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台灣社會集體焦慮症 不怪自己的媒體？

焦慮的台灣：批評過剩與缺乏喜感【聯合報╱社論】 2010.05.26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624062.shtml

最近台灣經濟接連傳出好消息，包括：首季經濟成長超過百分之十三，創下卅一年來單季新高；今年民間投資成長將達三成七，為卅五年來最高；今年出口成長率預估達百分之廿四，是廿三年來最高。同時，今年平均每人ＧＤＰ可望達到一萬八千美元的歷史紀錄。

然而，這些好消息帶給人們的歡愉，卻維持不到一天，整個社會馬上又被更大的焦慮覆蓋。主要原因是，台股受歐洲債信及南北韓危機牽累連日重挫，市場一片哀鳴，就連非投資人也不得不提心吊膽。尤有甚者，首季經濟成長的喜訊，被認為是刻意配合五二○釋放的利多操作；民間投資成長，被潑上「失業率仍然很高」的冷水；出口暢旺，被解讀成「過度依賴中國」罪加一等。至於國民所得的成長，則只是讓馬英九總統的「六三三」口號再被拿出來嘲弄一次罷了。

台灣是一個危機感特別強的社會，民眾除了擔心自己的小國夾縫處境，嚴密關注朝野之間的風吹草動，也不忘密切追隨著世界的脈動起伏，務求與國際情勢的呼吸同步。由於對環境的敏感和對變動的焦慮，再加上虎視眈眈的反對黨和滔滔不休的名嘴，台灣人民幾乎注定不可能有太多快樂時光。

有趣的是，當瑞士洛桑日前公布全球競爭力評比時，台灣雖前進了十五名而名列第八，大家似乎仍不以為這有什麼值得開心；但同一天，南韓各大媒體登出的標題卻是：「韓國競爭力有史以來首度超越日本」、「韓國取得歷來最佳名次」。事實上，南韓所謂的最佳成績，也不過是擠進第廿三名罷了。同屬亞洲儒家文化區，何以兩國的憂喜反應卻如此背道而馳？

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症，主要來源有三：其一，民主政治雖帶來言論和思想的解放，卻未使政治內涵和品質得到相對的提升，反而使社會共識變得難以凝聚，加深了人們的無力感與不確定感。其二，台灣政治發展已進入瓶頸期，徒靠兩黨的輪替執政，仍無法走出朝野相互仇恨、南北彼此不滿的窒鬱，這甚至已對經濟、文化及其他領域造成侵擾和壓迫。其三，社會上能夠抵禦藍綠對峙惡臭侵擾的淨土越來越少，但目前民間社會似又激發不出新的能量，足以衝破這項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對立的評論越多，只是越發互相抵銷，也越是撩亂人心罷了。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比較缺乏喜感的社會，在內憂與外患焦慮難解的情況下，人們發抒及享受愉悅的本能也越發受到了壓抑。當馬英九提出「黃金十年」的說法，馬上遭到綠營反嗆為「黃金一坨」；更遑論ＥＣＦＡ簽署在即，在野黨還在鋪天蓋地的唱衰為賣台，利用早收清單的得失來挑撥不同產業的矛盾。如此，人民怎麼能不惶惑：這個國家到底要走向哪裡？

事實上，民主制衡被在野黨上綱為「無限的批評」，也就罷了；問題在，相對於在野黨和名嘴群的「批評強迫症」，執政黨卻始終不改其「小飛俠症候群」的一派天真，不思對相關議題作出更符合社會期待的成熟因應。例如二○二兵工廠設置生技園區的問題，政府如果自問站穩了環評及都計的立場，要在舊兵工廠上發展兼顧生態和生物科技產業，並非不可能的事；何致因一名作家的請願，一項國家大計畫馬上陷入緊急叫停的茫然無措狀態？相對於外界的批評氾濫，政府的對應消極和畏怯，也是加深社會焦慮的主因。

讓我們回顧一下，台灣社會上次有過一點共同的愉悅，是什麼時候的事了？是王建民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贏球？是李安獲得奧斯卡獎座？還是陳樹菊到紐約領獎？或者以上沒有一件算得上數？其實，真正讓人擔心的，不是政府做得夠不夠好，不是台灣有沒有得到國際的肯定，也未必是批評者有多麼惡意和不理性，而是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保持愉快與自信的能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