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市長選舉選完那期的《今周刊》裡面，有一篇黃創夏先生評論蔡英文小姐的文章，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出台灣媒體工作者的最大問題，就是開口閉口自由民主，實際上一點都不認同「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腦子裡面還是被中國傳統士大夫思想和黨國教育綁的死死的，一點都不知道民主真意為何物。

台灣、或者說漢文化圈的所謂「知識份子」，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知識份子」這個名詞就有極為濃厚的階級歧視意味（豬頭翔先生找不到「知識份子」的英文直接對應詞『註』，望有學問的好青年可以幫我），實際上就是漢文化圈士大夫階級的延續。當然，古代的物質貧乏，能讀書的通常表示他們家比較富裕，這樣的家庭當然不多，所以讀過書的人認為自己是另一種動物，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台灣識字率這麼高，有大學學歷也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情，說某些人是「知識份子」，那其他人是無知識份子？

什麼是士大夫階級？古代中國和其他國家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很早就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制度，而極度中央集權的結果是，古中國的文官制度、組織都要比其他國家大而且周密得多。這些人數龐大的官僚自成一個階級，既不是「王」，也不是「民」，和外國的貴族階級不同的是，中國的官僚階級的成因不是血統，而是儒書。

前面有提到，古代物資缺乏，能讀書的是少數人，所以他們自稱「讀書人」；「讀書人」的人生只有兩件事，當官還有等當官；當官的，就叫做在朝、等當官的叫做在野。在朝的讀書人任務是幫助天子行天道，參考的當然是古代聖賢留下來的儒書；在野的讀書人的責任，則是「廣開言路」、「針砭時事」，至於那個時候的「輿論」，指的就是在野讀書人的意見。啥？民眾？那個時代沒讀過聖賢書的民眾不具主體性，也不懂聖賢之道，當然沒有發言權。她們能做的，就是等哪個讀書人哪天良心發現，來關心他們一下。

講到這裡，就想到台灣部分媒體記者，例如文章開始提到的黃先生，錯以為自己是儒家社會的在野讀書人，整天想的是「廣開言路」、「針砭時事」，而不是西方媒體機構的「報導事實」。豬頭翔先生也在媒體工作十來年了，有次以前的公司開會討論「庶民經濟」，豬頭翔先生問同事們，「什麼是庶民、我們算不算庶民」，很顯然沒有任何一位同事認為自己是「庶民」。在人人平權的民主社會，說有些人是「知識份子」、有些人是「公民」、有些人是「庶民」已經夠荒謬，但更荒謬的是，居然沒什麼人覺得這樣不對。可見台灣人的民主學習之路還有多長。

古中國遴選官員的方式，並不是依循專業技能，而是飄邈虛無的道德標準，這套標準具體化於儒家的典籍之上。所以在中國，無論是需要專業數學技能的税吏、專業工程技能的防洪修提官吏，或是主掌天文曆法的星象吏，遴選的標準都只有一個，就是儒家的經書。

甚至，這個經書的範圍隨著時間還越來越窄，從西漢皇帝劉徹獨尊儒術時候的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到了宋朝南遷後，剩下由尚書中兩個章節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所組成的四書。五經當中，起碼周禮和春秋還有些制度和歷史的知識在裡面；而四書就單純剩下一些道德準則了。

或許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清大核工系或是台大電機系的學生不用考物理、化學、數學，或是台電核電廠招攬員工的考試題目是默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會是怎樣的一個情況。而古代中國就是這麼幹的。

很明顯，這個方式已經不能運用於複雜的現代社會了，雖然台灣過去黨國體制遺留下來的教育系統，還很想恢復得很；然而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卻留了下來。什麼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就是所謂的「讀書人」──泛指執政官僚和所有備位官僚，都藐視所有的專業技能，認為只有所謂的「道德文章、修身養性」──也就是他們當官唯一的依靠，才是天下第一等學問，其他都等而下之。

像近日大學指考剛考完，台大戲劇系排在政大新聞系前面，媒體報導的標題是「考生選校不選系」，不然他們實在沒辦法理解為什麼有人「廣開言路的讀書人」不做，要去做「下九流的戲子」（不過台灣新聞主播轉行影劇圈的其實不少）。其他像是「大學生跑去當展場的show girl有點可惜」也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

「道德文章、修身養性」被台灣人專注，以隨民主化成過往雲煙了嗎？當然不是。舉例來說，台灣記者評論政治的時候，極少提到實際施政的成績，反而喜歡去討論人品優劣，就是這種視「道德文章、修身養性」為最高指導原則的代表。問題是人品優劣這種事情根本無從評斷，人，連和自己相處幾十年的父親、孩子，甚至最親密的枕邊人，都很難知道對方想什麼了，怎麼可能知道遠在天邊的政治人物想什麼；然而這些媒體記者們，如文初舉例的黃創夏先生卻是一口咬定他可以知道。

答案很簡單，黃先生雖然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媒體記者，但腦子裡面塞的還是古代儒家社會那些東西。前面提到，儒家體制篩選官員的標準不是專業知識，而是「德行」；因為儒家相信人民（小人）是沒有自我思考能力，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深受領導階級（君子，包括君主和士）的影響（《論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如果領導階層人品端正，社會風氣就會端正美好，也就是所謂的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因為領導人的人品重要性高過一切，專業知識什麼的，不過「奇淫小技」罷了。對黃先生和很多媒體記者甚至台灣人來說，不管是謝長廷的高捷、陳水扁的整頓街景和公務員系統、陳定南的冬山河整治，都比不過「他是一個好人」來得重要，對他們來說，政績就是「奇淫小技」（所以國民黨人特愛說他們是好人、聖人）。

儘管台灣已經民主化二十多年，但因為教育體系還一直是過去黨國體制遺留下來的「遺物」，有許多台灣人其實對於民主政治的運作模式還是很模糊。

簡單說，古中國的政治體制其實有點像現今的公司，皇帝和皇族是董事會──天下的擁有者（古中國皇帝是天下共主，翻譯成科幻電影的名詞，就是地球聯邦總統，所以有現代中國人，在那邊說哪裡是中國的既有疆域真是純搞笑，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當初帝國朝廷的認知，全世界都是古中國的既有領土），儒家系統的「士大夫」則是公司經理人，而「士大夫」之外的庶民（農工商）是一般員工、賤民（下九流）則是臨時雇員。又或者說這樣的政治體制有點像軍隊，皇帝和皇族是領袖、儒家系統的「士大夫」則是軍官，庶民們是大頭兵。有當過兵的應該都知道，大頭兵當再久，都不能升軍官的。

從這個脈絡也可以知道，為什麼中國歷朝歷代的士大夫階級整天話說的好聽，什麼「苦民所苦」、什麼「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什麼「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但卻幾乎從未當過抵抗暴政的領導者。現代公司發生勞資糾紛，你什麼時候看過經理人和勞工站在一起？

好吧，其實真的有「知識份子」書讀昏頭，「憂傷天理不明，哀憐百姓疾苦」，痛罵今上不明、奸佞當道，整天就想「呼群保義」、「救庶民、賤民於水火」，他就真的服膺民主制度了嗎？

當然不是。

這樣的想法還是把社會當成一個大公司，自己是高階經理人，頂多是和員工站在一起的高階經理人罷了，並沒有自己也是員工一員的想法。

那麼民主制度的結構和運作原理到底為何，你可以把國家想像成一棟大樓，有一天向陽面的住戶嫌陽光太強，主張加蓋遮陽棚，但另一面的住戶反對，於是向陽面的住戶推二樓陳先生、另一面的住戶派四樓林小姐，請他們倆人協商出一個章程看遮陽棚到底是蓋還不蓋，然後由十樓的吳先生負責執行，這大概就是代議政治的雛型。陳先生和林小姐就是大樓的國會議員，而吳先生則代表行政機構（也就是政府），基本上陳先生和林小姐都是大樓住戶的一員，並且和推選自己的住戶利益與共，兩人進行的是一種利益的協商。

換句話說，大家都知道陳先生的目標是讓遮陽棚工程順利進行，林小姐則是要想辦法省錢，沒有人會因為陳先生也住向陽面的住宅，就攻擊他「立場不夠超然」、「過於偏頗」、「牽涉私人利益」，因為他本來就是代表向陽面住宅的住戶出來說話的。陳先生能代表向陽面住戶發言，不是他人品高貴、德行深厚，而是因為他就是向陽面住戶之一，他就代表向陽面住戶的利益。

至於吳先生，他得等陳先生和林小姐做出決定，他才照著行動，他自己不能做決定，他當然更不會有帶領大樓愚民們「向上提升」的天職了。如果吳先生執行工程有問題，那住戶當然是可以換掉他另換他人的。

這當然不是儒家社會運行的模式，儒家社會當然沒有陳先生和林小姐這種代議者的腳色，因為儒家的政治目的是運行天道，可不是追逐人民幸福。儒家社會的大樓是有一天七樓的潘先生宣稱自己是天命依歸，大家都要聽他的，然後他從住戶中選出九樓張小姐和二樓魏先生當執行者。然後他和張小姐、魏先生，都一起搬到大樓旁邊的公寓，只偶爾回到自己家演一下「苦民所苦」的戲碼。

魏先生知道他的權利是潘先生給的，他平常做的事情就是讓潘先生舒服，當向陽的住戶來抱怨陽光太強的時候，他就會大喊，這是民粹，蓋遮陽棚根本不符合經濟效益，然後把他們全部趕出去。然後他覺得自己不是向陽住戶，立場超然，決定當然不是為了私益，而是為了大家好，抱怨陽光強的都是刁民，大樓管理費那麼少，怎麼可以浪費錢蓋遮陽棚呢。

張小姐自己認為自己是良心派，「永遠和住戶站在一起」，她整天勸潘先生要善待住戶，但事實上潘先生不聽她也沒皮條……。

台灣已經走入民主社會，理論上是沒有潘先生、張小姐、魏先生這些人的，問題是台灣人還有很多把陳先生和林小姐當成張小姐和魏先生，台灣人會要陳先生立場超然、然後把林小姐當魏先生欄轎喊冤，而沒有發現林小姐是自己選的，當林小姐不能保障自己權益的時候，最好的方式是下次不要選她，而不是跑到她面前哭訴跪求。

然後還有一堆人自認為是良心派張小姐，整天說要幫住戶講話，這些良心派張小姐還很荒謬的覺得別人不聽她的就是不跟住戶站在一邊，但事實上他根本沒有經過任何一位住戶的認可，甚至手上的麥克風還是潘先生塞給他的。其實台灣的張小姐們還常在有住戶說「你又不代表我們，憑什麼說這些話」或是「這樣做對我們又沒好處」的時候，大罵對方不識大體、操弄民粹勒。

豬頭翔先生過去曾寫過，「問題根本不是我們的政治人物太爛，而是出在我們的腦袋還沒有執行民主制度的正確思維和態度，整天以為用牛鞭抽汽車引擎就會讓汽車跑更快，用這樣的思維去實行一個新的制度會成功才有鬼。」但台灣人顯然還是已拿牛鞭抽汽車為樂，希望在汽車的時代，大家趕快學會控制方向盤和踩油門，別在拿皮鞭抽汽車了。

註：維基百科上知識份子的英文對應條目是Intellectual，不過這個條目花了一堆篇幅解釋中國的士大夫，顯然不認為中國的士大夫就是Intellectual。我把整段附在後面，有興趣的網友請自己看。

In China, literati denotes the scholar-bureaucrats, government officials integral to the ruling class, of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se intellectuals were a status group of educated laymen, whose employment depended upon their commanding knowledge of writing and literature. After 200 BC, Confucianism influenced the candidate selection system, thus establishing its ethic among the literati.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1956–57) —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s the policy for promoting progress in the arts and the sciences and a flourishing socialist culture in our land’, proved that mobilising the intellectuals did not always have good consequ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