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報導如下：“北大培養的4位數學天才（許晨陽、張偉、惲之瑋、朱歆文），如今卻都留在美國發展”https://kknews.cc/education/r6ypx5r.html。這是為什麼？是因為美國提供了較佳的物質酬勞嗎？

其實，除了上述幾位數學天才之外，還有一位北大出身的數學天才張益唐博士，他在著名數論難題“孿生素數猜想”及與黎曼猜想有關的朗道-西格爾零點猜想上都有重要突破性的貢獻。他的實際經歷與說法很有參考意義。

此前，他在美國也曾經長期潦倒，而他卻表示：「我寧可留在美國洗碗，也不會回國」。當他功成名就以後，有人再度邀請他回中國工作。他卻說了如下的一番話：「世俗壓力太大了，如果你出不了論文，那你就會很困難，我自己可以沉住氣，但你的家人卻不能接受。但在美國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即便你在美國的一個快餐店打工，在超市當收銀員，也不會有人瞧不起你。在美國我還是我，但回國後，我卻不是我了。」https://inf.news/....../bf6c1638ed8ba11eb23f75494a9a99......

張益唐的說法，其實有重要代表性。整體來說，主要問題可能不是物質酬勞，而是：中國社會太強調實務性、及時可見的功能。譬如能夠直接使用在科技發展上的專業能力，比較容易得到重視。數學專業則顯得相對太務虛。所以，許多中國數學人才寧願留在海外。

如何區分所謂務實、務虛，並且給予不同對待，其實常常是另外一些「人才」的決策結果。 社會的普遍或主流價值觀，常常會形成某種獎懲系統，影響錄取、任用、晉升等的機會。而如果價值觀狹隘，那麼，無形中就會形成阻擋人才或不同潛能開展的結構。最後，實際上阻礙社會整體的發展。專制皇權，很可能是這種結構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問題性結構顯然並不只限於專制皇權。一般人的價值觀（可能部分是專制皇權體制的產物），也促生這種阻礙結構。 譬如「零和」(zero-sum)思維，或者對他人成就的不自覺排斥...。傳統中國社會其實就是在這樣的結構下，發展陷入停滯，而且不甚自覺。

這些思考其實都告訴我們，問題並不只是某些特殊個人的心態或一時的情緒問題，問題顯然會指向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議題。

一、從個人評價，到結構問題

我們熟悉兩類對照鮮明的故事。一類，是支持與成就的故事。

例如邱吉爾的妻子。邱吉爾的日常生活能力據說欠佳。但是，他的妻子並未因此否定、嫌棄他，反而給予充分的支持，並且協助其判斷，使其政治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又如愛迪生的母親，在學校認為愛迪生不適合學校學習生涯之後，選擇親自教育，結果栽培出一位偉大的發明家；再如海倫·凱勒的家庭，在其嚴重先天身體障礙之下仍持續投入教育，培養出一位偉大的身障思想家。

西奧·梵谷，也可算是類似的故事。他是著名畫家文森·梵谷的弟弟，而西奧從不間斷的經濟資助，讓哥哥文森能將自己全力奉獻於繪畫。當眾人已經受不了文森的精神狀況時，西奧仍然不氣餒地支持自己的哥哥。文森能夠創作並保留下那些膾炙人口的畫作，相當程度是拜西奧之賜。

另一類，則是放棄與否定的故事。如蘇秦未發跡時遭嫂輕視；漢朝朱買臣貧困時被妻離棄...。

面對這些故事，傳統的解讀往往停留在「個人眼光」或「品德」的差異上：有人有遠見，有人短視。當然，也可能純粹只問當事人（蘇秦、朱買臣...）自己究竟有沒有才能。

但這種解釋，過於輕巧。因為它忽略了一個更關鍵的問題：這些判斷，是個人選擇，還是被某種文化與制度所塑造？

二、「不擋路的智慧」：一種被低估的能力

所謂「不擋路」，並不是消極放任，而是一種積極的判斷能力：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仍願意為潛能保留空間。這其實是一種高度困難的智慧，原因在於：潛能本質上不可見；多數人的價值，無法在短期內被驗證；短期績效壓力極強，家庭、社會、制度，都傾向立即回報；錯誤成本被過度放大；支持一個「失敗者」，常被視為愚蠢。

因此，「不擋路」其實常常違反人類的直覺決策模式。

三、從個人選擇到制度偏好：阻擋如何形成？

當這種「短視的理性」被制度化，就會形成一種結構性問題：潛能尚未展現之前，就已被篩除。這種結構，通常透過三種機制運作：

1. 價值評量的單一化

當社會過度強調「立即可見的功能」（例如收入、產出、技術應用），就會貶低那些尚未轉化為實用成果的能力（如純理論研究、藝術創作）。結果可能是：數學研究被視為「務虛」；人文研究尤然，除非是直接服務於政權；藝術被視為「無用」；思辨被視為「不實際」。

這可能不只是個別人的偏見，而已經形成一整套評價系統。

2. 風險轉嫁機制

在許多文化中，「支持潛能」的風險，會被個人承擔：家庭承擔經濟壓力、教師承擔教學責任、上級承擔用人風險。於是，最安全的選擇變成是「拒絕不確定性」。這會導致整個社會系統傾向保守與排除。

3. 權力與服從結構

在強調服從與秩序的社會中：「偏離常規」被視為問題；「不符合期待」被視為失敗；「不可預測」被視為風險。

這使得潛能（本質上具有偏離性與不可預測性）本身，就成為被壓抑的對象。

四、一個關鍵的因果倒置

常見的一種說法是：西方之所以能包容潛能，是因為它已經富裕。但更可能的情況是：西方之所以富裕，是因為它較少阻擋潛能。

這裡存在一個被忽略的因果方向：如果社會允許失敗，如果制度容納非典型人才，如果文化不過早做出否定，那麼，潛能的累積效應就會出現。

這種效應具有長期性與非線性：一百個被保留下來的「可能性」也許只有一個成功，但那一個卻可能改變整個時代。

五、阻礙潛能的社會，其實在做什麼？

當一個社會系統性地「擋路」，它實際上可能是在做如下的幾件事。首先是提前關閉未來。它讓尚未發生的可能性，沒有機會發生。再是將偶然成功誤認為必然。成功者往往被視為「本來就會成功」，從而掩蓋那些被淘汰的無數可能性。

最後，它很可能會削弱整體創新能力。當偏離被壓制，創新也就消失。因為創新本質上就是對既有路徑的偏離。

六、最深層的問題：我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擋路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有人在阻擋」，而是多數人並不認為自己在阻擋。他們只是要求務實、強調穩定、避免風險、追求效率。這些理由，單獨看來都合理。

但當它們被系統性地運作時，就形成了一種結果：一個少犯錯的社會，卻也是缺少創新可能性的社會。（這裡，所謂「少犯錯」很可能也是就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而言。換言之，可能大家都在循著一種看似符合規範，卻偏向固步自封、抱殘守缺的模式在行動。）

七、結語：文明的分水嶺

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這個問題，那就是：文明之間的差異，不只在於能做什麼，更在於允許什麼發生。

「不擋路的智慧」及衍生形成的「不阻礙潛能開展的結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讓某些特定人物成功，而是因為它深遠影響一個社會是否能保有多樣性與繽紛的未來。

也許，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一社會的潛能總量並不是一個絕對值。所以，它也不只是如何客觀選擇的問題。我們也許可以豪氣地說：每個人都有巨大的潛能。重要的是讓各種不同的潛能都能夠適才適所得到開展。當然，這大概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但是，讓每個人都對自己懷抱希望，對自己懷抱潛能這件事抱持樂觀。然後，他們才會積極嘗試展現潛能。什麼樣的機制有利於此？

我以為某種由信仰帶來的人生態度與此有關：信望愛的態度。我還會說，那是「結構」的內容，而不是某個人的奇思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