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 You Really Care?：再論當代中國思想界與真誠性的激進實踐
2009/03/25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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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Really Care?：再論當代中國思想界與真誠性的激進實踐
作者：吳冠軍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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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眼與腦的錯位性交叉：分析從這裡開始
話語分析與述行矛盾：分析的前提性準備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一）：民族主義兵臨城下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二）：「沒有身體的器官」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三）：政治「犬儒」學與政治「明哲」學
特論施特勞斯主義寫作：公眾與私淑
幽靈學：在當代中國敘說那「不死的傳說」
附語 「水底樂園」
文獻
（包含著重格式的本文WORD文檔下載：http://guanjunwu.spaces.msn.com）
眼與腦的錯位性交叉：分析從這裡開始
六月。十日。在這個凌晨，儘管我腦子仍在修改自己博士論文中關於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這一章；但在我眼前依稀彷彿的，卻是一百多個孩子熟睡中的面龐，幾小時後，他們各自背著書包蹦蹦跳跳告別父母趕去沙蘭中心小學上學。他們，再也沒有回家……
這就是一年前的六月十日，在一個中國北部平凡小鎮所發生的一幕、此刻在我眼前所依稀回放——實為「再塑」——的一幕。
同一時刻，我腦子正在處理的，卻是博士論文中關於另一幕——同樣也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分析：那是七年前的五月八日，在那一天，數以萬計的大學生衝上街頭，高舉趕製出來的標語條幅，團團包圍美領館：「還我同胞！」「血債血還！」「打倒強權！」……五月七日深夜，北約的三枚據稱是根據「錯誤地圖」發出的導彈，奪去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的三位記者之生命。
是呵，同胞！豈能對同胞的血熟視無睹！五月八日後，國內思想界迅速激起論戰：之前提倡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們立時四面楚歌；民族主義者們大呼「強權即公理」，王小東、房寧、宋強等先生合寫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在極有效率的出版操作下快速面世……
眼睛與腦子，在此刻我的身上發生著錯位性的交叉：那兩幕一齊「錯位地」環繞著我——孩子們的蹦蹦跳跳、大學生們的浩蕩示威……
我想問的是：去年的這一天，那些熱血激盪的青年們在哪裡？那些聲言「俠客行」（王小東等，1999：375-380）的著名民族主義者們的「俠客行蹤」在哪裡？三名被北約導彈奪去生命的戰地記者，是我們的同胞；那麼，那一百多名在非「戰地」的小鎮被遠非迅猛的「泥流」捲走的生命呢，他們還是孩子啊！「五‧八」貝爾格萊德事件之後，關於受難者的書《未寫完的戰地日記——英雄伴侶許杏虎朱穎殉難前後》（光明日報編輯部編，1999）快速地出版了出來；「六‧十」沙蘭鎮事件之後，誰能來出版那名字除了家人親友之外早已沒入風中的孩子們的一百多本《還未開始撰寫的人生日記》呢？「還我同胞！」「血債血還！」的雄壯之聲猶在耳邊，而我只想問那些高喊口號的青年們：Do you really care?
「同胞」的血，「愛國」情懷……一年前的今天，沒人高舉標語條幅衝出校園，彷彿死者並非「同胞」，孩子不算「國人」。
一百個孩子死了，幾百個礦工死了……如果不是「同胞不同命」的話，那請給我一個理由，讓我相信五月八日衝上街頭的那些大學生不是那最徹底的hypocrites（偽君子們），不是最深諳隨「機」而動、「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滿街犬儒？怎能想像，能為萬里之外三位「同胞」之血拍案而起的中華兒郎華夏巾幗們，對千里之內、百里之旁、十里開外的無數「同胞」的血卻直視而不見？在今天，神州大地，華夏南北，有多少年輕人在津津樂道著超女李宇春的「中性」八卦，又有幾個年輕人在淚流顫抖於民工孫志剛的被毆慘死？
僅僅在沙蘭鎮事件的兩月之前，因日本的一本歷史教科書塗抹、否認六十多年前日本軍隊在中國所犯下的血的暴行，一周之內北京、廣州、深圳、上海、香港，以及珠海、瀋陽、天津、南寧、成都、長沙、東莞等等城市，爆發了一場接一場的「抗日」示威遊行，從百人、千人、到萬人、十萬人……
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沿途砸店（日貨商店、日本料理）以示國威、標語條幅製作精良：「中國人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以血償血以牙還牙」、「是中國人，就停止購買日貨」、「FUCK JAPIG，倭寇全是豬」、「日狗，劣等動物」、「日本罪行能饒恕、母豬都能爬上樹」、「勿忘國恥、血債血還」、「參拜靖國神社者死！！」、「東北恨，何時滅，南京恥，尤未雪！駕戰車壓破靖國鬼社。壯士饑餐倭寇肉，笑談渴飲番邦血！待從頭，收拾小泉郎，鬼子滅！」、「萬里長城十億兵，國恥豈待兒孫平，願提十萬虎狼旅，越馬揚刀入東京」……
兩個月之後，沒有趕上上海那場「四‧一六」十萬人大遊行的我，恰好因病回上海休養：在初夏的申城沿街而行，放眼是一群又一群又一群又一群大吃「小龍蝦」的青年白領、學生情侶。然腦海中那「抗日」遊行的腳步聲卻仍隆隆，硬是同我眼前的畫面「錯位性」地交叉著：黑龍江的沙蘭鎮，確實離上海很遙遠；似乎，比隔海的日本更遠……從未近距離碰見過的一百多條年幼生命，確實份量很輕；似乎，比從未近距離看到過的一冊課本更輕……那些一兩天前還活生生蹦蹦跳跳去學校的孩子們，已是沒入風中的「歷史」（不被任何歷史課本所記載的「歷史」）；似乎，比六十年前的歷史更遙遠更模糊，只歸考古學者/檔案文獻家管……
對這場「抗日運動」，我曾寫有專門的分析性論文（見吳冠軍，2005f），不再重述；而在這裡，對於一路高喊「中國人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等等「抗日」口號的那些朋友，我只想問：Do you really care?
如果你們只是一群「有選擇生氣」、「很懂得分析後果」的hypocrites，就請不要動轍以「中國人民」的名義——請不要把十三億人一起侮辱進去。沒有什麼「嚴重後果」，這只是一個個人性的請求：因為，這塊土地上有一些人，並不願意以這樣的犬儒方式來生活；有一些人，正是願意做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考古學者」，通過重新激活「故」紙「佚」檔，來展開那「瞄準當下」（targeting the present）的批判實踐。
北約導彈轟炸之後，民族主義者們群情激昂、指稱「強權即公理」（王小東等，1999：3-80）。是！在普遍人權的政治理想下面，是「現實世界」的政治「髒活」（dirty jobs）、實用主義妥協、利益的交易……與「現實」作激進對抗，則正是知識分子寫作倫理上的實踐擔當。正是這樣地同「整個世界」作激進對抗的批判性實踐，才是普遍的、不分地域的（歐洲的左翼知識分子、美國的左翼知識分子、以及中國的、日本的、澳大利亞的……）。
五月八日，批判「強權即公理」的文章雪片紛湧；但發生在六月十日沙蘭鎮的，更是「強權即公理」——當一名女村民打電話到派出所吁求派人搶救孩子時，這位握有「生死大權」的負責官員脫口而出：「死了幾個孩子算什麼，我們不會游泳，去了也沒用！」
那些動不動便高呼「中華同胞團結起來」的著名民族主義者們，在那一天，沒有一個人迅速出來寫文章、俠肝義膽拔劍（奮筆）而出；沒有一個人為「同胞」（孩子）而站出來「說不」，大喝一聲「『沉默的大多數』就要發言」（《中國可以說不》第一章「蒼天當死，黃天當立」的最後一文，見宋強等，1996：46-51）。「同胞」們的血，原來是可以「熟視無睹」的。我只想問這些「筆耕不綴」的知識分子：紙上華文浮名聲譽之外，do you really care?
我學不來魯迅先生激憤至刻薄的筆鋒，我也十分清楚，對今天的「俠客們」去痛陳「真的猛士」的激進實踐也許根本了無意義；在這裡，我只想就這些「俠客們」的寫作，而作這樣一個個人性的請求：如果你們只是一群原來可以熟視無睹「同胞」之血的hypocrites，就請不要動轍「以祖國的名義」（王小東等，1999：i-ix）、動轍以「沉默的大多數」的名義——請不要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祖國」、將這塊土地上那些「吟罷低眉無寫處」的人們一起侮辱進去。因為這個祖國內有一些人（無論是「大多數」還是被估計為「大少數」），是不會一邊振筆（臂）頻呼「中華同胞」，一邊實對「同胞」的血「冷血」到家！
而那些科層制內各級職位中的官員們，那些昔日為民拋頭顱撒熱血、為那解放四萬萬同胞之崇高理想犧牲一切的前輩共產黨員、地下黨員的當代傳人們，當你們坐在會議室裡集體學習「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時，學習「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時，學習「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時，我只想問：在寫有那圍繞「民」的所有激進要求的公文小冊子之外，do you really care about them? 在走出「保持黨員先進性」的集體學習的會議室之後，是否真有把自己前一秒種對那字-字-千-鈞的共產黨建基性話語之承諾當回事；是否真是如同當年一批批矢志追隨革命的真誠的共產黨員們那般，用自己的生命來實踐「為人民服務」的誓言（據說「為人民服務」今天已被隱秘地、心照不宣地改寫為「為人民幣服務」，可惜，這個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幣共和國」）；是否哪怕有一分鐘在思考，如何來使用前輩仁人志士用其鮮血、炮口面前粉身碎骨所換來的今天自己手中的職權（生死大權）？六十年前（1945年5月），並非共產黨員的聞一多在閱讀了大量中國共產黨建基性文獻之後，撰寫了題為《人民的世紀——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的文章：「有一個觀念得先弄弄明白，那便是多年來人們聽慣了那個響亮的口號『國家至上』，國家究竟是什麼？今天不又有人說是『人民的世紀』嗎？假如國家不能替人民謀一點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義，老實說，國家有時候是特權階級用以鞏固並擴大他們的特權的機構。……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聞黎明、候菊坤，1994：849）這位半個多世紀前的仁人志士，燃燒他的整個生命，來實踐這一字-字-千-均的激進誓言，用手中之筆與一己血肉，來迎待這一「人民的世紀」！
半個多世紀之後——「死了幾個孩子算什麼」！？對於這位當代王八羔子「人民公僕」，我還是只有寫於一年之前的《讓我們從現實中醒來》（吳冠軍，2005b）文末的那句話：
是不「算」什麼，因為那是一切，那是至高！那是——「一個也不能少！」
話語分析與述行矛盾：分析的前提性準備
一年了，壓在心頭那一百多座小墳，在無數個夜深寫作的時刻，每每使我胸中如銅錘擊，呼吸窒息；時時驟覺幽靈繞體，滿身淒涼無依！——誰能忍看後輩成新鬼！
然而，更讓我感到淒涼無依的，卻是在人群中，是站在今日的大學校園中，是坐在國內的學術會議中。
當代的中國思想界，各路英豪並起，呈現給讀者們一個話語的盛宴。我也像許多讀者一樣，心儀於那些話語背後的英豪。但在研究當代中國思想狀況時，我不得不將關注從英氣勃發的知識分子形象，轉到他們的話語本身之上（請參見《話語分析與當代中國思想狀況》，吳冠軍，2005c）。在進行話語分析時，研究者不單是要關注話語所正面表達的「內容」，同時更是要關注話語本身在結構上的「形式」，致力於通過在語言層面的文本分析，來考察藏在話語中的種種隱秘的邏輯與操作，種種話語策略與寫作習俗，以及，種種未經反思與檢查的思想預設。在這個意義上，在今天進行意識形態批判，首先不是一頭扎入當下「現實世界」的各種意識形態宣稱（「內容」）之中，「我反對這個」、「我不同意那個」、「我認為應怎麼怎麼樣」，這是太容易了；容易乃在於，這樣的「古典」意識形態批判，恰恰在批判的時刻，自身已結構性地墜入到意識形態陷阱之中。正如齊澤克（Slavoj ?i?ek）所分析的，「當一些程序被譴責為『地地道道的意識形態的』時，我們可以確信，它的倒置同樣是意識形態的」。（?i?ek, 1994: 4）意識形態批判必須首先倚賴於話語分析，換言之，即在作任何規範性表述之前，先去分析性地同時考察這種意識形態構型（ideological formation）的「內容」與「形式」。以當代的「網絡文學」為例，知識分子、學者們紛紛寫文章，有擁抱的、有批評的等等，個人專著、爭論文集出了無數。但關鍵恰恰在於，這些表面上對抗性的話語，都恰恰已然共同接受了某些隱秘的意識形態操作。換言之，不管其中的某一種特殊的話語所表達的「內容」為何，它在「結構性」的框架上，便已經隱秘地、未經檢查地接受了某些東西：通過「表達」這一述行（performative）的行動本身，它便已經陷入在了某種隱藏的意識形態操作之中。譬如，這些對抗性話語的論戰者們，均已經在那看不見的統一操作下為「網絡文學」這個意識形態構造物本身而背書。因此，對於今天的意識形態批判，「網絡文學」首先並不能被當作一個已「放在那邊」的實定對像；批判的關鍵乃是去考察支配該意識形態構造物之生成或消失的那套隱秘的意識形態操作，而不是先急著表達研究者自己的態度，歡呼「網絡文學翻開了文學史上的新一頁」或相反。在這樣的批判視野考察下，分析者就會發現：「網絡文學」根本就不是一樣「新事物」，我們可以在「現實生活」的其它各處領域看到完全一模一樣的生成模式與隱秘操作（對當下「現實世界」的一系列具體的意識形態批判，請參見吳冠軍，2006a）。同樣地，通過話語分析也可看見，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那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中，諸種對抗性的論述卻恰恰隱秘地共享著極為相似的話語結構與符號性操作（見吳冠軍，2006d）。因此，今天的意識形態批判，面臨著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所說的「new opacity」（新的不透明性）（Habermas, 1985）。也正因此，我們今天需要重新思考馬克思（Karl Marx）的「Thesis Eleven」（即不能僅僅滿足於去解釋，關鍵是要致力於去改變）。直接地去行動，並不能產生出真正激進的批判性實踐，因為所有的行動，都只會是在既有的意識形態坐標下展開。正如我在一篇訪談文章中所曾談到的，在今天，我們必須將馬克思的「Thesis Eleven」拆分成為兩個直接相銜的steps，批判實踐必須基於對當下意識形態的全面分析之上，如此方有可能產生真正激進地越出當下意識形態坐標的批判實踐（吳冠軍，2006b）。
通過話語分析的考察路徑，當代中國思想界在我眼前，時常是「話語的盛宴」之下的另一個景象；如同在看電影《Matrix》時，銀幕畫面一下子從喧囂熱鬧、一派熟悉的「現實世界」，遽然轉到了那完全另外一副景象的極度陌生而恐怖的「世界」。區別只是在電影之外，沒有導演直接把那一「畫面」播放給你看，要你以一種「視差性的觀察」（parallax view）自己去看（對學理比較熟悉的朋友將會發現，我用這個詞同齊澤克在其2006年大部頭理論著作中對該詞的使用，恰好在結構上是一個顛倒，見?i?ek, 2006）。
於是，怎樣來看到另一個「世界」？我無法提供出《Matrix》中的那種簡單「藥丸」，一吃下去便能「所見不同」。話語分析無法直接給你答案，而只能提供你「觀察」的路徑，那就是：你會觀察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當你不直接去看當下這個「現實世界」內各種話語的「內容」（它們所表達的那層出不窮、紛繁熱鬧的諸種意識形態宣稱、「新生」的事物、「全新」的學理符號、門派標籤……），而是去看話語本身在內容與形式之間的「結構」（不單是「說什麼」，更在於「怎麼說」），從而去分析性地考察在「現實世界」背後的那一套根本性支配各種話語之生成的隱秘規則與意識形態操作，即一套我所稱之為的「話語的構型性規則」（formative rules of discourse）。在《Matrix》中，與之對應的便是那一套根本性支配「現實世界」這個龐大「矩陣」的隱秘的、不斷自我升級的電腦程序。因此，當你相信意識形態（電腦程序）所宣稱的「所見即所得」時，你永遠便只能看到《Matrix》中的那套意識形態操作（電腦程序操作）所產生的（虛假的）美麗繁榮的「現實世界」。
在這裡要作提醒的是，這種「視差性的觀察」實踐所帶來的，（絕大部分時候）不是「發現」的喜悅與滿足，而是驚駭和痛苦（看過《Matrix》的朋友就不會再對此感到意外）。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作為這樣的一個話語分析者，我在國內各種學術會議上，是十分不受歡迎的。在一場又一場的主題報告、評論回應、圓桌討論中，我耳朵裡聽到的，是很多學者激昂有力、滔滔不絕的發言；而腦子裡在處理的，則不是這些發言者所要告訴別人的那些「內容」（種種主張、方案……），而是這套發言本身的邏輯前提、發言者在話語結構中的主體性位置、未經「表達」的思想預設、隱秘的述行矛盾，等等。於是，耳朵與腦子，常常會在我的身上發生著錯位性的交叉。從耳與腦所分別得到的兩個「世界」的畫面，使我常常分明感到：很多時候，不是發言者在說「內容」，而是那些話語的隱在結構，通過發言者的嘴巴在說「內容」。很多激進的批判話語，同那個說話的人毫無關係，他很可能根本不是一個英氣勃發的批判鬥士真的猛士，相反在生活中跟那些話語裡所批判的東西混得很好、全情投入地「娛樂至死」；而就今天的民族主義話語來說，「尚武精神」的召喚者也可能在具體的生活中同「尚武」完全沒有關係，他可能非但不是一位孔武有力的硬漢，甚至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秉承著逆來順受、息事寧人這樣的處世方式；同樣地，很多專注現實策略的右翼保守主義話語，也同說話的人毫無關係，他很可能並非真的在生活中也那樣工於策略算計、手段老辣，只是「國際政治」專業在他腦子裡培訓進去的那兩個套路，借他的嘴通過一下而已，完成「語言說人」的一個微觀的具體操作——一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言，「人這樣行事，仿似他是語言的塑造者和主宰，而實際上語言一直是人的主宰。」（Heidegger, 1971: 215）儘管我的分析集中於話語的隱在結構，而非說話者的人——海氏筆下的「說話的機器」（talking machine），然而，我在會議上的發言，卻仍然幾乎無例外地會被視作為是針對那些話語的「發言」者：會議上誰會在意「國際政治」套路或「施特勞斯主義政治哲學」話語受到了批評，眾人眼光都落在那些話語的發言者身上，認為是這些學者受到了批判（當然，很多時候他們自己也如是觀之）。於是，我往往成為「話語的盛宴」上的「掃興者」，一個對所有人不分親疏遠近都下手的傢伙，或如一位認識我多年的學者所說，我總是被看成「來者不善」。
我的那些作為意識形態批判的寫作實踐，只要不和「當代中國思想界」這個學術共同體直接相關，而是對「現實世界」中其它領域各種意識形態操作的分析，便沒甚大關係，會議上如何發言，下面也都能一片心平氣和。但是我針對思想界內諸種話語的那些話語分析文章，卻是給被分析的那些話語的作者們，帶來純粹的「不快」，成為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說的「快樂原則」的激進破壞者（關於學術界的「快樂原則」，見吳冠軍，2005d；2006c）。在學術會議上，對我的話語分析的現場反映，最多的便是：這個太「後現代」了（甚至好幾位本人自己接受「後現代」稱號的，也是在座中連連搖頭——這個太「後現代」了）。很多關心我的學者為我擔心：這樣的研究，是要出事的；而不怎麼作「同情性理解」的學者，則言語之間臉色已十分難看。我對此自己當然也很清楚，關心的暖意銘足珍藏，難看的臉色也並非鈍而不覺。然而，話語分析研究的這種「得罪人」，對於我來說，不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倫理學的問題：你研究，還是不研究，yes or no。正如哈貝馬斯的話語倫理學（Habermas, 1990; 1993）所述：作為一個在語言中的行動者，你是要進行策略性的行動（strategic action），還是溝通性的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如果怕自己研究「得罪人」，那麼還是趁早去做一個今天市場社會中的商人，策略性的那一套遊戲有得你玩，弄不好還能玩成下一個周正毅（但秦暉先生所分析的那位「為仁難富」的孫大午，也是一個典型的錯位[秦暉，2003]）；如果是作學術研究（無論科學的、人文的）、如果要做「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哲學家」，那麼就必須把這一套遊戲放一邊——不是不會玩，而是選擇不玩。否則，早晚會成為電影《Matrix》中那個「上錯船」的錯位者——後來成了叛徒的光頭Cypher，整天懷念著美食和美女，成日後悔於當初如果沒有吃下Morpheus的那顆「藥丸」就好了。
於是，話語分析研究的「得罪人」的性質，只能嚇退策略性的行動者。不過這種嚇退也是「好」的，免得一輩子錯位：腦子所處理的內容與雙腳所站的位置，永遠地首腳分離。但它對於一個以真實性、真誠性、正當性為自己實踐之有效性要求的溝通性行動者，則是沒有影響的，因為行動者預設對話的另一方，也是進行溝通性行動的主體；儘管這一預設很多時候正如哈貝馬斯所說，是「反事實性」的，即對方很可能會以策略性行動進行回應（如果對話者都是如預設那樣是溝通性的行動者，那麼今天中國思想界也就沒有那麼熱鬧、「好戲」連台了，而代之以一種「理想的言語情境」下的溝通性的「知識分子的團結」）。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學術研究者——尤其是話語分析者——在做研究之前，在表述具體的（得罪人的）「內容」之前，就必須對自己研究的話語「結構」反思清楚，免得最後與某幾個對手一路策略性地玩下來，把自己玩成一個與「市場中的孫大午」相對的「學界裡的周正毅」。就我自己而言，這一反思之結果，借牟宗三先生的話來表述是最恰當的：「求仁得仁、有何怨哉？」
那麼，另一個實質性相關的問題便是，話語分析有沒有可能以不那麼「得罪人」的方式進行？以我這些年在研究中的實際經驗，問題之關鍵乃在於：話語分析所揭示的，有時並不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一種隱藏至深的「操作」、或令人一楞的「見解」；更多時候，往往是很多知識分子都已然心知肚明的「操作邏輯」、都選擇心照不宣的「思想狀況」；也即是說，正是這種「邏輯」或「狀況」本身，使看到的人假裝自己對此沒看到。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最「得罪人」的批評，便恰恰正是指出這樣一種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寫作的瀰散性氾濫。
而針對當代中國思想界這種瀰散性的述行矛盾，針對這種隱藏並不深、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但假裝不知道的意識形態操作（這本身就是述行矛盾氾濫的一部分），話語分析所提出的便是：在今天，（儒家意義上的）知行合一，即是最實質意義上的激進實踐（那「形式」意義上的充滿述行矛盾的嘴皮子功夫，便正是知行合一的反面）。儘管這個批評一點也不「後現代」，但還是被「當作」是「後現代」。這也是齊澤克在西方學術界的命運。齊氏的意識形態批判讓我感動的，便正是他死死瞄準今日西方學術界乃至大眾文化中那種知行分離的普遍化的犬儒假面：今天的犬儒主義不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他們並不知道情況，然而他們正在做著」，而是——「他們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做的是什麼，但他們仍在做著」（?i?ek, 1994: 8）。一年之前鄧正來先生在上海作了一場學術講座《中國知識生產體制的反思》，很多在場朋友都感到失望，認為鄧正來所說的並無學術上的新意，那些知識體制內的現象大家早就都心知肚明。然而，正如我在《鄧正來的兩張面孔》一文中所講的：恰恰就是這份心知肚明，使鄧正來的話語在今天成為最鋒利的激進實踐——「在這裡，問題並不出在『知道』（knowing）這一邊，而是在於『做』（doing）這一邊」；問題不是出在認識論上，而是在倫理學上（吳冠軍，2005d）。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不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知識分子，「知道」的很多，「妙手」落筆不絕千言；而問題卻恰恰是出在實踐自己寫作的那副「鐵肩」之上，述行矛盾視而不見，「君子」之偽厚顏自若。
在作為「分析的前提性準備」的這節論述之尾，讓我來回應一下今天中國學界對話語分析最有份量的批評。一位學者在會議上評論我的話語分析研究時談到，這種新的研究路徑最好能帶給我們一些驚訝的新發現，如今天那些「後現代理論」那樣，很多不喜歡它的人可能也會去讀一讀它，就是因為它至少可以讓人驚訝，否則我們為什麼要通過這種陌生的話語研究研究方式，去讀大家早都知道的東西呢？
這一批評，是來自國內思想界的最為溫和的對話語分析之批評：它的質問本身便是一種期待，即期待讀到話語分析所作出的能夠令人驚訝的研究結果。對於這一溫和的學理性的質問，我的回應恰恰是：這個提問（question）本身，則正是問題（problem）的一個關鍵部分。一個提問，自身並不是「無辜」（innocent）的，而恰恰也是一種話語的表達，恰恰總是帶著隱藏的預設。舉個很熟悉的例子。當有人問：為什麼中國總是那樣難走上現代化道路，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了它？話語分析者即時性的回應不是去敘說自己所認為的「為什麼」和「有哪些因素」，而恰恰先是追問對方，你為什麼要這樣問？這一「現代化」之問在十年之前的中國思想話語中處處可見，並前赴後繼湧現出——今天仍湧現著——為「解答」這一問題而進行的大堆的社會學研究、經濟學研究、思想史研究，等等。如今，許多人（包括當年問問題的人）都已不再那樣看問題了，「現代化」本身在當代中國思想界也早已失去了它昔日的符號性光環。舉這個例子而非其它更近距離的例子，便正是因為今天很多人已能夠心平氣和地來反思自己當年關於「現代化」的話語。
在這個意義上，我想對上述關於話語分析的質問作反問的是：您想看到什麼？話語分析者同其它的「分析」不同恰恰在於，它不能「事先」預計好、規劃好自己的研究結果。一項研究（比如博士研究吧）做了三年，最後研究者只是想說一開始就想好要說的東西，那麼這「研究」過程，實際上就只變成為一套技術性的加工程序而已。在我展開對當代中國思想話語的研究（我的博士研究）時，我不知道它會最後走到哪裡。也正因此，波普（Karl Popper）的「猜想與反駁」論（Popper, 1965）是對實證主義研究的激進批評，但同時自身也仍在實證主義的範疇之內；而對於話語分析的研究路徑來說，「conjectures」（猜想）本身並不能被作為一種既定的「研究狀況」而被預設下來——因有後面的反駁與證偽程序，最初的猜想便可以被心安理得地作為一種正當的研究出發點。在這意義上，波普的「證偽程序」與實證主義研究的「證實程序」，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它們的研究結果，在研究伊始都已經設置好了。與諸種實證主義研究相對，話語分析的視差性觀察，是根據話語的結構來觀察，而非根據研究者自己的猜測去觀察；在遭遇具體的話語之前，研究者沒有任何話「想好要說」。所以，我對上述提問的回應是：當話語分析的研究提出一些大家想看到的、所期待的東西，和當它提供出某些不想看到，甚至看到也當作沒看到的、完全「習以為常」的東西，這本身和話語分析無關，而恰恰是同被分析的話語有關。換言之，覺得不「驚訝」，本身恰恰是問題的一個部分：為什麼這些東西竟早已被我們習以為常、心知肚明、熟視無睹了？因此，這一對話語分析的質問，恰恰自身為話語分析所提供的「分析結果」作了背書——即，問題並不出在「知道」這一邊，而是在於「做」這一邊。
做完這些理論性的與個人性的前提性準備後，下面，就讓我們一起帶上「視差性觀察」的眼鏡，來進入對這種瀰散性的述行矛盾的具體的話語分析吧：相信我，並不「驚訝」的結果裡，包含著真正的驚訝、及至恐怖！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一）：民族主義兵臨城下
「Nationalism at the Gates」，這是我博士論文中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這一章的標題，取自2001年的好萊塢大片《兵臨城下》（Enemy at the Gates）。對於英語學界，當代中國思想界最突出的「狀況」，便是民族主義話語的崛起。西方學界在當代中國思想的研究上，也屬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最為集中，從1996年安格（Jonathan Unger）編的那本集合九位著名漢學家/中國學研究者的《中國民族主義》（Unger, 1996）到2004年格裡斯（Peter H. Gries）那廣受矚目的新著《中國的新民族主義》（Gries, 2004）。然這些英語世界的「中國學」研究者或漢學家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研究，都具有著「觀察」上的先天局限，即僅僅集中於話語的「內容」，而未能進一步深入話語的結構以及支配其生產的操作（格裡斯在這方面已作了難能可貴的努力，然而儘管如此，格氏的觀察與分析仍包含著許多誤讀，如將李慎之先生「讀」成一個民族主義者，見Gries, 2004: 41）。在這裡，在沙蘭鎮的一週年，讓我們來用話語分析的「視差性的觀察」，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批判性分析作一個進階。
五月八日，貝爾格萊德；六月十日，沙蘭鎮。一個「跨世紀」的錯位性交叉，提供出了一個殘忍的「視差性的觀察」：作為研究者的我耳朵裡所聽到的民族主義呼聲，與腦子在處理的話語分析研究，最後在我身上完全形成兩個「世界」的錯位性交叉。在這個交叉中，民族主義話語的述行矛盾便浮上了表面：民族主義者們明明知道這是「同胞」的血、孩子的血，卻假裝自己沒看見；明明在大呼反抗「強權即公理」，對沙蘭鎮那個掌握孩子們「生死大權」的官員，卻轉頭當是沒看見，對這套「公理」遊戲俯首貼耳服從的很！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這個分析所揭示的，並不是什麼隱藏至深的「操作」，而是我們都很熟悉的「操作」：一套「不怕官、只怕管」的犬儒話語而已。小布什再強，導彈再多，小泉再牛，保鏢再壯，中國民族主義者們大無畏地跳出來「蒼天當死，黃天當立」，呼籲喚醒作為「遠古文化基因」的「尚武精神」，點名要玩「十步殺一人」、「千秋二壯士」的「俠客行」遊戲（王小東等，1999：375-380）。而在那「對手」缺席的自製擂台場上耀「武」揚威逞盡雄風、「蒼天」「黃天」大變戲法、對著空氣大施「武」功之後，一個冷血蠻言「死了幾個孩子算什麼」的沙蘭鎮派出所小吏，就弄得那些凜凜壯言為同胞之血追討「血債」的「俠客們」無影無蹤，「十步」裡一步也邁不動、「千秋」裡一秋都壯不成，即使事發後小吏已被當地公安局刑事拘留、立案偵查。或有問，就話語層面的堂皇「表演」而言，邊城小吏畢竟還「管」不到諸位京城「大俠」頭上，且小吏本人也已進了班房，何不按照那番「同胞的血」的話語邏輯，就著「孩子的命」繼續表演下去呢？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所遵循的這種似乎是頗為隱秘的意識形態「操作」，話語分析所揭示的，仍不是什麼令人一楞的「見解」：繼續用我們古人的諺語來說——「打狗還得看主人」而已。打落水狗，一，沒有打小布什小泉那麼「悲壯」；二，弄不好打出真的悲壯。於是，「孩子的命」就在那每每以「同胞的血」立論的當代民族主義話語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五月八日，貝爾格萊德；六月十日，沙蘭鎮。「同胞」的血？「俠客行」？「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也許對於那些「妙手」來說，only words（言辭而已），不能當「真」的。從知識社會學層面來看，這只是一場話語的「表演」，而那些說話人主體性的位置——即說話人在「現實」的意識形態秩序中的結構性位置——卻是在「安全」的地點上，同他們所製造的話語「內容」完全沒有關係。在那些主體性的「安全」位置上：「同胞」？——Who cares! 「同胞的血」？——那是像魯迅筆下「人血饅頭」一樣的大力補藥：沒有那些血，這麼些民族主義豪言壯語如何才能朗朗出口、這些「俠客」「壯士」何日才能名動江湖？多雄壯啊——「血債血還！」多「政治正確」啊——A debt of blood! but, blood of whom? 究竟是誰的血？當然，不是「俠士們」的，他們在很「安全」的位置上呢，貝爾格萊德具體在地球哪個角落，跟他們的興奮點並不相關；非「戰地」的沙蘭鎮，更是連瞭解的興趣也沒有，因為那裡的血無法用民族主義「話語工序」製出大補的「人血饅頭」來；那裡的「血債」在民族主義話語的生產機器裡，便變成了沒有「俠客」去追的「壞帳」。
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支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生產的那實令人驚駭的隱秘之操作：那便是——同那個沙蘭鎮官員所脫口而出的「思想預設」一樣——死幾個孩子算什麼！那些孩子要「算」，就必須去「死」在北約美國們的導彈下；退一步，「死」在日本商人對「支那小孩」的某種變態虐待下也行——儘管不太可能，但只要有這樣大體的故事就行，剩下的加工操作就可以移交民族主義那套「話語工序」來完成。也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的白話戲劇、評書裡大反派們最後行兇前經常出現的那句經典台詞「不要怪我無情，怪只怪你自己投錯了胎」，被當代民族主義話語更殘忍地在結構上顛倒了過來——不要怪當代民族主義者「無情」，也不要怪當初「投胎」下來的地點（投胎成「中國人」還是「光榮」的），要怪就去怪「升天」一刻的地點；地點「對」上號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者們其實「有情」的很、「豪情」的很。
在那篇中國共產黨奠基性文本（俗稱「老三篇」）之一的《為人民服務》中，毛澤東通過引司馬遷之言「人固有一死，或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而在實踐的層面上來論述「死的意義」；然而，那激進、崇高的「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實踐，在五十多年後興起的當代民族主義話語操作中，被偷偷地徹底置換為死的位置（死的其「所」）。如果那一百多個孩子是死在貝爾格萊德，我們可以根據該話語生產之隱秘邏輯而想見：那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堂皇壯烈、英雄輩出的話語盛宴啊，民族主義豪言中個個「俠客」都仿似要飛身跳出來跟導彈直接玩命，簡直要對美國「一步殺十人」、出現「萬秋百壯士」了（王小東先生已在「五‧八」之後這樣「假設性」地說過，「只要能夠，你就會毫不猶豫地把美國人殺死」，並以此來論述「中國『民族主義』存在的價值」，見王小東等，1999：27）；那是多補的一個特大「人血饅頭」啊，吃下者起碼可以煥發十年青春——為「俠客們」節省下十年在文本的「江湖」裡慢慢混的時間。死，（根據其位置）果然是「或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對於民族主義話語生產的這種「隱秘」操作中，「血」的營養當然是不同的，有的「血」是毫不滋補了無營養，甚至同一種「血」，因「放血」的地點不同，其營養成份便立即不同。魯迅當年就知道：越是革命者的血越有營養，吃民族烈士的血那簡直什麼底子的身體都能煥發青春——「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魯迅，《藥》）而在語言哲學與存在論的層面上，從事話語分析與（拉康主義）精神分析的研究者都清楚：話語其實是最殘忍的。通過「視差性的觀察」便可看到：許許多多堂皇話語，在其生產性的操作上，一整套過程實充滿著原始的暴力（primordial violence）。在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盛宴」上，「大俠們」用來乾杯慶祝的竟都是原始的人血，且都是「指定地方」特產的貼有「重於泰山」馳名商標的「同胞」的血。一聲「cheers」，「大俠們」豪放一笑，一起年少十歲。五月八日，貝爾格萊德；六月十日，沙蘭鎮。時間只是符號（民族主義話語「內容」中用來命名事件的符號），地點方是關鍵（民族主義話語生產的隱秘操作中的支配性核心）。
在民族主義「話語的盛宴」上，「大俠們」喝的是飄香血酒，那佐酒的好「菜」是什麼呢？當然，不會是《西遊記》那「男性中心主義地」幻想出來的眾多美麗女妖怪爭先恐後拚死一嘗的童子身「唐僧肉」了。有意思的是，對「現實世界」進行精神分析與意識形態批判有時並不難：只要把最受歡迎的通俗小說「內容」中的幻想場景在結構上顛個倒，便能「視差性」地觀察到一套支配話語生產的「無意識」的結構。於是在這裡，我們便可以「視差性」地看到：當代民族主義「大俠們」在話語盛宴上大嚼的，便正是「唐僧肉」的反面——女兒身了！
格裡斯在他的那本近著《中國的新民族主義》中分析了當代中國「新民族主義」話語的一個核心「焦慮對像」——外國男人。「外國的男人總是許多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焦慮的對象：中國作為一個受奸之女的形象，重新在晚近的民族主義話語中浮現出來，許多年輕的男性的民族主義代表人物，對白種男人與中國女人發生親密關係的這種概念怒髮衝冠。」（Gries, 2004: 10）通過對文本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可以說不》中，充滿著這樣的故事：英國無業遊民馬克先生「盡情狎樂，與一個又一個東方少女互相使用性器官」，「當他在蹂躪我們的姐妹時，我們還應該感到榮幸，因為，她們得到了『人家馬克的愛情』」（見宋強等，1996：59-60）。宋強先生還在三年後出版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一書中，以自己為例子，宣稱自己寫《說不》一書，其實就是為了和自己的太太「說不」：根據他的闡述，他太太是個出國迷，最後終於考托福拿到了高分。「我氣壞了，因為如果她出去肯定沒我的戲，留美學生（特別是男的）社交環境很慘，但凡長得稍微順眼一點的中國女孩子在那兒都是俏貨，何況我那位長得還行，後果不堪設想啊。有道是，悲憤出詩人，我痛不欲生，於是我說『不』，挽救了我的婚姻」（宋強《建立21世紀的新國格》文，見王小東等，1999：134-135）。正如格裡斯所觀察到的，《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民族主義著作有效地激起了許多青年的男性讀者——特別是大學生們——對外國男人的瀰散性仇恨（Gries, 2004: 153）。下面這樣的例子既「極端」、然而又「慣常」：在一個具有民族主義風味的網絡BBS論壇裡，某個發言者在討論中貼出一個色情片小段的下載鏈接，在裡面男性的華裔色情片演員與年輕豐滿的白人女子性交；而「好樣的」、「中華好兒郎」、「這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則充斥於群情激昂的跟帖之中……
較之《中國可以說不》那所謂「第四代人」的作者們，年長一代的王小東先生，也在他的《論尚武精神》一文中特別辟有一節——「沒有尚武精神，女人也會沒中國男人的份」；其論點乃是：「沒有尚武精神，沒有民族主義會怎麼樣？我想對中國年輕人說的是，女人也會沒你們的份。」（王小東，2005）王小東以當代「美女作家」們的寫作作為例子：
面對這種危及到中國男人最基本的切身利益的危機，我想那些罵衛慧的感情是很真實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男人看見漂亮的中國女人都被外國那些老頭搶走，如果不感到悲哀和憤怒，而是高興，那就更不可救藥了——但確實有這種人，《中國可以說不》對此有很好的描述。然而，怎麼辦呢？光罵衛慧是不行的（衛慧只不過真實地表達了許多中國女人的內心思想），光罵中國女人不喜歡你們是不行的，這樣只會使女人更討厭你們。另一方面，你們在為自己感到悲哀的同時，也應該為我們的中國女人感到悲哀：她們背井離鄉，語言不通，沒有愛情，嫁給那些又老、又醜、又蠢（有時還很窮）的外國男人，嫁過去還要受欺辱，受了欺辱還不敢說，還要在娘家人面前打腫了臉充胖子，她們也不容易啊。有本事，有志氣，我們就應該把女人搶回來。（見王小東，2005）
難怪民族主義思潮現在如此強勢——不僅成為西方學界眼中當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而且也實質性地成為主導網絡話語乃至民間話語的路標；難怪去年「抗日運動」中一下子能跑出那麼多大學生、青年白領來，秘密就這樣給王先生給直白地「捅」了出來。澳大利亞學者白傑明（Geremie R. Barme）有一篇評中國民族主義的文章——「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在題注中，以行文幽默著稱的白傑明還用拼音給讀者注上：「cao waiguo bi ye suan aiguo ma?」，並註明這一論述乃引自於桑曄對海外的中國大陸人與留學生的訪談（Barme, 1996: 183）。王小東隨即撰文，對「混跡於中國學術、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餘年」的白傑明的「日外國人就是愛國」觀點作了回應（王先生把對方原文中具有北方乃至京味口音的「cao」不符合學術批評規範地私自換成了「日」，頗令人玩味），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標籤是西方人貼的，故應打上引號）的目光遠比許多研究『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西方學者所想像的要遠大」（王小東等，1999：132）。然而僅僅幾年後，王小東不僅主動以「民族主義者」自稱，且把自己的「遠大目光」赤裸裸地集中於「女人也會沒中國男人的份」上、集中於「中國男人最基本的切身利益的危機」上。就這樣，中國民族主義那「遠大的目光」，最後便緊緊盯在了女人的身體（「漂亮的中國女人」）之上。
當然，就這場以女人身體為對象的話語「衝鋒戰」中，王小東的民族主義確實還沒跑到白傑明所說的「avant-garde」（先鋒）的年輕一代那麼遠，他僅僅要求把咱們「娘家」自己的女人搶回來就行。難怪當被人評為「an aggressive nationalist」時，王小東曾跳起來喊冤枉（王小東等，1999：87）。冤枉是真的，就這場圍繞女人身體而展開的民族主義「話語盛宴」中，他確實不怎麼「aggressive」，一點也不具有「侵略性」：只要「搶回女人」，只要「女人也有咱的一份」，只要「漂亮的中國女人不都被外國那些老頭搶走」，就心滿意足了，「尚武精神」就算發揮效力了（敢情這種話語性「精神」，原來是中國「民族產的」偉哥）。哪像那些更年輕、更先鋒、更avant-gaude的網絡民族主義者、「愛國」遊行大學生們，在「建立21世紀的新國格」等等高調話語下面，赤裸裸地露著一顆懷著「cao waiguo bi」的偉大「愛國情操」之「紅心」了。
讓我暫且先不以女性主義的批判性視角，來分析那些關於女人身體的「直截了當」的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在那些話語中，一種氏族奴隸社會的將女人等同於財貨的最變態版本的「男性中心主義」（男人=人）之邏輯泛於筆端、四溢於文本之間，如「我想對中國年輕人說的是，女人也會沒你們的份」中，便赤裸裸地預設著「中國年輕人=中國年輕男人」的話語邏輯，等等。對此具體的文本分析在這裡不再一一展開，因為它們本身全部已在表層上，完完全全地「赤裸裸」著。於此處，我想集中在從話語分析中所看到的驚駭之上——即，對於這樣一種並不隱秘之話語性「操作」的驚駭。在那「同胞」的血、「愛國主義」、「新國格」、「中國可以『如何』」、「以祖國的名義」、「『沉默的大多數』就要發言」、「俠客行」等等的堂皇口號之下，這一整套的當代民族主義話語竟實是毫無忌諱地在宣稱著：女人！我們要女人！誰說連女人也沒有我們的份，我們可以「說不」，我們「有本事，有志氣」，更有「武」勇！……愛國主義？「同胞」的血？「新國格」？Who cares!……所以，當如此「先鋒」的中國民族主義兵臨城下時，當「大俠們」那一身「尚武」的「俠客行蹤」出現到家門口時，每一個有女眷的家庭（不管東方西方）的最直接反應，便表達在了當代先鋒派導演梯克威（Tom Tykwe）的代表電影標題之中——「Run Lola, Run」（蘿拉，快跑——）！
十餘年來如此的「人肉」盛宴「人血」湯滋潤下去，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怎能不力道迅猛，生產力勃勃旺盛，使得西方學界放眼過來，最先觸-目的便是那氣血飽滿、勃勃高漲的民族主義話語了。然而正如以上分析所揭示的，若只看該話語中的正面「內容」——那些「政治正確」的愛國主義「安全」吶喊，仍是會錯漏掉那套支配話語生產與再生產的根本性操作，與充斥其間的那原始的暴力。
現在，我們可以從具體的話語分析，進一步進入到學理分析中。在我的博士論文裡，相對於當代政治理論中那「biopolitics」（生物性政治）的論說（Agamben, 1998; Hardt, Negri, 2000），我旨在話語理論層面上來研究和追蹤福柯那創始性提出的「生物性權力」 （Foucault, 1979）的蹤跡；換言之，不是從社會-政治角度來作觀察，而是從話語結構的層面來作分析。我用「bio-operations of discourse」（話語的生物性操作）這個術語來處理在話語生產過程中那種隱秘的生物性操作，特別是那種原始的暴力。我在博士研究中通過具體的話語分析，在理論層面提出兩種hidden, obscene bio-operations of discourse：「bio-generation of discourse」（話語的生物性生成）和「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話語的生物性分離）。前者的生物性操作是向外的，而後者則是向內的。
在這裡，我們繼續以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之生產為例。我們可以通過話語分析追蹤到十分清晰的生物性操作；然而在理論層面上卻頗難以闡述，無法使用既有的那些術語框架：它既不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論述的「Homo sacer」，也非齊澤克針對「Homo sacer」提出的「Homo sucker」；而在我看來，這裡需要將齊澤克的這一術語（齊氏並未對其作正面論述），在結構上再作一個顛倒——「Homo sucked」，即「被吮吸的人」。在那「話語的盛宴」上，那些生物體（生物性的人）——女人的身體、肉體的生/死——恰恰是在話語結構的層面上被「吮吸」，那些話語的生產及其一整套加工程序，便建立在這一「吮吸」之上。同樣地，我們還可以看到，當代西方從那廣為流行的「認同政治」話語到時下學術界熱門的「猶太人」研究、「穆斯林」研究等等主流話語，均可以用「Homo sucked」來在話語結構的層面上進行深入分析（這些針對當代西方學術話語的分析，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有詳述，此處不再加以全面展開）。
而同這種向外的「bio-generation of discourse」操作相對，「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這種操作則是向內的，將生物體在話語結構層面上作分離性操作。「向內」在這裡是指，這種操作所針對的並非「外部的」生物體，而恰恰是話語結構之內的一個「先天的」構成性部分——話語的寫作者（「說話的機器」）自身的生物體。同樣，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的生物體實際上分離成了兩塊：嘴、手等器官不斷地生產著話語的「內容」——那些堂皇表述；而身體的「行」卻並不依據自己話語所「述」的內容進行。我借助於德勒茲（Gills Deleuze）的術語——「the body without organs」（沒有器官的身體），而用它的結構性顛倒——「organs without bodies」——作為我的核心隱喻（在我看來，任何學理術語在某種程度上都是metaphors，區別在於恰當與不恰當），來闡述這種「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但我並非在齊澤克主義意義上顛倒該詞，後者見?i?ek, 2004）。
前面已通過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話語而詳述了第一種作為「Homo sucked」的「bio-generation of discourse」，下面就讓我集中於詳述這第二種操作，即作為「organs without bodies」的「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在「視差性的觀察」下我們便會清晰地看到，許多堂皇話語實只是「only words」的「器官」表演，對於被分離出來的「身體」而言，不承擔任何寫作的述行倫理。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二）：「沒有身體的器官」
針對「only words」的文字寫作、述行矛盾的話語生產，快一年前，我寫了一篇論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長文——《除卻真誠性，我們還剩什麼？——當代中國語境下的思想溝通、學術批評與公共批判實踐》（吳冠軍，2005a），其中一個核心論述便是：對於真誠性的知識分子寫作實踐，words MATTERS! 字字即是寫作者自己的承諾，即是倫理性的實踐。
在今天的意識形態環境下，「文責自負」僅僅成為了一個實定法層面上的用語，特別用於關於抄襲的「版權說明」上。於是，今天我們必須把它（重新）激進化。什麼是文-責-自-負？那便是：寫作者自己來擔當那下筆後的字-字-千-均。言語（說話、寫作）在述行的意義上，本身就是一個行動，本身就具有著倫理上的責任。舉最簡單的日常生活中例子：某A出於好玩對某B發條短消息「你兒子過馬路被車撞了」，某B心臟病發當場過世；某A雖從沒有直接猛擊某B心臟，對後者的死並沒有產生物理性攻擊意義上的關係，但言語本身就是一個行動（一粒無形的話語性子彈），因而本身就具有倫理性的責任、乃至不同特殊實定法中的相應責任。正因此，Words matters，字字皆相關。發一個短消息如此，發一篇文章更是如此。
寫作從來就是倫理的實踐，這是儒家的根本教導，這也是今天解構學派哲人德裡達（Jacques Derrida）的根本教導。宋代中興儒學的大儒之一橫渠先生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是自己寫給自己、寫給後世儒者的開玩笑的話，不是供今天的知識分子們找不到書名時現成拿來套用的氣派名句。那是投入生命的激進實踐。
然今日之中國思想界，許多自稱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很奇異地同右翼的民族主義話語同氣連枝「文」相呼應。我在《從咖啡到戰爭——或，為什麼色情片如此受歡迎》一文中，曾特別對當代中國不少「批判的知識分子」作了分析：他們的批判，本身已是去除了批判實質的「批判」，是我所稱之為的「decaf」批判——即「critique without critique」（沒有批判的批判）。譬如，在紙面上批判「市場意識形態」的「左翼」，卻在生活中十足地「依靠和指望著市場邏輯的長期延續，內心殷切期待著在學術市場上的名校教席、高薪跳槽、終身教職，更不要說那些在外面兼職『玩票』的袞袞諸公」（吳冠軍，2006e）。「妙手」文章固擲地有聲，而那承擔兩隻「妙手」的「鐵肩」，則全然不見。
在關於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博士論文研究中，我有一處註解需再多找一些有關當代知識分子之批判精神的文本根據。憑印象我曾特別對一位動輒引曾國藩「丈夫當死中圖生，禍中求福」、號召追溯「聞一多和他代表的那一段中國自由主義的光榮歷史」的批判鬥士報以期望，特地窮盡時間前後翻遍，然從未見其有「死中圖生」之述行實踐。當代學院共同體/市場社會中的種種公共事件，從來不見這位激昂凜然的「丈夫」不畏學院人脈派別，為知識體制內種種瀰散性腐敗拍案而起橫筆批判；也始終未見該「丈夫」不懼社會權力結構，為社會轉型下那嚴峻的瀰散性的民間不義挺身而出簽名抗議（相反，倒是看到連其自己的學生都背地在網上叫他「憤青教授」，言辭之間，不屑顯見）。這些當代「丈夫」下筆磅礡，氣勢慨然，動輒便「死中圖生，禍中求福」，「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這是什麼道理」，令讀者每每為之由衷擊掌：當代中國有此輩人物，其聲朗朗，其辭烈烈；拋開知識積累/學理論證上的「先天」缺陷，當代中國的這些知識分子思想話語，實應讓英語學界來一起感受。然一進入話語分析的視差性觀察，則便會發現：朗朗諸君原來只是空空「妙手」，壯辭激烈純粹只是無根空言。而隱藏在這樣的「批判知識分子」話語背後的意識形態操作，實際上也並沒有什麼複雜之處，用日常生活中的話來說便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在「市場意識形態」中、在知識分子話語中「便宜」和「乖」都撈盡，然卻對自己的述行矛盾視而不見，寫作的倫理責任一應全無。當年聞一多字字鑿鑿身體力行，以一己鐵肩面對強權拍案而起：「看一看政治的腐敗所給人民的痛苦，有良心的人應該作何感想？」（王康，1979：288）我只想問今天這些動輒呼喚「聞一多所代表的光榮歷史」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們」，在堂皇話語底下，您們的「良心」在哪裡？
於是，在今天知識分子的話語世界裡，放眼之下便儘是「沒有身體的器官」：「妙手」空空，「鐵肩」懸空；只「文」不「責」，有福無禍。用話語分析這一「視差性觀察」所看出來的這個「世界」景象，實極為驚駭恐怖：在文本（textual）與文本間（inter-textual）的空間裡，到處飛舞著器官——一張張「玉口」燦燦金言，一雙雙「妙手」筆走龍蛇，然嘴後無頭、手末無身，只有「述行之述」，而無「述行之行」；只有堂堂壯語之福，而無身體力行之禍；「文」之好處照單全收，然「責」到門口便一字不認。這實是非常恐怖的景象：嘴巴不在自己的身體上說話——當嘴巴在說「我」的時候，這個「我」的身體是不在的，而只有兩片大紅嘴皮在上下張合，於身體之外凌空說話；這就好像是，眼睛不在自己的身體上「看」，而是從身體「外面」看。這使我記得最近《?I?EK!》這部電影問世後，齊澤克應邀做個發言，談談自己個人的生活，齊氏講到他有一個朋友前一陣動手術，因為手術過程中需要該病人的配合，所以麻醉只減去疼痛，但保留意識。手術是將一個眼球從其眼眶中拉出來那麼一點點，然後對它做完精密手術後再放回去。他的朋友在眼睛被取出的那短暫的瞬間，literally是從外面——身體的外部——「看」到自己的身體。這一「不可能」的體驗是如此之恐怖，儘管手術過程本身並沒有任何疼痛，他仍是當場昏了過去……而在當代中國思想界，器官們在身體之外「工作」，竟不帶來任何的「痛苦」乃至恐怖感，這實在本身就是一個真正的驚訝。
從那些嘴巴裡面被說出的「內容」中的「我」，拉康（Jacques Lacan）稱其為「subject of the enunciated」或「subject of the statement」（闡述出的主體/陳述中的主體）；而拉康的提醒恰恰便是，不能將它直接等同於那個「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作闡述的主體），即嘴巴外面的那個身體（主體）：「作闡述的我和陳述中的我，並非同一個我」（Lacan, 1979: 139，著重部分為拉康本人所加）。這個嘴巴裡面的「我」，同嘴巴外面的「我」之間的那一obscene gap（淫蕩的缺口），便正是精神分析/話語分析所要關注與進行分析的核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拉康的「關於真實的倫理學」即是一種走向崇高的激進實踐（見吳冠軍，2005f）。而與之相對，各種心理學與實證主義研究，則恰恰預設這兩個「我」之間的「不言自明」的合一。這裡的弔詭在於：問題並非出在那些嘴巴的闡述（那些話語）在實證的意義上不正確或不準確，這樣的批判太容易了（太容易掉入陷阱了）。今天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知識分子實際上便以此作為批判的預設，似乎只要指出「事實」的真相，便完成了批判。我們可以看到，喬氏自己很多時候，為了指出「事實」的真相而不惜冒險走極端，採用了很多並不充分乃至自身便成問題的證據。這便正是今天左翼的批判大幅度下滑、往往淪為右翼保守派之笑柄的一個根本性根源。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很多時候，那些「純嘴巴」的闡述恰恰在經驗的層面上十分準確，如貝爾格萊德的三位中國記者確實死於北約導彈之下，等等。然而問題恰恰是在於：即便那些民族主義話語「說」的內容是「對」的（經驗性而言），它這樣「說」本身就是「錯」的（結構性而言）；關鍵性問題並非出在「嘴巴之言」的真實性程度上，而正是出在那些嘴巴後面的、同嘴巴所分離的身體所處的主體性位置上。正如齊澤克所分析的，那些話語所述的實定內容（positive content）「可以是『真的』、相當精確的，因為真正要緊的並不是被斷言為如此這般的內容，而是這個內容同被其自身闡述之過程所暗含的主體位置相關聯的方式」（?i?ek, 1994: 8，著重部分為齊氏本人所加）。
拉康一直被看作二十世紀最艱澀的思想家之一，然實際上往往恰恰相反，齊澤克便成功地以好萊塢電影、通俗小說乃至日常黃色笑話將幾已被埋入「故紙」堆中（只有專門一些拉康主義臨床精神分析師還在小圈子裡談論）的拉康思想重新激活。而在這裡，我恰恰要說的是，拉康那一套「subject of the enunciated」、「subject of the statement」、「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的術語，根本上所說的，便是那嘴巴/雙手同身體/屁股相分離的「存在性」狀況。在中國人那些從古時一直傳到今天、並仍在被積極使用的日常用語中，「爪牙」一詞，往往便被用來稱呼那些「非人」的行動者：這正是因為，這些行動者——用康德（Immanuel Kant）的術語來說即是道德的行動者——本身已蛻化至只徒有「爪」（手）和「牙」（口）。而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竟對這一幅徹底沒有身體的爪牙「奇景」不感驚駭，熟視而無睹，本身即是一個極大的驚駭。「爪牙」之所以歷來在中國語言使用中屬於一個貶義詞，正是因為這樣的器官，乃徹底游離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主體間性」的社會規範之外：「爪牙」的「身體」，不在「爪牙」自己之上，他們「施於人」時，不具有「己所不欲」的倫理向度，而純粹是工具性的「操作」。正是對應於這樣的「爪牙」，中國人有另一句老話，叫做「擒賊先擒王」：遇上「爪牙」（賊），只有先找到他們的「身體」（王），才可以解決問題。若找不到「身體」，這些「爪牙」便會成為最可怕的激進之惡（radical evil），因為這些器官依照其被預置的邏輯自動操作下去，沒有任何方式可以使之改變。於是，我們可以看見：在這種「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的隱秘操作下，器官便從倫理實踐中「區隔」了出來；康德作為道德自律的自由的主體，從而便被代之以倫理向度上「怎麼都行」的「自由」的爪牙——這些「沒有身體的器官」們按照話語自身預設之邏輯（如那些越洋「再生產
作者：吳冠軍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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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眼與腦的錯位性交叉：分析從這裡開始
話語分析與述行矛盾：分析的前提性準備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一）：民族主義兵臨城下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二）：「沒有身體的器官」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三）：政治「犬儒」學與政治「明哲」學
特論施特勞斯主義寫作：公眾與私淑
幽靈學：在當代中國敘說那「不死的傳說」
附語 「水底樂園」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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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與腦的錯位性交叉：分析從這裡開始
六月。十日。在這個凌晨，儘管我腦子仍在修改自己博士論文中關於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這一章；但在我眼前依稀彷彿的，卻是一百多個孩子熟睡中的面龐，幾小時後，他們各自背著書包蹦蹦跳跳告別父母趕去沙蘭中心小學上學。他們，再也沒有回家……
這就是一年前的六月十日，在一個中國北部平凡小鎮所發生的一幕、此刻在我眼前所依稀回放——實為「再塑」——的一幕。
同一時刻，我腦子正在處理的，卻是博士論文中關於另一幕——同樣也是發生在當代中國——的分析：那是七年前的五月八日，在那一天，數以萬計的大學生衝上街頭，高舉趕製出來的標語條幅，團團包圍美領館：「還我同胞！」「血債血還！」「打倒強權！」……五月七日深夜，北約的三枚據稱是根據「錯誤地圖」發出的導彈，奪去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的三位記者之生命。
是呵，同胞！豈能對同胞的血熟視無睹！五月八日後，國內思想界迅速激起論戰：之前提倡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們立時四面楚歌；民族主義者們大呼「強權即公理」，王小東、房寧、宋強等先生合寫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在極有效率的出版操作下快速面世……
眼睛與腦子，在此刻我的身上發生著錯位性的交叉：那兩幕一齊「錯位地」環繞著我——孩子們的蹦蹦跳跳、大學生們的浩蕩示威……
我想問的是：去年的這一天，那些熱血激盪的青年們在哪裡？那些聲言「俠客行」（王小東等，1999：375-380）的著名民族主義者們的「俠客行蹤」在哪裡？三名被北約導彈奪去生命的戰地記者，是我們的同胞；那麼，那一百多名在非「戰地」的小鎮被遠非迅猛的「泥流」捲走的生命呢，他們還是孩子啊！「五‧八」貝爾格萊德事件之後，關於受難者的書《未寫完的戰地日記——英雄伴侶許杏虎朱穎殉難前後》（光明日報編輯部編，1999）快速地出版了出來；「六‧十」沙蘭鎮事件之後，誰能來出版那名字除了家人親友之外早已沒入風中的孩子們的一百多本《還未開始撰寫的人生日記》呢？「還我同胞！」「血債血還！」的雄壯之聲猶在耳邊，而我只想問那些高喊口號的青年們：Do you really care?
「同胞」的血，「愛國」情懷……一年前的今天，沒人高舉標語條幅衝出校園，彷彿死者並非「同胞」，孩子不算「國人」。
一百個孩子死了，幾百個礦工死了……如果不是「同胞不同命」的話，那請給我一個理由，讓我相信五月八日衝上街頭的那些大學生不是那最徹底的hypocrites（偽君子們），不是最深諳隨「機」而動、「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滿街犬儒？怎能想像，能為萬里之外三位「同胞」之血拍案而起的中華兒郎華夏巾幗們，對千里之內、百里之旁、十里開外的無數「同胞」的血卻直視而不見？在今天，神州大地，華夏南北，有多少年輕人在津津樂道著超女李宇春的「中性」八卦，又有幾個年輕人在淚流顫抖於民工孫志剛的被毆慘死？
僅僅在沙蘭鎮事件的兩月之前，因日本的一本歷史教科書塗抹、否認六十多年前日本軍隊在中國所犯下的血的暴行，一周之內北京、廣州、深圳、上海、香港，以及珠海、瀋陽、天津、南寧、成都、長沙、東莞等等城市，爆發了一場接一場的「抗日」示威遊行，從百人、千人、到萬人、十萬人……
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沿途砸店（日貨商店、日本料理）以示國威、標語條幅製作精良：「中國人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以血償血以牙還牙」、「是中國人，就停止購買日貨」、「FUCK JAPIG，倭寇全是豬」、「日狗，劣等動物」、「日本罪行能饒恕、母豬都能爬上樹」、「勿忘國恥、血債血還」、「參拜靖國神社者死！！」、「東北恨，何時滅，南京恥，尤未雪！駕戰車壓破靖國鬼社。壯士饑餐倭寇肉，笑談渴飲番邦血！待從頭，收拾小泉郎，鬼子滅！」、「萬里長城十億兵，國恥豈待兒孫平，願提十萬虎狼旅，越馬揚刀入東京」……
兩個月之後，沒有趕上上海那場「四‧一六」十萬人大遊行的我，恰好因病回上海休養：在初夏的申城沿街而行，放眼是一群又一群又一群又一群大吃「小龍蝦」的青年白領、學生情侶。然腦海中那「抗日」遊行的腳步聲卻仍隆隆，硬是同我眼前的畫面「錯位性」地交叉著：黑龍江的沙蘭鎮，確實離上海很遙遠；似乎，比隔海的日本更遠……從未近距離碰見過的一百多條年幼生命，確實份量很輕；似乎，比從未近距離看到過的一冊課本更輕……那些一兩天前還活生生蹦蹦跳跳去學校的孩子們，已是沒入風中的「歷史」（不被任何歷史課本所記載的「歷史」）；似乎，比六十年前的歷史更遙遠更模糊，只歸考古學者/檔案文獻家管……
對這場「抗日運動」，我曾寫有專門的分析性論文（見吳冠軍，2005f），不再重述；而在這裡，對於一路高喊「中國人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等等「抗日」口號的那些朋友，我只想問：Do you really care?
如果你們只是一群「有選擇生氣」、「很懂得分析後果」的hypocrites，就請不要動轍以「中國人民」的名義——請不要把十三億人一起侮辱進去。沒有什麼「嚴重後果」，這只是一個個人性的請求：因為，這塊土地上有一些人，並不願意以這樣的犬儒方式來生活；有一些人，正是願意做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考古學者」，通過重新激活「故」紙「佚」檔，來展開那「瞄準當下」（targeting the present）的批判實踐。
北約導彈轟炸之後，民族主義者們群情激昂、指稱「強權即公理」（王小東等，1999：3-80）。是！在普遍人權的政治理想下面，是「現實世界」的政治「髒活」（dirty jobs）、實用主義妥協、利益的交易……與「現實」作激進對抗，則正是知識分子寫作倫理上的實踐擔當。正是這樣地同「整個世界」作激進對抗的批判性實踐，才是普遍的、不分地域的（歐洲的左翼知識分子、美國的左翼知識分子、以及中國的、日本的、澳大利亞的……）。
五月八日，批判「強權即公理」的文章雪片紛湧；但發生在六月十日沙蘭鎮的，更是「強權即公理」——當一名女村民打電話到派出所吁求派人搶救孩子時，這位握有「生死大權」的負責官員脫口而出：「死了幾個孩子算什麼，我們不會游泳，去了也沒用！」
那些動不動便高呼「中華同胞團結起來」的著名民族主義者們，在那一天，沒有一個人迅速出來寫文章、俠肝義膽拔劍（奮筆）而出；沒有一個人為「同胞」（孩子）而站出來「說不」，大喝一聲「『沉默的大多數』就要發言」（《中國可以說不》第一章「蒼天當死，黃天當立」的最後一文，見宋強等，1996：46-51）。「同胞」們的血，原來是可以「熟視無睹」的。我只想問這些「筆耕不綴」的知識分子：紙上華文浮名聲譽之外，do you really care?
我學不來魯迅先生激憤至刻薄的筆鋒，我也十分清楚，對今天的「俠客們」去痛陳「真的猛士」的激進實踐也許根本了無意義；在這裡，我只想就這些「俠客們」的寫作，而作這樣一個個人性的請求：如果你們只是一群原來可以熟視無睹「同胞」之血的hypocrites，就請不要動轍「以祖國的名義」（王小東等，1999：i-ix）、動轍以「沉默的大多數」的名義——請不要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祖國」、將這塊土地上那些「吟罷低眉無寫處」的人們一起侮辱進去。因為這個祖國內有一些人（無論是「大多數」還是被估計為「大少數」），是不會一邊振筆（臂）頻呼「中華同胞」，一邊實對「同胞」的血「冷血」到家！
而那些科層制內各級職位中的官員們，那些昔日為民拋頭顱撒熱血、為那解放四萬萬同胞之崇高理想犧牲一切的前輩共產黨員、地下黨員的當代傳人們，當你們坐在會議室裡集體學習「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時，學習「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時，學習「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時，我只想問：在寫有那圍繞「民」的所有激進要求的公文小冊子之外，do you really care about them? 在走出「保持黨員先進性」的集體學習的會議室之後，是否真有把自己前一秒種對那字-字-千-鈞的共產黨建基性話語之承諾當回事；是否真是如同當年一批批矢志追隨革命的真誠的共產黨員們那般，用自己的生命來實踐「為人民服務」的誓言（據說「為人民服務」今天已被隱秘地、心照不宣地改寫為「為人民幣服務」，可惜，這個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幣共和國」）；是否哪怕有一分鐘在思考，如何來使用前輩仁人志士用其鮮血、炮口面前粉身碎骨所換來的今天自己手中的職權（生死大權）？六十年前（1945年5月），並非共產黨員的聞一多在閱讀了大量中國共產黨建基性文獻之後，撰寫了題為《人民的世紀——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的文章：「有一個觀念得先弄弄明白，那便是多年來人們聽慣了那個響亮的口號『國家至上』，國家究竟是什麼？今天不又有人說是『人民的世紀』嗎？假如國家不能替人民謀一點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義，老實說，國家有時候是特權階級用以鞏固並擴大他們的特權的機構。……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聞黎明、候菊坤，1994：849）這位半個多世紀前的仁人志士，燃燒他的整個生命，來實踐這一字-字-千-均的激進誓言，用手中之筆與一己血肉，來迎待這一「人民的世紀」！
半個多世紀之後——「死了幾個孩子算什麼」！？對於這位當代王八羔子「人民公僕」，我還是只有寫於一年之前的《讓我們從現實中醒來》（吳冠軍，2005b）文末的那句話：
是不「算」什麼，因為那是一切，那是至高！那是——「一個也不能少！」
話語分析與述行矛盾：分析的前提性準備
一年了，壓在心頭那一百多座小墳，在無數個夜深寫作的時刻，每每使我胸中如銅錘擊，呼吸窒息；時時驟覺幽靈繞體，滿身淒涼無依！——誰能忍看後輩成新鬼！
然而，更讓我感到淒涼無依的，卻是在人群中，是站在今日的大學校園中，是坐在國內的學術會議中。
當代的中國思想界，各路英豪並起，呈現給讀者們一個話語的盛宴。我也像許多讀者一樣，心儀於那些話語背後的英豪。但在研究當代中國思想狀況時，我不得不將關注從英氣勃發的知識分子形象，轉到他們的話語本身之上（請參見《話語分析與當代中國思想狀況》，吳冠軍，2005c）。在進行話語分析時，研究者不單是要關注話語所正面表達的「內容」，同時更是要關注話語本身在結構上的「形式」，致力於通過在語言層面的文本分析，來考察藏在話語中的種種隱秘的邏輯與操作，種種話語策略與寫作習俗，以及，種種未經反思與檢查的思想預設。在這個意義上，在今天進行意識形態批判，首先不是一頭扎入當下「現實世界」的各種意識形態宣稱（「內容」）之中，「我反對這個」、「我不同意那個」、「我認為應怎麼怎麼樣」，這是太容易了；容易乃在於，這樣的「古典」意識形態批判，恰恰在批判的時刻，自身已結構性地墜入到意識形態陷阱之中。正如齊澤克（Slavoj ?i?ek）所分析的，「當一些程序被譴責為『地地道道的意識形態的』時，我們可以確信，它的倒置同樣是意識形態的」。（?i?ek, 1994: 4）意識形態批判必須首先倚賴於話語分析，換言之，即在作任何規範性表述之前，先去分析性地同時考察這種意識形態構型（ideological formation）的「內容」與「形式」。以當代的「網絡文學」為例，知識分子、學者們紛紛寫文章，有擁抱的、有批評的等等，個人專著、爭論文集出了無數。但關鍵恰恰在於，這些表面上對抗性的話語，都恰恰已然共同接受了某些隱秘的意識形態操作。換言之，不管其中的某一種特殊的話語所表達的「內容」為何，它在「結構性」的框架上，便已經隱秘地、未經檢查地接受了某些東西：通過「表達」這一述行（performative）的行動本身，它便已經陷入在了某種隱藏的意識形態操作之中。譬如，這些對抗性話語的論戰者們，均已經在那看不見的統一操作下為「網絡文學」這個意識形態構造物本身而背書。因此，對於今天的意識形態批判，「網絡文學」首先並不能被當作一個已「放在那邊」的實定對像；批判的關鍵乃是去考察支配該意識形態構造物之生成或消失的那套隱秘的意識形態操作，而不是先急著表達研究者自己的態度，歡呼「網絡文學翻開了文學史上的新一頁」或相反。在這樣的批判視野考察下，分析者就會發現：「網絡文學」根本就不是一樣「新事物」，我們可以在「現實生活」的其它各處領域看到完全一模一樣的生成模式與隱秘操作（對當下「現實世界」的一系列具體的意識形態批判，請參見吳冠軍，2006a）。同樣地，通過話語分析也可看見，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那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中，諸種對抗性的論述卻恰恰隱秘地共享著極為相似的話語結構與符號性操作（見吳冠軍，2006d）。因此，今天的意識形態批判，面臨著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所說的「new opacity」（新的不透明性）（Habermas, 1985）。也正因此，我們今天需要重新思考馬克思（Karl Marx）的「Thesis Eleven」（即不能僅僅滿足於去解釋，關鍵是要致力於去改變）。直接地去行動，並不能產生出真正激進的批判性實踐，因為所有的行動，都只會是在既有的意識形態坐標下展開。正如我在一篇訪談文章中所曾談到的，在今天，我們必須將馬克思的「Thesis Eleven」拆分成為兩個直接相銜的steps，批判實踐必須基於對當下意識形態的全面分析之上，如此方有可能產生真正激進地越出當下意識形態坐標的批判實踐（吳冠軍，2006b）。
通過話語分析的考察路徑，當代中國思想界在我眼前，時常是「話語的盛宴」之下的另一個景象；如同在看電影《Matrix》時，銀幕畫面一下子從喧囂熱鬧、一派熟悉的「現實世界」，遽然轉到了那完全另外一副景象的極度陌生而恐怖的「世界」。區別只是在電影之外，沒有導演直接把那一「畫面」播放給你看，要你以一種「視差性的觀察」（parallax view）自己去看（對學理比較熟悉的朋友將會發現，我用這個詞同齊澤克在其2006年大部頭理論著作中對該詞的使用，恰好在結構上是一個顛倒，見?i?ek, 2006）。
於是，怎樣來看到另一個「世界」？我無法提供出《Matrix》中的那種簡單「藥丸」，一吃下去便能「所見不同」。話語分析無法直接給你答案，而只能提供你「觀察」的路徑，那就是：你會觀察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當你不直接去看當下這個「現實世界」內各種話語的「內容」（它們所表達的那層出不窮、紛繁熱鬧的諸種意識形態宣稱、「新生」的事物、「全新」的學理符號、門派標籤……），而是去看話語本身在內容與形式之間的「結構」（不單是「說什麼」，更在於「怎麼說」），從而去分析性地考察在「現實世界」背後的那一套根本性支配各種話語之生成的隱秘規則與意識形態操作，即一套我所稱之為的「話語的構型性規則」（formative rules of discourse）。在《Matrix》中，與之對應的便是那一套根本性支配「現實世界」這個龐大「矩陣」的隱秘的、不斷自我升級的電腦程序。因此，當你相信意識形態（電腦程序）所宣稱的「所見即所得」時，你永遠便只能看到《Matrix》中的那套意識形態操作（電腦程序操作）所產生的（虛假的）美麗繁榮的「現實世界」。
在這裡要作提醒的是，這種「視差性的觀察」實踐所帶來的，（絕大部分時候）不是「發現」的喜悅與滿足，而是驚駭和痛苦（看過《Matrix》的朋友就不會再對此感到意外）。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作為這樣的一個話語分析者，我在國內各種學術會議上，是十分不受歡迎的。在一場又一場的主題報告、評論回應、圓桌討論中，我耳朵裡聽到的，是很多學者激昂有力、滔滔不絕的發言；而腦子裡在處理的，則不是這些發言者所要告訴別人的那些「內容」（種種主張、方案……），而是這套發言本身的邏輯前提、發言者在話語結構中的主體性位置、未經「表達」的思想預設、隱秘的述行矛盾，等等。於是，耳朵與腦子，常常會在我的身上發生著錯位性的交叉。從耳與腦所分別得到的兩個「世界」的畫面，使我常常分明感到：很多時候，不是發言者在說「內容」，而是那些話語的隱在結構，通過發言者的嘴巴在說「內容」。很多激進的批判話語，同那個說話的人毫無關係，他很可能根本不是一個英氣勃發的批判鬥士真的猛士，相反在生活中跟那些話語裡所批判的東西混得很好、全情投入地「娛樂至死」；而就今天的民族主義話語來說，「尚武精神」的召喚者也可能在具體的生活中同「尚武」完全沒有關係，他可能非但不是一位孔武有力的硬漢，甚至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秉承著逆來順受、息事寧人這樣的處世方式；同樣地，很多專注現實策略的右翼保守主義話語，也同說話的人毫無關係，他很可能並非真的在生活中也那樣工於策略算計、手段老辣，只是「國際政治」專業在他腦子裡培訓進去的那兩個套路，借他的嘴通過一下而已，完成「語言說人」的一個微觀的具體操作——一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言，「人這樣行事，仿似他是語言的塑造者和主宰，而實際上語言一直是人的主宰。」（Heidegger, 1971: 215）儘管我的分析集中於話語的隱在結構，而非說話者的人——海氏筆下的「說話的機器」（talking machine），然而，我在會議上的發言，卻仍然幾乎無例外地會被視作為是針對那些話語的「發言」者：會議上誰會在意「國際政治」套路或「施特勞斯主義政治哲學」話語受到了批評，眾人眼光都落在那些話語的發言者身上，認為是這些學者受到了批判（當然，很多時候他們自己也如是觀之）。於是，我往往成為「話語的盛宴」上的「掃興者」，一個對所有人不分親疏遠近都下手的傢伙，或如一位認識我多年的學者所說，我總是被看成「來者不善」。
我的那些作為意識形態批判的寫作實踐，只要不和「當代中國思想界」這個學術共同體直接相關，而是對「現實世界」中其它領域各種意識形態操作的分析，便沒甚大關係，會議上如何發言，下面也都能一片心平氣和。但是我針對思想界內諸種話語的那些話語分析文章，卻是給被分析的那些話語的作者們，帶來純粹的「不快」，成為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說的「快樂原則」的激進破壞者（關於學術界的「快樂原則」，見吳冠軍，2005d；2006c）。在學術會議上，對我的話語分析的現場反映，最多的便是：這個太「後現代」了（甚至好幾位本人自己接受「後現代」稱號的，也是在座中連連搖頭——這個太「後現代」了）。很多關心我的學者為我擔心：這樣的研究，是要出事的；而不怎麼作「同情性理解」的學者，則言語之間臉色已十分難看。我對此自己當然也很清楚，關心的暖意銘足珍藏，難看的臉色也並非鈍而不覺。然而，話語分析研究的這種「得罪人」，對於我來說，不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倫理學的問題：你研究，還是不研究，yes or no。正如哈貝馬斯的話語倫理學（Habermas, 1990; 1993）所述：作為一個在語言中的行動者，你是要進行策略性的行動（strategic action），還是溝通性的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如果怕自己研究「得罪人」，那麼還是趁早去做一個今天市場社會中的商人，策略性的那一套遊戲有得你玩，弄不好還能玩成下一個周正毅（但秦暉先生所分析的那位「為仁難富」的孫大午，也是一個典型的錯位[秦暉，2003]）；如果是作學術研究（無論科學的、人文的）、如果要做「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哲學家」，那麼就必須把這一套遊戲放一邊——不是不會玩，而是選擇不玩。否則，早晚會成為電影《Matrix》中那個「上錯船」的錯位者——後來成了叛徒的光頭Cypher，整天懷念著美食和美女，成日後悔於當初如果沒有吃下Morpheus的那顆「藥丸」就好了。
於是，話語分析研究的「得罪人」的性質，只能嚇退策略性的行動者。不過這種嚇退也是「好」的，免得一輩子錯位：腦子所處理的內容與雙腳所站的位置，永遠地首腳分離。但它對於一個以真實性、真誠性、正當性為自己實踐之有效性要求的溝通性行動者，則是沒有影響的，因為行動者預設對話的另一方，也是進行溝通性行動的主體；儘管這一預設很多時候正如哈貝馬斯所說，是「反事實性」的，即對方很可能會以策略性行動進行回應（如果對話者都是如預設那樣是溝通性的行動者，那麼今天中國思想界也就沒有那麼熱鬧、「好戲」連台了，而代之以一種「理想的言語情境」下的溝通性的「知識分子的團結」）。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學術研究者——尤其是話語分析者——在做研究之前，在表述具體的（得罪人的）「內容」之前，就必須對自己研究的話語「結構」反思清楚，免得最後與某幾個對手一路策略性地玩下來，把自己玩成一個與「市場中的孫大午」相對的「學界裡的周正毅」。就我自己而言，這一反思之結果，借牟宗三先生的話來表述是最恰當的：「求仁得仁、有何怨哉？」
那麼，另一個實質性相關的問題便是，話語分析有沒有可能以不那麼「得罪人」的方式進行？以我這些年在研究中的實際經驗，問題之關鍵乃在於：話語分析所揭示的，有時並不是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一種隱藏至深的「操作」、或令人一楞的「見解」；更多時候，往往是很多知識分子都已然心知肚明的「操作邏輯」、都選擇心照不宣的「思想狀況」；也即是說，正是這種「邏輯」或「狀況」本身，使看到的人假裝自己對此沒看到。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最「得罪人」的批評，便恰恰正是指出這樣一種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的寫作的瀰散性氾濫。
而針對當代中國思想界這種瀰散性的述行矛盾，針對這種隱藏並不深、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但假裝不知道的意識形態操作（這本身就是述行矛盾氾濫的一部分），話語分析所提出的便是：在今天，（儒家意義上的）知行合一，即是最實質意義上的激進實踐（那「形式」意義上的充滿述行矛盾的嘴皮子功夫，便正是知行合一的反面）。儘管這個批評一點也不「後現代」，但還是被「當作」是「後現代」。這也是齊澤克在西方學術界的命運。齊氏的意識形態批判讓我感動的，便正是他死死瞄準今日西方學術界乃至大眾文化中那種知行分離的普遍化的犬儒假面：今天的犬儒主義不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他們並不知道情況，然而他們正在做著」，而是——「他們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做的是什麼，但他們仍在做著」（?i?ek, 1994: 8）。一年之前鄧正來先生在上海作了一場學術講座《中國知識生產體制的反思》，很多在場朋友都感到失望，認為鄧正來所說的並無學術上的新意，那些知識體制內的現象大家早就都心知肚明。然而，正如我在《鄧正來的兩張面孔》一文中所講的：恰恰就是這份心知肚明，使鄧正來的話語在今天成為最鋒利的激進實踐——「在這裡，問題並不出在『知道』（knowing）這一邊，而是在於『做』（doing）這一邊」；問題不是出在認識論上，而是在倫理學上（吳冠軍，2005d）。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不少「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知識分子，「知道」的很多，「妙手」落筆不絕千言；而問題卻恰恰是出在實踐自己寫作的那副「鐵肩」之上，述行矛盾視而不見，「君子」之偽厚顏自若。
在作為「分析的前提性準備」的這節論述之尾，讓我來回應一下今天中國學界對話語分析最有份量的批評。一位學者在會議上評論我的話語分析研究時談到，這種新的研究路徑最好能帶給我們一些驚訝的新發現，如今天那些「後現代理論」那樣，很多不喜歡它的人可能也會去讀一讀它，就是因為它至少可以讓人驚訝，否則我們為什麼要通過這種陌生的話語研究研究方式，去讀大家早都知道的東西呢？
這一批評，是來自國內思想界的最為溫和的對話語分析之批評：它的質問本身便是一種期待，即期待讀到話語分析所作出的能夠令人驚訝的研究結果。對於這一溫和的學理性的質問，我的回應恰恰是：這個提問（question）本身，則正是問題（problem）的一個關鍵部分。一個提問，自身並不是「無辜」（innocent）的，而恰恰也是一種話語的表達，恰恰總是帶著隱藏的預設。舉個很熟悉的例子。當有人問：為什麼中國總是那樣難走上現代化道路，到底是哪些因素阻礙了它？話語分析者即時性的回應不是去敘說自己所認為的「為什麼」和「有哪些因素」，而恰恰先是追問對方，你為什麼要這樣問？這一「現代化」之問在十年之前的中國思想話語中處處可見，並前赴後繼湧現出——今天仍湧現著——為「解答」這一問題而進行的大堆的社會學研究、經濟學研究、思想史研究，等等。如今，許多人（包括當年問問題的人）都已不再那樣看問題了，「現代化」本身在當代中國思想界也早已失去了它昔日的符號性光環。舉這個例子而非其它更近距離的例子，便正是因為今天很多人已能夠心平氣和地來反思自己當年關於「現代化」的話語。
在這個意義上，我想對上述關於話語分析的質問作反問的是：您想看到什麼？話語分析者同其它的「分析」不同恰恰在於，它不能「事先」預計好、規劃好自己的研究結果。一項研究（比如博士研究吧）做了三年，最後研究者只是想說一開始就想好要說的東西，那麼這「研究」過程，實際上就只變成為一套技術性的加工程序而已。在我展開對當代中國思想話語的研究（我的博士研究）時，我不知道它會最後走到哪裡。也正因此，波普（Karl Popper）的「猜想與反駁」論（Popper, 1965）是對實證主義研究的激進批評，但同時自身也仍在實證主義的範疇之內；而對於話語分析的研究路徑來說，「conjectures」（猜想）本身並不能被作為一種既定的「研究狀況」而被預設下來——因有後面的反駁與證偽程序，最初的猜想便可以被心安理得地作為一種正當的研究出發點。在這意義上，波普的「證偽程序」與實證主義研究的「證實程序」，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它們的研究結果，在研究伊始都已經設置好了。與諸種實證主義研究相對，話語分析的視差性觀察，是根據話語的結構來觀察，而非根據研究者自己的猜測去觀察；在遭遇具體的話語之前，研究者沒有任何話「想好要說」。所以，我對上述提問的回應是：當話語分析的研究提出一些大家想看到的、所期待的東西，和當它提供出某些不想看到，甚至看到也當作沒看到的、完全「習以為常」的東西，這本身和話語分析無關，而恰恰是同被分析的話語有關。換言之，覺得不「驚訝」，本身恰恰是問題的一個部分：為什麼這些東西竟早已被我們習以為常、心知肚明、熟視無睹了？因此，這一對話語分析的質問，恰恰自身為話語分析所提供的「分析結果」作了背書——即，問題並不出在「知道」這一邊，而是在於「做」這一邊。
做完這些理論性的與個人性的前提性準備後，下面，就讓我們一起帶上「視差性觀察」的眼鏡，來進入對這種瀰散性的述行矛盾的具體的話語分析吧：相信我，並不「驚訝」的結果裡，包含著真正的驚訝、及至恐怖！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一）：民族主義兵臨城下
「Nationalism at the Gates」，這是我博士論文中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這一章的標題，取自2001年的好萊塢大片《兵臨城下》（Enemy at the Gates）。對於英語學界，當代中國思想界最突出的「狀況」，便是民族主義話語的崛起。西方學界在當代中國思想的研究上，也屬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最為集中，從1996年安格（Jonathan Unger）編的那本集合九位著名漢學家/中國學研究者的《中國民族主義》（Unger, 1996）到2004年格裡斯（Peter H. Gries）那廣受矚目的新著《中國的新民族主義》（Gries, 2004）。然這些英語世界的「中國學」研究者或漢學家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研究，都具有著「觀察」上的先天局限，即僅僅集中於話語的「內容」，而未能進一步深入話語的結構以及支配其生產的操作（格裡斯在這方面已作了難能可貴的努力，然而儘管如此，格氏的觀察與分析仍包含著許多誤讀，如將李慎之先生「讀」成一個民族主義者，見Gries, 2004: 41）。在這裡，在沙蘭鎮的一週年，讓我們來用話語分析的「視差性的觀察」，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批判性分析作一個進階。
五月八日，貝爾格萊德；六月十日，沙蘭鎮。一個「跨世紀」的錯位性交叉，提供出了一個殘忍的「視差性的觀察」：作為研究者的我耳朵裡所聽到的民族主義呼聲，與腦子在處理的話語分析研究，最後在我身上完全形成兩個「世界」的錯位性交叉。在這個交叉中，民族主義話語的述行矛盾便浮上了表面：民族主義者們明明知道這是「同胞」的血、孩子的血，卻假裝自己沒看見；明明在大呼反抗「強權即公理」，對沙蘭鎮那個掌握孩子們「生死大權」的官員，卻轉頭當是沒看見，對這套「公理」遊戲俯首貼耳服從的很！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這個分析所揭示的，並不是什麼隱藏至深的「操作」，而是我們都很熟悉的「操作」：一套「不怕官、只怕管」的犬儒話語而已。小布什再強，導彈再多，小泉再牛，保鏢再壯，中國民族主義者們大無畏地跳出來「蒼天當死，黃天當立」，呼籲喚醒作為「遠古文化基因」的「尚武精神」，點名要玩「十步殺一人」、「千秋二壯士」的「俠客行」遊戲（王小東等，1999：375-380）。而在那「對手」缺席的自製擂台場上耀「武」揚威逞盡雄風、「蒼天」「黃天」大變戲法、對著空氣大施「武」功之後，一個冷血蠻言「死了幾個孩子算什麼」的沙蘭鎮派出所小吏，就弄得那些凜凜壯言為同胞之血追討「血債」的「俠客們」無影無蹤，「十步」裡一步也邁不動、「千秋」裡一秋都壯不成，即使事發後小吏已被當地公安局刑事拘留、立案偵查。或有問，就話語層面的堂皇「表演」而言，邊城小吏畢竟還「管」不到諸位京城「大俠」頭上，且小吏本人也已進了班房，何不按照那番「同胞的血」的話語邏輯，就著「孩子的命」繼續表演下去呢？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所遵循的這種似乎是頗為隱秘的意識形態「操作」，話語分析所揭示的，仍不是什麼令人一楞的「見解」：繼續用我們古人的諺語來說——「打狗還得看主人」而已。打落水狗，一，沒有打小布什小泉那麼「悲壯」；二，弄不好打出真的悲壯。於是，「孩子的命」就在那每每以「同胞的血」立論的當代民族主義話語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五月八日，貝爾格萊德；六月十日，沙蘭鎮。「同胞」的血？「俠客行」？「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也許對於那些「妙手」來說，only words（言辭而已），不能當「真」的。從知識社會學層面來看，這只是一場話語的「表演」，而那些說話人主體性的位置——即說話人在「現實」的意識形態秩序中的結構性位置——卻是在「安全」的地點上，同他們所製造的話語「內容」完全沒有關係。在那些主體性的「安全」位置上：「同胞」？——Who cares! 「同胞的血」？——那是像魯迅筆下「人血饅頭」一樣的大力補藥：沒有那些血，這麼些民族主義豪言壯語如何才能朗朗出口、這些「俠客」「壯士」何日才能名動江湖？多雄壯啊——「血債血還！」多「政治正確」啊——A debt of blood! but, blood of whom? 究竟是誰的血？當然，不是「俠士們」的，他們在很「安全」的位置上呢，貝爾格萊德具體在地球哪個角落，跟他們的興奮點並不相關；非「戰地」的沙蘭鎮，更是連瞭解的興趣也沒有，因為那裡的血無法用民族主義「話語工序」製出大補的「人血饅頭」來；那裡的「血債」在民族主義話語的生產機器裡，便變成了沒有「俠客」去追的「壞帳」。
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支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生產的那實令人驚駭的隱秘之操作：那便是——同那個沙蘭鎮官員所脫口而出的「思想預設」一樣——死幾個孩子算什麼！那些孩子要「算」，就必須去「死」在北約美國們的導彈下；退一步，「死」在日本商人對「支那小孩」的某種變態虐待下也行——儘管不太可能，但只要有這樣大體的故事就行，剩下的加工操作就可以移交民族主義那套「話語工序」來完成。也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的白話戲劇、評書裡大反派們最後行兇前經常出現的那句經典台詞「不要怪我無情，怪只怪你自己投錯了胎」，被當代民族主義話語更殘忍地在結構上顛倒了過來——不要怪當代民族主義者「無情」，也不要怪當初「投胎」下來的地點（投胎成「中國人」還是「光榮」的），要怪就去怪「升天」一刻的地點；地點「對」上號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者們其實「有情」的很、「豪情」的很。
在那篇中國共產黨奠基性文本（俗稱「老三篇」）之一的《為人民服務》中，毛澤東通過引司馬遷之言「人固有一死，或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而在實踐的層面上來論述「死的意義」；然而，那激進、崇高的「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實踐，在五十多年後興起的當代民族主義話語操作中，被偷偷地徹底置換為死的位置（死的其「所」）。如果那一百多個孩子是死在貝爾格萊德，我們可以根據該話語生產之隱秘邏輯而想見：那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堂皇壯烈、英雄輩出的話語盛宴啊，民族主義豪言中個個「俠客」都仿似要飛身跳出來跟導彈直接玩命，簡直要對美國「一步殺十人」、出現「萬秋百壯士」了（王小東先生已在「五‧八」之後這樣「假設性」地說過，「只要能夠，你就會毫不猶豫地把美國人殺死」，並以此來論述「中國『民族主義』存在的價值」，見王小東等，1999：27）；那是多補的一個特大「人血饅頭」啊，吃下者起碼可以煥發十年青春——為「俠客們」節省下十年在文本的「江湖」裡慢慢混的時間。死，（根據其位置）果然是「或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對於民族主義話語生產的這種「隱秘」操作中，「血」的營養當然是不同的，有的「血」是毫不滋補了無營養，甚至同一種「血」，因「放血」的地點不同，其營養成份便立即不同。魯迅當年就知道：越是革命者的血越有營養，吃民族烈士的血那簡直什麼底子的身體都能煥發青春——「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魯迅，《藥》）而在語言哲學與存在論的層面上，從事話語分析與（拉康主義）精神分析的研究者都清楚：話語其實是最殘忍的。通過「視差性的觀察」便可看到：許許多多堂皇話語，在其生產性的操作上，一整套過程實充滿著原始的暴力（primordial violence）。在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的盛宴」上，「大俠們」用來乾杯慶祝的竟都是原始的人血，且都是「指定地方」特產的貼有「重於泰山」馳名商標的「同胞」的血。一聲「cheers」，「大俠們」豪放一笑，一起年少十歲。五月八日，貝爾格萊德；六月十日，沙蘭鎮。時間只是符號（民族主義話語「內容」中用來命名事件的符號），地點方是關鍵（民族主義話語生產的隱秘操作中的支配性核心）。
在民族主義「話語的盛宴」上，「大俠們」喝的是飄香血酒，那佐酒的好「菜」是什麼呢？當然，不會是《西遊記》那「男性中心主義地」幻想出來的眾多美麗女妖怪爭先恐後拚死一嘗的童子身「唐僧肉」了。有意思的是，對「現實世界」進行精神分析與意識形態批判有時並不難：只要把最受歡迎的通俗小說「內容」中的幻想場景在結構上顛個倒，便能「視差性」地觀察到一套支配話語生產的「無意識」的結構。於是在這裡，我們便可以「視差性」地看到：當代民族主義「大俠們」在話語盛宴上大嚼的，便正是「唐僧肉」的反面——女兒身了！
格裡斯在他的那本近著《中國的新民族主義》中分析了當代中國「新民族主義」話語的一個核心「焦慮對像」——外國男人。「外國的男人總是許多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焦慮的對象：中國作為一個受奸之女的形象，重新在晚近的民族主義話語中浮現出來，許多年輕的男性的民族主義代表人物，對白種男人與中國女人發生親密關係的這種概念怒髮衝冠。」（Gries, 2004: 10）通過對文本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可以說不》中，充滿著這樣的故事：英國無業遊民馬克先生「盡情狎樂，與一個又一個東方少女互相使用性器官」，「當他在蹂躪我們的姐妹時，我們還應該感到榮幸，因為，她們得到了『人家馬克的愛情』」（見宋強等，1996：59-60）。宋強先生還在三年後出版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一書中，以自己為例子，宣稱自己寫《說不》一書，其實就是為了和自己的太太「說不」：根據他的闡述，他太太是個出國迷，最後終於考托福拿到了高分。「我氣壞了，因為如果她出去肯定沒我的戲，留美學生（特別是男的）社交環境很慘，但凡長得稍微順眼一點的中國女孩子在那兒都是俏貨，何況我那位長得還行，後果不堪設想啊。有道是，悲憤出詩人，我痛不欲生，於是我說『不』，挽救了我的婚姻」（宋強《建立21世紀的新國格》文，見王小東等，1999：134-135）。正如格裡斯所觀察到的，《中國可以說不》這類民族主義著作有效地激起了許多青年的男性讀者——特別是大學生們——對外國男人的瀰散性仇恨（Gries, 2004: 153）。下面這樣的例子既「極端」、然而又「慣常」：在一個具有民族主義風味的網絡BBS論壇裡，某個發言者在討論中貼出一個色情片小段的下載鏈接，在裡面男性的華裔色情片演員與年輕豐滿的白人女子性交；而「好樣的」、「中華好兒郎」、「這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則充斥於群情激昂的跟帖之中……
較之《中國可以說不》那所謂「第四代人」的作者們，年長一代的王小東先生，也在他的《論尚武精神》一文中特別辟有一節——「沒有尚武精神，女人也會沒中國男人的份」；其論點乃是：「沒有尚武精神，沒有民族主義會怎麼樣？我想對中國年輕人說的是，女人也會沒你們的份。」（王小東，2005）王小東以當代「美女作家」們的寫作作為例子：
面對這種危及到中國男人最基本的切身利益的危機，我想那些罵衛慧的感情是很真實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男人看見漂亮的中國女人都被外國那些老頭搶走，如果不感到悲哀和憤怒，而是高興，那就更不可救藥了——但確實有這種人，《中國可以說不》對此有很好的描述。然而，怎麼辦呢？光罵衛慧是不行的（衛慧只不過真實地表達了許多中國女人的內心思想），光罵中國女人不喜歡你們是不行的，這樣只會使女人更討厭你們。另一方面，你們在為自己感到悲哀的同時，也應該為我們的中國女人感到悲哀：她們背井離鄉，語言不通，沒有愛情，嫁給那些又老、又醜、又蠢（有時還很窮）的外國男人，嫁過去還要受欺辱，受了欺辱還不敢說，還要在娘家人面前打腫了臉充胖子，她們也不容易啊。有本事，有志氣，我們就應該把女人搶回來。（見王小東，2005）
難怪民族主義思潮現在如此強勢——不僅成為西方學界眼中當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而且也實質性地成為主導網絡話語乃至民間話語的路標；難怪去年「抗日運動」中一下子能跑出那麼多大學生、青年白領來，秘密就這樣給王先生給直白地「捅」了出來。澳大利亞學者白傑明（Geremie R. Barme）有一篇評中國民族主義的文章——「To Screw Foreigners Is Patriotic? 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在題注中，以行文幽默著稱的白傑明還用拼音給讀者注上：「cao waiguo bi ye suan aiguo ma?」，並註明這一論述乃引自於桑曄對海外的中國大陸人與留學生的訪談（Barme, 1996: 183）。王小東隨即撰文，對「混跡於中國學術、文化圈及至市井二十餘年」的白傑明的「日外國人就是愛國」觀點作了回應（王先生把對方原文中具有北方乃至京味口音的「cao」不符合學術批評規範地私自換成了「日」，頗令人玩味），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標籤是西方人貼的，故應打上引號）的目光遠比許多研究『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西方學者所想像的要遠大」（王小東等，1999：132）。然而僅僅幾年後，王小東不僅主動以「民族主義者」自稱，且把自己的「遠大目光」赤裸裸地集中於「女人也會沒中國男人的份」上、集中於「中國男人最基本的切身利益的危機」上。就這樣，中國民族主義那「遠大的目光」，最後便緊緊盯在了女人的身體（「漂亮的中國女人」）之上。
當然，就這場以女人身體為對象的話語「衝鋒戰」中，王小東的民族主義確實還沒跑到白傑明所說的「avant-garde」（先鋒）的年輕一代那麼遠，他僅僅要求把咱們「娘家」自己的女人搶回來就行。難怪當被人評為「an aggressive nationalist」時，王小東曾跳起來喊冤枉（王小東等，1999：87）。冤枉是真的，就這場圍繞女人身體而展開的民族主義「話語盛宴」中，他確實不怎麼「aggressive」，一點也不具有「侵略性」：只要「搶回女人」，只要「女人也有咱的一份」，只要「漂亮的中國女人不都被外國那些老頭搶走」，就心滿意足了，「尚武精神」就算發揮效力了（敢情這種話語性「精神」，原來是中國「民族產的」偉哥）。哪像那些更年輕、更先鋒、更avant-gaude的網絡民族主義者、「愛國」遊行大學生們，在「建立21世紀的新國格」等等高調話語下面，赤裸裸地露著一顆懷著「cao waiguo bi」的偉大「愛國情操」之「紅心」了。
讓我暫且先不以女性主義的批判性視角，來分析那些關於女人身體的「直截了當」的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在那些話語中，一種氏族奴隸社會的將女人等同於財貨的最變態版本的「男性中心主義」（男人=人）之邏輯泛於筆端、四溢於文本之間，如「我想對中國年輕人說的是，女人也會沒你們的份」中，便赤裸裸地預設著「中國年輕人=中國年輕男人」的話語邏輯，等等。對此具體的文本分析在這裡不再一一展開，因為它們本身全部已在表層上，完完全全地「赤裸裸」著。於此處，我想集中在從話語分析中所看到的驚駭之上——即，對於這樣一種並不隱秘之話語性「操作」的驚駭。在那「同胞」的血、「愛國主義」、「新國格」、「中國可以『如何』」、「以祖國的名義」、「『沉默的大多數』就要發言」、「俠客行」等等的堂皇口號之下，這一整套的當代民族主義話語竟實是毫無忌諱地在宣稱著：女人！我們要女人！誰說連女人也沒有我們的份，我們可以「說不」，我們「有本事，有志氣」，更有「武」勇！……愛國主義？「同胞」的血？「新國格」？Who cares!……所以，當如此「先鋒」的中國民族主義兵臨城下時，當「大俠們」那一身「尚武」的「俠客行蹤」出現到家門口時，每一個有女眷的家庭（不管東方西方）的最直接反應，便表達在了當代先鋒派導演梯克威（Tom Tykwe）的代表電影標題之中——「Run Lola, Run」（蘿拉，快跑——）！
十餘年來如此的「人肉」盛宴「人血」湯滋潤下去，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怎能不力道迅猛，生產力勃勃旺盛，使得西方學界放眼過來，最先觸-目的便是那氣血飽滿、勃勃高漲的民族主義話語了。然而正如以上分析所揭示的，若只看該話語中的正面「內容」——那些「政治正確」的愛國主義「安全」吶喊，仍是會錯漏掉那套支配話語生產與再生產的根本性操作，與充斥其間的那原始的暴力。
現在，我們可以從具體的話語分析，進一步進入到學理分析中。在我的博士論文裡，相對於當代政治理論中那「biopolitics」（生物性政治）的論說（Agamben, 1998; Hardt, Negri, 2000），我旨在話語理論層面上來研究和追蹤福柯那創始性提出的「生物性權力」 （Foucault, 1979）的蹤跡；換言之，不是從社會-政治角度來作觀察，而是從話語結構的層面來作分析。我用「bio-operations of discourse」（話語的生物性操作）這個術語來處理在話語生產過程中那種隱秘的生物性操作，特別是那種原始的暴力。我在博士研究中通過具體的話語分析，在理論層面提出兩種hidden, obscene bio-operations of discourse：「bio-generation of discourse」（話語的生物性生成）和「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話語的生物性分離）。前者的生物性操作是向外的，而後者則是向內的。
在這裡，我們繼續以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之生產為例。我們可以通過話語分析追蹤到十分清晰的生物性操作；然而在理論層面上卻頗難以闡述，無法使用既有的那些術語框架：它既不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論述的「Homo sacer」，也非齊澤克針對「Homo sacer」提出的「Homo sucker」；而在我看來，這裡需要將齊澤克的這一術語（齊氏並未對其作正面論述），在結構上再作一個顛倒——「Homo sucked」，即「被吮吸的人」。在那「話語的盛宴」上，那些生物體（生物性的人）——女人的身體、肉體的生/死——恰恰是在話語結構的層面上被「吮吸」，那些話語的生產及其一整套加工程序，便建立在這一「吮吸」之上。同樣地，我們還可以看到，當代西方從那廣為流行的「認同政治」話語到時下學術界熱門的「猶太人」研究、「穆斯林」研究等等主流話語，均可以用「Homo sucked」來在話語結構的層面上進行深入分析（這些針對當代西方學術話語的分析，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有詳述，此處不再加以全面展開）。
而同這種向外的「bio-generation of discourse」操作相對，「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這種操作則是向內的，將生物體在話語結構層面上作分離性操作。「向內」在這裡是指，這種操作所針對的並非「外部的」生物體，而恰恰是話語結構之內的一個「先天的」構成性部分——話語的寫作者（「說話的機器」）自身的生物體。同樣，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話語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的生物體實際上分離成了兩塊：嘴、手等器官不斷地生產著話語的「內容」——那些堂皇表述；而身體的「行」卻並不依據自己話語所「述」的內容進行。我借助於德勒茲（Gills Deleuze）的術語——「the body without organs」（沒有器官的身體），而用它的結構性顛倒——「organs without bodies」——作為我的核心隱喻（在我看來，任何學理術語在某種程度上都是metaphors，區別在於恰當與不恰當），來闡述這種「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但我並非在齊澤克主義意義上顛倒該詞，後者見?i?ek, 2004）。
前面已通過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話語而詳述了第一種作為「Homo sucked」的「bio-generation of discourse」，下面就讓我集中於詳述這第二種操作，即作為「organs without bodies」的「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在「視差性的觀察」下我們便會清晰地看到，許多堂皇話語實只是「only words」的「器官」表演，對於被分離出來的「身體」而言，不承擔任何寫作的述行倫理。
論當代中國思想界（二）：「沒有身體的器官」
針對「only words」的文字寫作、述行矛盾的話語生產，快一年前，我寫了一篇論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長文——《除卻真誠性，我們還剩什麼？——當代中國語境下的思想溝通、學術批評與公共批判實踐》（吳冠軍，2005a），其中一個核心論述便是：對於真誠性的知識分子寫作實踐，words MATTERS! 字字即是寫作者自己的承諾，即是倫理性的實踐。
在今天的意識形態環境下，「文責自負」僅僅成為了一個實定法層面上的用語，特別用於關於抄襲的「版權說明」上。於是，今天我們必須把它（重新）激進化。什麼是文-責-自-負？那便是：寫作者自己來擔當那下筆後的字-字-千-均。言語（說話、寫作）在述行的意義上，本身就是一個行動，本身就具有著倫理上的責任。舉最簡單的日常生活中例子：某A出於好玩對某B發條短消息「你兒子過馬路被車撞了」，某B心臟病發當場過世；某A雖從沒有直接猛擊某B心臟，對後者的死並沒有產生物理性攻擊意義上的關係，但言語本身就是一個行動（一粒無形的話語性子彈），因而本身就具有倫理性的責任、乃至不同特殊實定法中的相應責任。正因此，Words matters，字字皆相關。發一個短消息如此，發一篇文章更是如此。
寫作從來就是倫理的實踐，這是儒家的根本教導，這也是今天解構學派哲人德裡達（Jacques Derrida）的根本教導。宋代中興儒學的大儒之一橫渠先生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是自己寫給自己、寫給後世儒者的開玩笑的話，不是供今天的知識分子們找不到書名時現成拿來套用的氣派名句。那是投入生命的激進實踐。
然今日之中國思想界，許多自稱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很奇異地同右翼的民族主義話語同氣連枝「文」相呼應。我在《從咖啡到戰爭——或，為什麼色情片如此受歡迎》一文中，曾特別對當代中國不少「批判的知識分子」作了分析：他們的批判，本身已是去除了批判實質的「批判」，是我所稱之為的「decaf」批判——即「critique without critique」（沒有批判的批判）。譬如，在紙面上批判「市場意識形態」的「左翼」，卻在生活中十足地「依靠和指望著市場邏輯的長期延續，內心殷切期待著在學術市場上的名校教席、高薪跳槽、終身教職，更不要說那些在外面兼職『玩票』的袞袞諸公」（吳冠軍，2006e）。「妙手」文章固擲地有聲，而那承擔兩隻「妙手」的「鐵肩」，則全然不見。
在關於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博士論文研究中，我有一處註解需再多找一些有關當代知識分子之批判精神的文本根據。憑印象我曾特別對一位動輒引曾國藩「丈夫當死中圖生，禍中求福」、號召追溯「聞一多和他代表的那一段中國自由主義的光榮歷史」的批判鬥士報以期望，特地窮盡時間前後翻遍，然從未見其有「死中圖生」之述行實踐。當代學院共同體/市場社會中的種種公共事件，從來不見這位激昂凜然的「丈夫」不畏學院人脈派別，為知識體制內種種瀰散性腐敗拍案而起橫筆批判；也始終未見該「丈夫」不懼社會權力結構，為社會轉型下那嚴峻的瀰散性的民間不義挺身而出簽名抗議（相反，倒是看到連其自己的學生都背地在網上叫他「憤青教授」，言辭之間，不屑顯見）。這些當代「丈夫」下筆磅礡，氣勢慨然，動輒便「死中圖生，禍中求福」，「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這是什麼道理」，令讀者每每為之由衷擊掌：當代中國有此輩人物，其聲朗朗，其辭烈烈；拋開知識積累/學理論證上的「先天」缺陷，當代中國的這些知識分子思想話語，實應讓英語學界來一起感受。然一進入話語分析的視差性觀察，則便會發現：朗朗諸君原來只是空空「妙手」，壯辭激烈純粹只是無根空言。而隱藏在這樣的「批判知識分子」話語背後的意識形態操作，實際上也並沒有什麼複雜之處，用日常生活中的話來說便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在「市場意識形態」中、在知識分子話語中「便宜」和「乖」都撈盡，然卻對自己的述行矛盾視而不見，寫作的倫理責任一應全無。當年聞一多字字鑿鑿身體力行，以一己鐵肩面對強權拍案而起：「看一看政治的腐敗所給人民的痛苦，有良心的人應該作何感想？」（王康，1979：288）我只想問今天這些動輒呼喚「聞一多所代表的光榮歷史」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們」，在堂皇話語底下，您們的「良心」在哪裡？
於是，在今天知識分子的話語世界裡，放眼之下便儘是「沒有身體的器官」：「妙手」空空，「鐵肩」懸空；只「文」不「責」，有福無禍。用話語分析這一「視差性觀察」所看出來的這個「世界」景象，實極為驚駭恐怖：在文本（textual）與文本間（inter-textual）的空間裡，到處飛舞著器官——一張張「玉口」燦燦金言，一雙雙「妙手」筆走龍蛇，然嘴後無頭、手末無身，只有「述行之述」，而無「述行之行」；只有堂堂壯語之福，而無身體力行之禍；「文」之好處照單全收，然「責」到門口便一字不認。這實是非常恐怖的景象：嘴巴不在自己的身體上說話——當嘴巴在說「我」的時候，這個「我」的身體是不在的，而只有兩片大紅嘴皮在上下張合，於身體之外凌空說話；這就好像是，眼睛不在自己的身體上「看」，而是從身體「外面」看。這使我記得最近《?I?EK!》這部電影問世後，齊澤克應邀做個發言，談談自己個人的生活，齊氏講到他有一個朋友前一陣動手術，因為手術過程中需要該病人的配合，所以麻醉只減去疼痛，但保留意識。手術是將一個眼球從其眼眶中拉出來那麼一點點，然後對它做完精密手術後再放回去。他的朋友在眼睛被取出的那短暫的瞬間，literally是從外面——身體的外部——「看」到自己的身體。這一「不可能」的體驗是如此之恐怖，儘管手術過程本身並沒有任何疼痛，他仍是當場昏了過去……而在當代中國思想界，器官們在身體之外「工作」，竟不帶來任何的「痛苦」乃至恐怖感，這實在本身就是一個真正的驚訝。
從那些嘴巴裡面被說出的「內容」中的「我」，拉康（Jacques Lacan）稱其為「subject of the enunciated」或「subject of the statement」（闡述出的主體/陳述中的主體）；而拉康的提醒恰恰便是，不能將它直接等同於那個「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作闡述的主體），即嘴巴外面的那個身體（主體）：「作闡述的我和陳述中的我，並非同一個我」（Lacan, 1979: 139，著重部分為拉康本人所加）。這個嘴巴裡面的「我」，同嘴巴外面的「我」之間的那一obscene gap（淫蕩的缺口），便正是精神分析/話語分析所要關注與進行分析的核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拉康的「關於真實的倫理學」即是一種走向崇高的激進實踐（見吳冠軍，2005f）。而與之相對，各種心理學與實證主義研究，則恰恰預設這兩個「我」之間的「不言自明」的合一。這裡的弔詭在於：問題並非出在那些嘴巴的闡述（那些話語）在實證的意義上不正確或不準確，這樣的批判太容易了（太容易掉入陷阱了）。今天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知識分子實際上便以此作為批判的預設，似乎只要指出「事實」的真相，便完成了批判。我們可以看到，喬氏自己很多時候，為了指出「事實」的真相而不惜冒險走極端，採用了很多並不充分乃至自身便成問題的證據。這便正是今天左翼的批判大幅度下滑、往往淪為右翼保守派之笑柄的一個根本性根源。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很多時候，那些「純嘴巴」的闡述恰恰在經驗的層面上十分準確，如貝爾格萊德的三位中國記者確實死於北約導彈之下，等等。然而問題恰恰是在於：即便那些民族主義話語「說」的內容是「對」的（經驗性而言），它這樣「說」本身就是「錯」的（結構性而言）；關鍵性問題並非出在「嘴巴之言」的真實性程度上，而正是出在那些嘴巴後面的、同嘴巴所分離的身體所處的主體性位置上。正如齊澤克所分析的，那些話語所述的實定內容（positive content）「可以是『真的』、相當精確的，因為真正要緊的並不是被斷言為如此這般的內容，而是這個內容同被其自身闡述之過程所暗含的主體位置相關聯的方式」（?i?ek, 1994: 8，著重部分為齊氏本人所加）。
拉康一直被看作二十世紀最艱澀的思想家之一，然實際上往往恰恰相反，齊澤克便成功地以好萊塢電影、通俗小說乃至日常黃色笑話將幾已被埋入「故紙」堆中（只有專門一些拉康主義臨床精神分析師還在小圈子裡談論）的拉康思想重新激活。而在這裡，我恰恰要說的是，拉康那一套「subject of the enunciated」、「subject of the statement」、「subject of the enunciation」的術語，根本上所說的，便是那嘴巴/雙手同身體/屁股相分離的「存在性」狀況。在中國人那些從古時一直傳到今天、並仍在被積極使用的日常用語中，「爪牙」一詞，往往便被用來稱呼那些「非人」的行動者：這正是因為，這些行動者——用康德（Immanuel Kant）的術語來說即是道德的行動者——本身已蛻化至只徒有「爪」（手）和「牙」（口）。而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竟對這一幅徹底沒有身體的爪牙「奇景」不感驚駭，熟視而無睹，本身即是一個極大的驚駭。「爪牙」之所以歷來在中國語言使用中屬於一個貶義詞，正是因為這樣的器官，乃徹底游離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主體間性」的社會規範之外：「爪牙」的「身體」，不在「爪牙」自己之上，他們「施於人」時，不具有「己所不欲」的倫理向度，而純粹是工具性的「操作」。正是對應於這樣的「爪牙」，中國人有另一句老話，叫做「擒賊先擒王」：遇上「爪牙」（賊），只有先找到他們的「身體」（王），才可以解決問題。若找不到「身體」，這些「爪牙」便會成為最可怕的激進之惡（radical evil），因為這些器官依照其被預置的邏輯自動操作下去，沒有任何方式可以使之改變。於是，我們可以看見：在這種「bio-separation of discourse」的隱秘操作下，器官便從倫理實踐中「區隔」了出來；康德作為道德自律的自由的主體，從而便被代之以倫理向度上「怎麼都行」的「自由」的爪牙——這些「沒有身體的器官」們按照話語自身預設之邏輯（如那些越洋「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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