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陣營今天刊登一波最新廣告，由前中研院長李遠哲領銜，計有87位學術界人士連署、題為「科學家的良知、蔡英文的承擔」廣告，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人格及宇昌案背書，要大家還給蔡英文公道，不要讓抹黑決定台灣的未來。

站出來力挺總統候選人，對李遠哲來說，並非頭一次。早從2000年總統大選前，李遠哲公開發表「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的呼籲挺扁。投票前夕，又以錄影帶，力挺陳水扁，這些舉措，後來被解讀為綠營勝選關鍵因素之一。
陳水扁執政後，李遠哲更出任國政顧問團的首席顧問。2004年，陳水扁爭取連任，李遠哲和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公開發表「掌握歷史時刻，完成改革使命」的書面聲明，呼籲總統候選人要完成國會席次減半的修憲提案，符合當時陳水扁的競選主軸之一，等於是暗助扁。

2008年總統大選，李遠哲也沒有缺席，當時代表民進黨角逐總統大位的謝長廷，前往中研院拜會李遠哲，兩人一起在媒體面前現身，儘管李遠哲當時未發表談話後，但後來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也公開提出他對謝長廷的期待。

今天的連署名單計有23位中研院院士參加，包括陳建仁、陳定信、廖運範、陳垣崇、王惠鈞、胡勝正、陳良博、吳茂昆等人，由李遠哲掛名第一位。

「宇昌案是很好的生技成功典範」

此外，生技產業界人士，包括羅士藥廠總裁楊育民、IVAX製藥創辦人許照惠、Bristol-Myers Squibb藥廠研發主任潘世賢、上智創投董事長黃瑞蓮、穩健生技董事長范清亮、浩鼎生技執行長許友恭等人，均加入了連署。民進黨發言人陳其邁表示，連署仍在持續進行中。

這份連署書聲明，希望大家還給蔡英文公道，別讓抹黑決定台灣的未來。過去一個月來，宇昌案給科學工作者很深感觸，生技本無色，但選舉政治正踐踏生技幼苗，宇昌案是很好的生技成功典範，卻難逃政治抹黑。
【2012/01/10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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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章看 宇昌生技 背後 政府的核心根源問題 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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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幫派化 知識分子失蹤了 【聯合報╱蘇益仁／國衛院感染症及疫苗研究所所長（台北市）】 2011.11.15
http://udn.com/NEWS/OPINION/X1/6718335.shtml

國科會今年的研究計畫通過率大幅降低，影響到不少大學教授們的自由型研究，七月初經季瑋珠及劉仁沛兩位教授披露後，學界群起反彈。但經過一個多月後，周成功教授為文質疑，何以學界領袖級人物皆未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台灣知識分子究竟跑到那裡去了？這真是大哉問。

在一九九○年代前的戒嚴時期，台灣知識分子關心國是，大師級人物風骨建言，締造了台灣民主法治的改革。但自從民主政治及政黨輪替以來，台灣知識分子反而噤聲失蹤了，取而代之的是媒體人的論政及脫口秀時代。

有人認為學者不願與媒體人為伍，失去了論壇。或被歸類為藍綠陣營，失去了焦點。但部分或主要原因可能是唯恐影響到自身的權益，如研究計劃或資源的危害，可以說是民主國家中的另類白色恐怖。也許這才是台灣現階段知識分子噤聲的原因，潔身自愛，才是王道。

會讓學界及知識分子噤聲或潔身自愛，台灣學界科技計畫審查制度、計畫主持人的公正性以及補助機制的健全是其中關鍵。近十多年來，大家發現，國科會主持或審查人都是同一批院士級專家，尤其在國家型計劃或專題計劃更甚。有些專題計劃的提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為某些人或團體所量身訂做，卻樣板式的在計劃截止前一、兩周公布一下，令其他學界人士天真地猛投計劃，終究落空而不自知。即使陪榜通過計劃，也只是用來點綴插花而已。

此種由上而下（top down）的科技決策模式才是台灣知識分子噤聲的主因，大家開始攀緣結黨。十年多前，學界開始聯盟，台大與中研院是一幫，清、交、陽明與中央是另一盟幫。最近，中南部的大學人人自危，成大與中山、中正及中興組成聯盟，大學頂尖計劃的五年五百億成了廝殺的戰場。結果是國家衛生研究院及工研院等成了邊緣人，預算不斷被砍被排擠。這就是台灣科技研究計劃的現況。在這樣學界像幫派結黨結派的現況下，知識分子依附諂媚都來不及了，何來風骨。

新的科技部即將在明年一月成立，政府應該徹底整頓台灣科技計劃審查及專案計劃評審及主持機制，明訂委員任期不得超過三年及利益迴避機制，召集人不應成為院士的專利，並確保自由型計劃（bottom up）的比例，使能人盡其才，去除權貴壟斷的現況。
【2011/11/15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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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益仁的第一槍 【聯合晚報╱社論】 2011.11.15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6718955.shtml

國衛院感染症及疫苗研究所所長蘇益仁投書聯合報，感嘆學界有「幫派化」傾向，知識分子都不見了。看了他的感慨，人們也許更能理解：台灣要向上提升、追求更細緻化發展，何以如此艱難，因為連知識界都陷於「綁標」、「圍標」的泥沼了。

用圍標、綁標來形容學術界的圈地現象，或許沉重，但對照蘇益仁所描述的景象：知名大學相互結盟搶奪資源，拉攏院士級學者專家掛名爭取國家級研究計畫，乃至連國科會的重要計畫都有由上而下為特定重量級學者量身打造的痕跡，說綁標實不為過。這種現象一旦蔚為風氣，勢必越發助長學界的縱橫捭闔、結幫拉派；等而下之者，則是相互攻訐不遺餘力。也難怪，學界中黑函滿天飛的現象，並不輸社會上的明爭暗鬥。

對於蘇所長的投書，學界中人都心知肚明，國科會不必急著辯解。事實勝於雄辯，只需攤開目前重大國家級研究計畫，大概就可窺知其中端倪。國科會也許可辯稱，這是因為領銜者皆為國內當前學界的佼佼者；然而，若這些「佼佼者」可一而再、再而三地承接大案，而追隨他的徒眾又多半是同一批人，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有綁標、圍標之嫌了。

更值得關注的是，若長期如此，在「近親繁殖」效應下，勢必形成某種「學閥現象」，壟斷學術資源，也壟斷研究口徑，對學術尤其科技的發展絕對有害無益。試想，邊陲一點的大學、資淺或非主流的學者想自力更生，企圖力爭上游，恐怕連門都沒有！其結果勢必造成大者恆大、小者恆小，甚至被徹底邊緣化！

蘇所長建議的改革方向，基本可以參考。就是不讓少數人壟斷全部的資源，這不僅需在每一年度的資源分配上如此，尤其需在長期的資源配置上，劃定嚴格的界線，不使某些人、某些學術集團連續壟斷特定資源。這種學閥幫派壟斷現象，其實比政治的藍綠還可怕。政治藍綠容易被看見，也容易被揭露，而學閥幫派則容易被專業的面紗所遮掩。

我們希望，蘇益仁這一砲，是改善學界資源分配不公的第一槍，而非絕響。知識份子也應勇敢發聲，不要再沈默以對了！
【2011/11/15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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