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是我在5月23日對王如玄主委進行專訪後的整理，登在新新聞1108期。本來發現一個錯誤，就是「1996年5月，一名菲籍女傭遭雇主強暴而勇敢出面控告，這是國內首件外籍女傭主動指控雇主強暴並提出告訴的案例，王如玄也義務為之代理」中，我把「代理」寫成了「辯護」，但已經來不及更正，在這裡跟大家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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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書店時，你或許會不經意地看到《女人六法》這本紅色封皮的書。這是一本關於女性法律權益的實用手冊，更是十多年來女人立法修法行動階段性成果的總結，對於法律知識的普及、性別人權的伸張，起了相當的作用。翻開書的版權頁，你將會看到「發行人劉兆玄主編王如玄」的字樣。書，是1999年由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出版的，當時大概沒有人會想到，部分由於這本書結下的緣，讓九年後這兩人的名字再度被連了起來，發行人成了行政院長，而主編成了勞委會主委。 

命運與歷史，真是相當的微妙。 

    青年王如玄進入台大法律系時，也沒想到她日後會積極投身性別運動，並當上勞委會主委。當時的她，由於身為法律人，一心想加入辯論性的社團，於是走進了台大大學論壇社的社團辦公室。其實，大學論壇社並非演辯社，而是和大學新聞等社團一樣，成為1980年代台大學運的搖籃，李文忠、賴勁麟當時都是這些社團的要角。大論、大新同在一間辦公室，也就是學運社團中有名的「238」室，王如玄也同時受邀加入了大新。 

學運社團經歷啟發性別意識 

    王如玄說，在學長當年眼中，她大概只是個乖巧文靜的小女生。學長們慷慨激昂地談著政治改革、社會正義，她卻多少覺得有些疏離。當時，台大女生第五宿舍曾爆發暴露狂潛入浴室的騷擾事件，引發女學生安全與校園性別環境的問題，身為大新社採訪主任的她，針對此事寫了篇專門報導。社團學長看到後，拋下一句話︰「這種事，你們女孩子要自己搞定！」 

    或許就是在這種男性主導下，「高遠政治改革理想」與女性實際生活經驗的「疏離」，讓王如玄更為關注性別議題，並重視實際問題的改革。愛好閱讀的她，曾在台大對面的聯經門市部，購讀了台灣婦運先行者呂秀蓮所著的《新女性主義》一書，頗受影響。由於這樣的思想淵源，1991年呂秀蓮成立新女性聯合會，王如玄便加入該團體，先後擔任秘書長及理事長的職務。也因為對婦運前輩的尊重，她擔任了呂秀蓮和新新聞「嘿嘿嘿」官司中的委任律師，被認為「一戰成名」。 

    其實，王如玄經歷過的戰役多不勝數。1993年10月，鄧如雯因反抗長期家暴而殺夫的事件轟動一時，王如玄是辯護律師之一。1996年5月，一名菲籍女傭遭雇主強暴而勇敢出面控告，這是國內首件外籍女傭主動指控雇主強暴並提出告訴的案例，王如玄也義務為之代理。而這些社會比較知曉的個案，不過是台灣性別運動奮戰歷程的個別片段。 

女人立法運動幾乎無役不與 

二十年多來，為了實現性別公義，女性團體花了無數心血在立法與修法運動上。鄧如雯案影響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定，兩性工作平等法則花了十一年的時間才得以通過，關係婦女在婚姻關係中之人格與經濟獨立的民法親屬編修訂，更是一場尚未終止的漫長奮戰。一位性別運動團體的核心幹部說︰「兩性工作平等法和民法親屬編修訂，王如玄律師從頭到尾，逐條逐字的參與制定討論，可說是扮演了關鍵角色」。 

這位與王如玄相知相惜的性別運動人士說，「性別運動是一個整體，涵蓋了非常多的議題，王律師從來不會因為哪個議題表面上看起來只關係到少數人，便不去關心」。於是，在性工作除罪化、同志人權等運動當中，也常常可見王如玄的身影。對於不少人來說，這些議題都頗具爭議性，王如玄卻說她「沒想這麼多，只要是對的就去做」，以性工作問題來說，「實際上行政管制根本無法執行，這是在偽善道德下的錯誤政策，當然應該改變」。 

回首多年的社運參與，王如玄說︰「很多人稱許我從事社會公益活動，我覺得很慚愧，我從來不覺得這是在做好事。我從事社運，往往不是有意識的，而是因緣際會，覺得這件事有道理、有興趣，就投身進去，從來不是為了做什麼崇高的偉大事業」。在王如玄的謙遜之中，我們隱然看到了一種「實踐哲學」。對她來說，重要的不是抽象的理論和空洞的目標，而是「實際」。「務實」，往往是她改革的動力，也是改革的途徑。 

對女性受雇者處境深刻理解 

媒體都把王如玄界定為「婦運人士」，其實她有著更寬廣的關懷和興趣。大學時代的她，訂閱了彰化黨外前輩、前台東縣長黃順興創辦的「生活與環境」。「裡面有一篇文章提到含磷洗衣粉會污染環境，我就將文章影印下來，分發給大家」，王如玄笑著說這段往事。1987年，柴松林創辦新環境基金會，王如玄也參與其中。現在，她還繼續參加台北律師公會下設的環境法委員會，有機農業、綠建築等都是她感興趣的課題。 

另方面，性別運動和工人運動間向來不存在鴻溝。兩性工作平權、就業歧視、職場性騷擾、性工作者權益等，又豈能說僅僅是單面向的「性別議題」或「階級議題」呢？其實，我們反倒可以說，王如玄的經歷讓她對至少一半受雇者所面臨的獨特問題，往往比一般的男性工運工作者有著更深刻的理解與感受。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五年多前鄭村棋在卸下台北市政府勞工局長一職時，就是大力推薦由王如玄繼任。 

王如玄的人事案公佈之後，工會／工運圈在意外之餘，還慢慢傳出王如玄是由同樣出身社運的前台北市勞工局長、媒體人鄭村棋所推薦的。對於這個傳聞，鄭村棋表示並非事實。不過，鄭王兩人算是頗有淵源。原來，自1998年起，王如玄律師擔任台北市政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委員，與勞工局長鄭村棋有許多接觸與合作的機會。 

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是根據就業服務法設立的機構，目的是為了保障國民就業機會的平等，避免雇主因為思想、籍貫、性別、容貌等各種因素歧視員工或求職者。這個機構運作是否良善，立場是否公正，是否真正能掌握勞資關係中那種複雜而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對於弱勢勞工的工作權益影響非常之大。在鄭村棋眼中，王如玄律師不是那種嫻熟法律卻拘泥法律的「法匠」，而是「自法律、政策到立場，都真正傾向弱勢者」。 

曾是藍綠政黨多方爭取對象 

「更重要的是」，鄭村棋說，「她不像一些社運人有立場但缺乏執行力，不適合出掌行政機關」。鄭村棋眼中的王如玄，不但同情弱勢，思維邏輯清楚，處理事情更明快有效率，富有行政能力。難能可貴的是，又沒有官僚習氣，即使進入體制也不會「官僚化」。對於以徹底改造社會為職志的社運人士來說，當然不會認為僅靠體制內的努力就可以改變勞工的命運，「不過，一個『不會為惡』，不官僚，又同情弱勢者的行政首長」，鄭村棋認為當然是比較好的選擇。 

就像藍綠政黨多次徵詢王如玄從政意願的結果一樣，她最終沒有出任北市勞工局長，部分原因是她當時尚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班。令人好奇的是，為何此次她卻答應了劉兆玄的入閣邀約，這中間的過程與心境轉折又是如何？ 

王如玄回答的乾脆︰「因為我當年四十歲，而現在四十六歲」。今年4月19日，也就是內閣第一波人事公佈的前兩天，王如玄還在參加性別人權協會九週年募款餐會，暢談「性／法律」，卻意外接到劉兆玄的電話。性別運動的夥伴們都認為這是入閣的訊息，王如玄卻以為這不過是和過往藍綠政黨的政策諮詢類似的會見。「我還在想見面時要提供哪些意見，可以推薦誰入閣，沒想到一進門，劉院長就說︰你來當勞委會主委好不好？」。王如玄說她當場就表示婉拒，「理由是第一，我不具黨派色彩，第二我對業務不夠熟悉。第三，自己不藍不綠的色彩，總是被藍營視為綠，被綠營視為藍，擔心自己僅僅是個棋子，付出了很多心血，最後被扣上帽子，受傷離開」。劉兆玄一一做出回應，強調會盡全力幫王如玄，還是請她慎重考慮。 

進入體制改革為弱勢者做事 

當晚，王如玄已經做了不入閣的決定，於是隔天還按照原定行程前往翡翠水庫，「可能是當天陽光普照」，王如玄說，「我在想，自己四十六歲了，究竟有沒有要再為弱勢者多做些事，而等到自己五六十歲時，又有沒有足夠的能量來做？」當年在婦權基金會與劉兆玄合作《女人六法》等工作的經驗，也讓她深知劉兆玄的工作效率與充分授權，於是，王如玄做出了答應入閣的重大決定。 

王如玄深知，在人事案公佈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不但工作量大，更無法如同過去一樣，單純地用是非公平來判斷事情」，身為行政首長，「還得多方面考量跟上級長官、立委和同事夥伴間的行為分際」。王如玄說，「過去參與社運，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在犧牲，現在開始有了這種感覺」。 

新人事案命運考驗各方智慧 

毫無疑問的，從個人歷練、視野、學養和能力來說，王如玄都是個相當精采的人物。以此角度觀之，這個人事案當然是新政府高明的一著。但是，這位務實推進改革的前社運人士，在新的崗位上，究竟是能真實的、一步一步地改變台灣這個勞資極不對等的社會，改善勞工實際的生活，還是將深陷現實的泥淖，反被複雜而險惡的環境所改變，不僅是對王如玄個人，更是對國民黨以及工會／工運團體的重大考驗。 

對國民黨來說，如果「九萬兆」不是把王如玄僅僅當作掩飾財團利益的化妝師、遮羞布；如果黨中央不是把官位當做恩賜，不是把外來人才當作聊備一格的客卿，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如果立委諸公們不是僅視勞委會為提款機，那麼，如何真正的為國為民愛才、惜才，就是黨政大員們得認真面對的問題。 

就工會／工運團體來說，面對新的政局，在背負改革期待的勞工最高行政主管機關、全力拼經濟的府院執政團隊、充斥財團派系及利益團體代言人的國會間微妙複雜的矛盾關係中，如何運用彈性靈活的手法，以紮實的學理與實務經驗為鋒芒，憑藉有力的草根動員為後盾，務實又不失原則立場的爭取勞工權益，將是個高難度的操作。 

「你準備好了嗎？」，這句被用到氾濫的台詞，顯然不僅僅是針對個別人士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