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程延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

如所周知，摒棄圖書象數之學的風氣在明末，
尤其是清初已經熱烈展開，但雍、乾年間的程延祚
仍然以極大的熱情在編纂《易通》與《大易擇言》。
這個案例提醒我們，思想的改變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系列的事件，
它必須經過一次又一次地再說服與再製造（reproduce）。

在黃宗羲、黃宗炎、胡渭、閻若璩等一批學者的著作面世之後，
易圖與《古文尚書》的爭論並未「大功告成」、成為一定不易之論，
即使他們知道前輩學者的工作，並且知道他們之間的思想旨趣相近，
卻仍然從不同角度、不同材料、不同思路上繼續工作。

以《古文尚書》公案為例，
在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出現之後，毛西河隨即堅持異見提出反駁，
此後兩端意見此起彼落，一直到同治光緒年間還未停止。
這是一個不停「再製造」（reproduce）的過程，
思想對現實的影響力也要靠不斷的再製造才能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