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與占星學

大凡宗教，總不免要借助一些神秘主義的東西以打動人心，吸引信徒。占星學就是這類東西之一。有些宗教，比如佛教，特別是後起的密宗，對此採納甚多。

然而，星占學那套仰窺天意、預卜未來的學說，卻又難免與“全知全能的主”之類的觀念不相吻合，因而占星學也不斷招致某些教會人士的拒斥和批判。

“三王來拜”是歷史上歐洲畫家們屢畫不厭的題材：來自“東方”的三位國王(有時也作“博士”、“賢人”等)因見到了奇異星象，知道“救世主”已經降生人世，乃趕去朝拜，結果發現是耶穌降生於馬廄之中。

對於這段在西方家喻戶曉的故事，不同的人當然可以見仁見智。而占星學家和歷史學家則從中看到了占星學與早期基督教的淵源。有的西方學者不無道理地指出：上引《聖經》中所說的幾個從東方來的博士，可以認為正是幾位占星學家。當然，不能排除他們擁有其他身份(比如國王)的可能，但從他們的行事來看，作為占星學家似乎是很夠格的了。

“三王來拜”故事的真實性現在很難考就了。但在這個故事中，最有意義的恐怕只是表明了：占星學與早期基督教曾有過相當密切的關係。

占星學與基督教神學之間，其實沒有什麼難以調和的衝突。因此關於占星學可信與否的爭論，並未成為教會中第一等的“大是大非”問題，這樣雙方就不缺乏各抒己見的餘地，也不至於鬧到人頭落地的地步。

主張接納星占學的教會人士，當然要將占星學與基督教神學教義調和附會。比如有一位敘利亞教士巴爾德撒納斯(Bardesanes)(西元154～222年)，寫過一部《關於命運的對話》(The Dialogue Concerning Fate)。這部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基督教會對待占星學的一般態度。書中採取一種頗富實用主義色彩的觀點：認為行星確實有著明顯的左右塵世事物的能力，但這種能力是服從上帝意志的，是受到上帝制約的；而這制約體現在人類自由意志與自然力兩方面的作用。又如，為了強調占星學及其預言與《聖經》並無衝突，一些星占圖被畫得充滿了基督教色彩。一些著作家爭論說：上帝沒有什麼理由不能去統轄整個黃道十二宮。再如基督教早期的異端派別之一，稱為諾斯替(Gnostics)派的，則認為耶穌受難升天之後，就改變了行星對塵世的影響，甚至改變了行星的運動；因而諸行星對靈魂的塑造、對受孕成胎過程的控制，乃至對人一生的影響，都已服從上帝意志的安排了。

但教會中反對星占學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有的人，所持反對理由頗為奇怪。比如西元1世紀初生活在亞歷山大城的一位尤第烏斯(P-Judaeus)，強烈反對那種認為行星能操控人生的觀點，抨擊那些主張人的一生都是由天象運行所安排的星占家；而他的理由卻是：他相信天上星辰都是美麗、神聖、智慧的生物，這樣的生物是不會作惡、也無力作惡的，因此星辰不會像人那樣去降災於別人。

教會的衛道之士中，反對的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為了批判、駁斥而去研讀星占學著作；還有一種則被稱為“走捷徑”，即僅滿足於通過閱讀那些批判星占學的著作去間接瞭解星占學，然後就去撰寫自己的著作。後面這種人無疑占著多數。

在早期基督教會中，反對占星學的首選人物是著名的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e)，生活於西元354～430年間。他是被稱為“教父”那類人的代表和典範，又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與中世紀的托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同為基督教神學的兩大師。這兩人都被教會封為“聖徒”。聖奧古斯丁之反對占星學，可以說堅決之至，立場鮮明，不作任何調和的嘗試。在他所作三部非常著名的書《基督教義》(Christian Doctrine，又譯《教義手冊》)、《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又譯《天城》)、《懺悔錄》(Confessiones)中，他都抨擊了占星學。其中尤以《懺悔錄》一書所論最為生動。

聖奧古斯丁早年曾信奉摩尼教，至33歲那年才痛下決心，皈依基督教會，從此成為忠實信徒。他在《懺悔錄》中，以內心獨白、向上帝傾訴的形式，痛陳自己早年如何誤入歧途，迷信異教。其中多處談到他先前也曾相信占星學，受其蠱惑，至皈依基督之後，方始深悟其非，轉而堅決拒斥占星學。

他曾經談到自己在此事上轉變態度的契機和過程：“……我得到一個非常可靠的結論：觀察星辰而作出肯定的預言，並非出於真才實學，而是出於偶然；如果預言錯誤，也不是學問的不夠，而僅是被偶然所玩弄。……我便注意到孿生的孩子，脫離母胎往往只相隔極短時間，這短短時間，不論人們推說在自然界有多大影響，但這已不屬於推算範圍之內，星命家的觀察絕對不能用什麼星宿分別推演，作為預言未來的根據。這種預言本不足信，因為根據同一時辰星宿而推算，則對以薩和雅各應作同樣的預言，可是兩人的遭遇截然不同，故知預言屬於虛妄。如果確實，則根據同樣的時辰星宿，應作出不同的預言。所以預言的應驗，不憑學問，而是出於偶然。”

這裡的“以薩(Esau)和雅各(Jacob)”，是《聖經》中的人物，他們是一對孿生兄弟。這種用來質疑生辰星占學的“孿生兄弟問題”，即使在當時，也已經是老掉牙了--這根本無法駁倒生辰星占學家的理論，因為星占學家從不認為人誕生時刻的算命天宮圖可以決定人一生中的一切事件，所以有著完全相同的算命天宮圖的(換句話說，出生於同一時刻的)兩個人，哪怕是孿生兄弟，也完全可以有很不相同的遭遇。由於聖奧古斯丁在這個問題上顯得頗為“外行”，後人不免懷疑，他到底有沒有真正讀過占星學的著作。比如，人們認為他至少沒有讀過托勒密的《四書》--當時最權威的占星學著作，因為《四書》中針對人們對生辰占星學的批評和詰難，作了大量振振有詞的辯解，像“孿生兄弟問題”這類膚淺的詰難，根本不足以對占星學理論造成傷害。而對占星學缺乏直接瞭解的聖奧古斯丁卻抓住了這一點就滿心以為勝券在握，可以一舉駁倒占星學了。

然而，儘管遭到聖奧古斯丁這樣的神學權威的斷然拒斥，占星學在基督教會中仍是大有市場。不少教會思想家都將占星學視為對上帝所創造的宇宙的一種展現。作為占星學及占星學家被教會容納的例證，特別可以提到一位名叫馬泰納斯(J-F-Maternus)的著作家。此人是聖奧古斯丁的同時代人，他似乎曾讀過後者的著作，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卻努力為占星學辯護。

馬泰納斯雖然接受了人類有自由意志的觀點，但他強烈指出，那種認為星辰僅僅是天幕上的裝潢點綴的看法，是荒唐可笑的。他在他的著作中，構造了一條又一條的反占星學論證，然後再心平氣和地逐條加以否定。他向讀者表明：所有這些批評與詰難，都遠遠未能對占星學的基本原理構成威脅。在保存有大量前代文獻的準確引文的同類著作中，他的著作可能是最主要的。他的著作本身也經常被後世兩類著作家援引，一類是教會占星學家，另一類人則是想盡力減輕世俗群眾因某些教會人士宣稱占星學有罪而產生的憂慮，這後一類人還往往是神學家。

確實，在一些流傳至今的著名古籍中--這些古籍出自基督教會的高級神職人員之手，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與占星學有關的記載。這類記載足以表明，至少這些古籍的作者本人對於星占學是持接納態度的。比如，由“加洛林文藝復興的後起之秀”愛因哈德(Einhard)於西元830～840年間寫成的《查理大帝傳》(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中，談到通常所說的查理曼(Charlemagne，西元768～814年在位)臨終前的種種不祥之兆，有如下段落：

許多怪異的現象預示著他的末日臨近，他和別人都瞭解這種警告的意義。他在世的最後三年經常發生月蝕和日蝕，連續七天之內，太陽上出現了黑斑。

當他最後一次在薩克森進行遠征，……要在日出以前開始進軍，他忽然見到一顆流星掠空而過，從右向左橫掃晴空，光亮異常。大家正在詫異這個朕兆作何解釋，他所乘的那匹馬突然頭朝下跌倒了，猛然把他摔到地上……愛因哈德：《查理大帝傳》，戚國淦譯，商務印書館(1985)，第33頁。

作者將日食和月食、太陽黑子、流星等天象都視為查理曼將要不久於人世的徵兆，這正是星占學家常用的論占之法。

又如，由Tours(都爾)的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撰寫的《法蘭克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成書於西元6世紀末)中，經常記述所謂的“朕兆與異事”：

“正月間，暴雨閃電交加，雷聲大作，樹木開花。我在前面稱之為彗星的那顆星星現出以下的現象：它的周圍環繞著一大圈黑色，它好像是裝在一個洞穴當中，透過黑暗向外照耀，閃爍發光，光線四射。它又冒出一根非常粗大的尾巴，遠遠望去，好似一團火焰的濃煙。它在夜間第一時出現於天空的西方。……這一年，一場嚴重的瘟疫在人民中間大肆流行，大批的人由於感染各種惡性病症被奪去了生命。”(格列高利：《法蘭克人史》，壽紀瑜、戚國淦澤，商務印書館(1983)，第298頁)。

“當時，葡萄莖上出現了新枝，上面結出了畸形的葡萄，樹上見到花朵，黎明之前，有一道像烽火似的巨大亮光橫掃天空，照徹大地。天空中也出現許多的光。北方呈現一道火柱，存在了兩個小時之久，猶如從天上垂掛下來一般，它的上方還有一顆巨星。在昂熱地區發生了地震。另外還出現了許多其他朕兆，我相信，這都在預示著岡多瓦爾(Gundovald，當時一位自稱“王子”的人)的死亡。”(格列高利：《法蘭克人史》，壽紀瑜、戚國淦澤，商務印書館(1983)，第347～348頁。)

這種將奇異天象視為災禍或某個人物死亡先兆的觀念，顯然在愛因哈德和格列高利兩位教會著作家筆下呈現出完全相同的形式，順便還可以提到，這位格列高利主教估計是懂得占星學的，因為他曾寫過一冊《教會祈禱儀式》，這是一本專門討論如何根據星辰運行位置以確定晨禱和夜禱時刻的書。

要說到占星學在基督教會中最大的支持者，恐怕只能推“聖徒”托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的神學學說被羅馬教廷宣佈為欽定學說，而在他那規模宏大的神學體系中，生辰星占學赫然佔有一席之地。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要點之一，是阿奎那對“孿生兄弟問題”的回擊，輕而易舉就使得當年聖奧古斯丁在這個問題上對占星學的攻擊歸於無效。這兩位“聖徒”都是基督教會的神學權威，在教會神學史上堪稱雙峰並峙，卻在占星學問題上如此針鋒相對，實在耐人尋味。以兩“聖徒”之權威，叫人們聽誰的好呢?難怪教會對占星學的態度只能是暖昧含糊，信還是不信，大約由各人自己去看著辦了。

不能小看了教會在星占學問題上的態度，正是這種態度形成了對占星學相對比較寬鬆的氣氛，使得對占星學--因而也就是對天文學的研究得以有較好的條件在西方傳承不絕，直至度過中世紀的寒夜，迎來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的春曉。反過來設想，如果聖奧古斯丁對占星學堅持拒斥的主張後來獲得統治地位的話，那在漫長的中世紀，占星學—天文學的火炬在歐洲恐怕要微弱得多(即使不熄滅的話)。這樣，人類天文學的歷史，說不定會需要大大改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