考國小數學，是否包含加減乘除（四個向度）。我以為這是客觀測量最困難的部分。我們常忽略某些測量應該包含的向度而不自覺。我們的主觀評量通常不會嚴格考慮所有向度。也因此，不同的人群對同一個政治人物常會有極不同的評價。同一個馬英九，有人極愛，卻有人極度惡感。即使是在物理學裡，也可能出現測量向度的缺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在指出：「空間」至少應該包含四個向度，而傳統卻以為只有三個向度（長、寬、高，少了「時間」向度）。連物理學的測量都可能出現這麼嚴重的缺失，何況是關於道德的測量。

註二：

有人認為，道德可包括三種不同向度：主體如何對待他者？主體如何接納他者待己的行為？主體如何對待他自己？這是一種可能的道德三向度說。當然，早期德哲康德則提出道德的兩個不同向度：行為是否出於義務（定言律令）？行為是否出於自主？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則提出道德的三種向度：行為是否符合紀律？行為是否有利於社會？行為是否出於自主？以上的討論都顯示道德概念的複雜性，故難以測量。

註三：

君主專制的影響其實是多方面的，當今民主時代則不免過多強調其負面作用。我以為，傳統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與缺乏普遍平等主義精神的人本主義思潮有關。也就是說，後者有助於維護前者。這可另文申說。君主專制制度可能促進疏離感。而疏離感則對於提升道德水準不利。另外，大型帝國的人民可能比封建領主制下的人民更易感覺疏離，因為統治者與人民距離更遙遠，也更可能採用非規律性、偶然性的制裁手段進行統治。再者，異族的專制統治可能更是促成疏離感的主要因素。中國多次經歷異族統治，那顯然是極負面的心理經驗。這些當然並不能為中國人的實際道德水準給予合理化，但是，或可幫助釐清傳統中國人本主義思潮對道德水準的可能作用（也就是說，並不能由傳統的人本主義思潮為中國人的道德水準負全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