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史
literature, the history of Western


　　歐洲文學雖然多種多樣，但跟歐洲語言一樣，都是一個共同的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波羅的語和斯拉夫語、塞爾特語和羅曼諸語言均為印歐語系大家庭的成員(芬蘭語、匈牙利語和地中海東部諸如希伯來語的各種閃語族不屬於印歐語系。然而，用這些語言撰寫的文學和主要的西方文學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而且常常被收入西方文學之中)。它們共有的文化遺產主要是發源於古希臘羅馬的文學，這一文化傳統通過基督教得以保存、改造和傳播並因此留傳給歐洲大陸、西半球和其他由歐洲人殖民定居地區的各種方言文字。直到今天，這部分文學作品的主要特點都很一致，使它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學有所不同。本條目將探討這些共同具備的特點。


古代文學
　　關於古代西方文學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該文學的絕大部分早已消失。其中有些是在尚未有可能落成文字之前即已被忘卻；火災、戰爭以至時間的侵蝕又奪去後代發掘其中大部分的可能性；考古學家和古文書學家偶而發掘恢復一些，但比例不大。可是殘存的用希臘文和更多是用拉丁文撰寫的著作包括了在古代便被證明是古代世界創造性想像力和智力達到高峰的那些文學作品。



　　古代五大文明為巴比倫-亞述、埃及、希臘、羅馬，以及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文化。每一種文明都和其他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文明有過接觸和聯繫。最古老的兩大文明，亞述巴比倫王國(其破碎的用黏土做的木刻板)和埃及(其腐爛的紙草紙卷軸)對現代並未產生直接的文學影響；然而巴比倫產生了第一部全套的法典，以及後來在遠方各國不斷被重複又重複的兩部神話原型的史詩，而埃及關於超自然世界的神祕直覺引發了希臘和羅馬人的想像力。希伯來文化對西方文學影響最大，因為其早期作品成為基督教《聖經•舊約》而具有極高的地位；《聖經》自聖奧古斯丁時代起被翻譯成拉丁文和各種地方語言，從而對西方思想產生十分深刻的影響。在此以前，猶太文明的強烈精神性使它跟希臘羅馬世界很不相同。



　　希臘文學雖然受到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和埃及的宗教神話影響，但它並沒有直接承襲的文學淵源，看上去好像是自己創造的。羅馬作家從希臘的教導裡尋找主題、表現方法和對詩體格律的選擇。羅馬最終將這把文明之火傳到中世紀初期。那時，希臘文學已經納入拉丁傳統的整體之中，只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才憑實力被重新發現──後來，「古典」傳統對文學的自然發展構成了威脅，尤其是在17世紀，有些評論家堅持要求當時創作的題材和風格必須和希臘羅馬作家的題材、風格相一致。



　　文學的一切主要類別──史詩、悲劇、喜劇、抒情詩歌、諷刺文學、歷史、傳記以及散文體記敘文──都是由希臘和羅馬人創造的，後世的發展多半是次要的擴展。荷馬的希臘史詩是維吉爾的拉丁史詩的範本；阿爾凱奧斯(Alcaeus)和莎孚(Sappho)的抒情詩殘篇片斷在卡圖盧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和奧維德的著作中可窺出端倪；修斯提底斯(Thucydides)的歷史為李維和塔西圖斯(Tacitus)的歷史所繼承。然而，西元前5世紀偉大的雅典人所創作的悲劇在羅馬人西尼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的著作裡卻難以找到可以與之匹敵的作品；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著作在古代羅馬人那裡也找不到任何一部可以相與媲美的作品，因為講究實際的羅馬人都不是哲學家。希臘作家擅長抽象思維和論證，而羅馬人的想像力卻非常具體，他們的肖像藝術即表明了其對人的個性特徵十分感興趣。



　　簡言之，這些作家和其他作家，尤其是希臘作家的作品，表現了西方人的想像力和精神特徵。確立在西方人的價值觀念和把傳統留傳子孫後代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荷馬的史詩包羅萬象，從如何正確對待陌生人到捲入英雄對手、他們的敵人和監督一切的諸神之間的瓜葛糾紛的形勢下應如何處世行事等問題都進行了探討。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劇出色地表現了人的重大突破︰能從道德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處境。在羅馬作家中，從奈維烏斯(Gnaeus Naevius)、恩尼烏斯(Quintus Ennius)和加圖(Cato)到維吉爾、賀拉斯和西尼卡，許多人都相信強調責任感的崇高的斯多噶哲學(Stoicism)。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思想表現了人的理想，這一理想在尤維納利斯(Juvenal)尖銳激烈的諷刺詩歌裡，以及阿那克里翁(Anacreon)歌頌愛情和醇酒的詩歌裡都可以發現。索福克勒斯的一支合唱隊用歌聲表達了這種人的理想，「奇蹟千千萬萬，但沒有一個奇蹟比人，那跨越白色海洋的力量更奇妙……」。希臘與羅馬文學所讚頌的人的理想是在更早的野蠻世紀裡出現，在文明以後形成的。在古代世界消亡以前，這一理想將被改造成猶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精神理想，它們的作者預示中世紀文學的到來。


中世紀文學
　　中世紀一詞在此指當時歐洲和地中海東部的文學，時間跨度對中古希臘文學是早自大約300年東羅馬帝國或拜占庭帝國建立到15世紀末；對中古拉丁文學而言，則為476年羅馬帝國崩潰到15世紀末；對大多數用地區語言寫作的文字則是從查理曼時代和他在法國提倡鼓勵的卡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800?)到15世紀末。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全部領土上得以確立其地位，這意味著歐洲受到早期教會領袖所創建的對生命、文學和宗教的系統觀點方法的影響和指導。在西方，基督教義和古典哲學融為一體，構成中世紀人從象徵意義出發分析生命的習慣做法的基礎。通過聖奧古斯丁，柏拉圖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得到調和︰希臘的宇宙永恆和一致的秩序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自然變得神聖了，成為揭示精神真理的象徵。古典文學也充滿了這一類的象徵意義；早先運用於解釋聖經的注釋或闡釋方法現在擴大為研究古典和世俗文學的總原則。那種把維吉爾看成是基督誕生以前的預言家並把《埃涅阿斯紀》(Aeneid)分析成為記敘心靈通過生命抵達天國(羅馬)的歷程的寓言式或象徵式分析方法，其實跟但丁在《神曲》中對自己和遊歷的寓言式觀念屬於同一個傳統。



　　教會不僅確立文學的目的，而且還保存了它。529年聖本篤(St. Benedict)在義大利的卡西諾山(Monte Cassino)建立修道院。隨後，尤其是在6和7世紀愛爾蘭傳教團到達萊茵河與大不列顛島，以及哥德人的傳教團溯多瑙河而上以後，其他修道院學術中心紛紛成立。歐洲先後歷經了哥德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以及古斯堪的那維亞人的襲擊，這些寺院成了唯一有效保存西方古典文學的地方。在這時期的大多數時間內，保存下來的拉丁語作家和繼續不斷創作出來的拉丁語作品要比用方言寫作的著作占絕對優勢。例如，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德高望重的比得(Bede)的《教會史》，薩克索•格拉瑪提庫斯(Saxo Grammaticus)的丹麥歷史，還有哲學、神學、歷史和科學領域裡大多數重要作品，都是用拉丁文撰寫的。



　　這時期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存在於地方作品之中。歐洲的前基督教文學屬於口頭文學的傳統。這一傳統在冰島的《詩體埃達》(Poetic Edda)和又稱為英雄史詩的各種薩迦(saga)，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貝奧武甫》(Beowulf)，在德語的《希爾德布蘭特之歌》(Song of Hildebrand)裡都有所反映。它們都屬於日耳曼語的頭韻體傳統，但最初都是由基督教的經文抄寫者在所描述的歷史事件發生以後的年代裡用文字記載下來的，其中的異教成分也同基督教的思想感情混合在一起。冰島文學中的神話在每一種日耳曼文字都有所重複，而且顯然來自共同的歐洲源泉。然而，只有斯堪的那維亞語族的文章才對故事和其中人物作連貫的描述。不同國家的無數民謠也反映了早年口頭吟誦的地方傳統。中世紀地方文學中湧現出許多文學類型，其中最著名的是傳奇文學(romance)和宮廷愛情抒情詩。兩者都是把通俗的口頭文學傳統的因素和更加博學、典雅的文學傳統的某些因素結合在一起，而且追根溯源，兩者都來自法國。傳奇文學是詩體敘述，常採用古典故事或亞瑟王的傳說，並以讚頌騎士勇武的俠義故事取代了諸如《羅蘭之歌》一類的封建社會的英雄史詩。傳奇把關於愛情、忠誠和個人剛正不阿的複雜主題同追求精神真理結合起來。當時，每個主要的西歐文學都表現了這兩者的結合。描述愛情的抒情詩歌也有這樣的由不同成分組成的背景。宮廷愛情詩歌的確切起源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同樣，在對通俗愛情詩歌傳統所起的影響問題上也是眾說紛紜。然而，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義大利的西西里學派，還是德國的以愛情為主題的戀詩歌手(minnesinger)，或者是拉丁文詩選《布爾倫詩集抄本》(Carmina Burana)，整個歐洲都群起模仿或重新闡釋法國南方和北方詩人所塑造的理想化貴婦人及其因相思而憔悴的追求者。



　　中古戲劇起源於教會根據基督教曆書的重要紀念日而舉辦的宗教儀式。宗教禮拜儀式的戲劇性促使人們進行精心的設計，這種苦心經營最初表現為手勢和動作，後來發展為對宗教禮拜的人和事加上種種戲劇成分。這種做法日益增多，最後使戲劇變成在城鎮街道或開闊空地的舞台或大車上演出的俗事。演戲的人是行會藝人或職業演員，由城鎮雇用在地方喜慶或宗教節日裡進行演出。有三大類型的戲劇得到發展︰神蹟劇、奇蹟劇和道德劇。中古戲劇的劇目和主題仍然充滿宗教色彩，但各齣戲的戲目常常顯示其幽默、滑稽，有時甚至是淫穢的性質。最為著名的道德劇中有一齣戲是從荷蘭文翻譯過來的，其英文名稱為《普通人》(Everyman)。中世紀文學的大部分作品出自無名氏之手，創作年代難以確定。最偉大的作家中有一些人──但丁、喬叟、佩脫拉克、薄伽丘──是在中世紀後期出現的。他們的作品令人信服，表明是最優秀的中古文學的過渡性，因為在中古社會的傑出評論家心目中，它們同時顯示了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偉大主題和形式。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Renaissance,再生)一詞是指歐洲中世紀以後的歷史時期。當時在思想和藝術探索方面展現的新精神是這個政治、宗教和哲學現象的主要特點，這種覺醒在本質上是古代希臘羅馬精神的復甦。在文學方面，這意味著對偉大的古典作家發生了新的興趣和進行了新的分析。學者們尋覓並翻譯「失傳的」古代文本。歐洲在大約1450年發展起來的印刷術對這些文本的傳播大有助益。



　　文字和藝術在文藝復興時期達到了過去任何時期所未曾有的顛峰。這時期具備三大主要特點︰首先是對學問產生了新的興趣。這種興趣體現在被稱為古典文化研究者的古典文學學者身上並有助於對新作家提供恰當的古典文學楷模。其次是由馬丁•路德領導的新教改革所開創的新形式的基督教。它引導人們注意個人及個人內心感受，並在天主教國家引起了可以用反宗教改革一詞來概括的種種反響。第三是大探險家的各種航行，其顛峰時期為哥倫布在1492年發現了美洲；這些航行對發展海外帝國的國家有深遠的影響，也對當時最有天才的作家的想像力和思想意識產生深遠的影響。



　　也許還有許多別的因素，如科學和天文學方面的新發展及15世紀後期義大利的政治情勢。義大利城邦內新的自由和探索精神在鼓舞了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偉大先驅──但丁、佩脫拉克和薄伽丘──方面是個重要的因素。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繁榮，既表現在七星詩社(La Pleiade)詩人的詩歌裡，也表現在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深思反省的隨筆之中。西班牙則在這一時期產生了最偉大的小說家塞萬提斯。另一位超越其同時代人的作家是葡萄牙的史詩詩人卡蒙斯(Luis Camoes)。戲劇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很興盛，其出色代表為維加(Lope de Vega)和維森特(Gil Vincente)。在英國也是戲劇稱霸，它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新知識和當地傳統兼容並蓄，使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本•瓊森(Ben Jonson)、韋伯斯特(John Webster)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生氣勃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至於英國最偉大的戲劇和詩歌天才莎士比亞，他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一直蜚聲文壇。



　　在16世紀裡，荷蘭學者伊拉斯謨斯(Desiderius Erasmus)是人文主義發展的典型代表，其人文主義思想具體表現為探索精神、重視古典知識、不能容忍迷信，以極尊重人──上帝所造之最為複雜精細的創造物。新教改革對文學的一個影響是在這時期內出現了大量而優秀的各種語言之《聖經》譯本，包括早年由伊拉斯謨斯翻譯的一個版本。這些譯本為散文寫作確立了新的標準。文藝復興時代的動力一直延續到17世紀，當時的密爾頓(John Milton)體現了基督教的人文主義精神。


17世紀
　　17世紀無論在文學還是在政治、社會方面都是一個充滿動盪和激烈風暴的時期。文藝復興創造了一個肯於接受新思想的環境，對新科學和新哲學思想的傳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7世紀困擾著那些嚴肅作家──從但恩(John Donne)到德萊敦(John Dryden)等──的大問題是蒙田提出的「我知道什麼呢?」，或者，用更廣泛的詞來說，是應該如何確定知識、信念、理性與宗教、玄學 、倫理學、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等權威的依據和彼此的相互關係。



　　這時期所特有的好問、探究的態度在偉大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中均可見到，如法國笛卡兒的《方法論》(1637)和巴斯噶(Blaise Pascal)的《思想錄》(1657∼1658年撰寫)；英國培根的《科學推進論》(1605)與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1651)。這些著作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把懷疑論和理性主義的思想方法不僅運用於解決科學問題，而且用於探討政治和神學的論爭，以及研究理解力和知覺方面的一般性問題。這種對思想和語言的根本性的挑戰對於人自己的看法概念產生十分深刻的影響，並且反映在艾略特所稱的「感受的分化」(the 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一說。艾略特認為，內戰以後這種觀念在英國紮下了根，因此，伊利莎白時期和詹姆斯時期的作家可以「貪婪地接受任何經驗」，而後來的英國詩人則正好相反，他們無法把思想和感受統一起來。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這時期的真貌，還必須考慮到17世紀初期和中期的各種社會與政治動亂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英國的17世紀文學通常分為兩個階段，以1642年封閉劇院為標誌的內戰(1642∼1651)的爆發很自然地成為兩階段的分界線，1660年王政復辟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在法國，投石黨運動(Fronde,1648∼1653)激烈的、兩敗俱傷的爭鬥也同樣把17世紀畫分成兩個階段。在此之後出現了也許是整個法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時期──莫里哀、拉辛(Jean Racine)、布瓦洛(Nicolas Boileau)和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時代。在德國，17世紀初因宗教和政治衝突而引起三十年戰爭(1618∼1648)，隨後是德國君主仿傚法國路易十四世在凡爾賽宮廷的中央集權和顯赫名聲。17世紀上半葉，尼德蘭也捲入一場為脫離西班牙爭取獨立的抗爭(八十年戰爭，1568∼1648)。結果荷蘭不僅獲得獨立，而且出現了荷蘭詩歌的「黃金時代」──斯皮赫爾(Henric Spieghel)、海因修斯(Daniel Heinsius)和布雷德羅(Gerbrand Bredero)的時代。



　　主宰17世紀上半葉的內戰、政治及宗教衝突在很多方面也是反映了反宗教改革情緒。宗教衝突的模式在文學形式和文字所關注的各種事物裡都有所反映。其中一種是稱作巴洛克的文學和藝術發展的新風格，這種風格在義大利、德國和西班牙尤其突顯，在法國和英國也見得到。這種風格的最典型代表是義大利的馬里諾(Giambattista Marino)、西班牙的貢戈拉(Luis de Gongora)和德國的奧皮茨(Martin Opitz)等人的著作。長期以來，許多評論家認為巴洛克文學十分腐朽，但當前對巴洛克文字的看法比較肯定，認為這是一種以設計精巧、裝飾華麗和大量使用寓言、修辭和大膽技巧為特點的風格。



　　如果巴洛克文學是這時期義大利和德國的特有產物，那麼，17世紀上半葉英國詩歌最出色的特性便是玄學派詩歌。玄學派詩人一詞最初是德萊敦用來指但恩的，後來約翰生博士(Dr. Johnson)加以擴大，現在則用以指一群各自風格迥然不同但都具備某些和巴洛克文學相似特點的詩人，尤其是克拉蕭(Richard Crashaw)。



　　也許17世紀最典型的爭端是繼續發展文藝復興時期模仿古典文學的趨勢已和科學、哲學的新思想家，以及新文學形式試驗家的希望與發現產生了衝突。在法國掀起了古今之爭，古典派認為文學風格和題材必須仿效希臘和拉丁古典文學，而現代派則主張發揚本土傳統。西班牙的這種衝突表現為追求裝飾、拉丁化和崇尚古典文學的做法(誇飾主義〔culteranismo〕)與贊成更為簡練、深刻和警句式風格的主張(概念主義〔conceptismo〕)者之間的鬥爭。這場衝突起源於法國的現代派和西班牙的更適合新科學與探險時期散文寫作風格的概念主義思想。因此，法國的現代派大多為笛卡兒的追隨者。英國也有類似的傾向，表現在皇家學會的作品之中，它們提倡使用簡單的語言，更縝密的、無修飾的、比較自然的說話方式以適應理性話語，這方面的偉大成就表現在密爾頓和德萊敦的文章中。


18世紀
　　把18世紀稱為「理性時代」是抓住了部分真實的說法，但卻容易對整個原貌造成混淆，因為重視理性也是前一時代某些時期的主要特點。更加確切的說法是，18世紀以兩大動力為特色︰理性與激情。對理性的尊重表現在追求秩序、勻稱、規範和科學知識；情感的培養促進了慈善事業、對個人關係的推崇、宗教熱忱以及對情感或感受的崇拜。在文學方面，追求理性鼓勵了諷刺、論證、風趣、簡明的散文體發展；而強調激情則激發了心理小說和崇高的詩篇。



　　英國波普(Alexander Pope)、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約翰生(Samuel Johnson)的著作都十分明顯地表現了對風趣、諷刺和論證說理的崇拜，進一步發展了17世紀德萊敦的傳統。小說之所以確立為英國文學的一種重要的形式，一方面是由於費爾丁(Henry Fielding)、狄福(Daniel Defoe)和斯摩里特(Tobias Smollett)的作品表現出理性的現實主義；另一方是因為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小說和史坦恩(Laurence Sterne)的《項狄傳》(Tristram Shandy)對心理的探索。在法國，18世紀的主要特點在於啟蒙運動的哲學和政治著作，啟蒙運動對歐洲其他地方都有深遠的影響；並且預示了法國革命的到來。伏爾泰、盧騷、孟德斯鳩與「百科全書派」(Encyclopedistes)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和達朗伯(Jean d'Alembert)等人的大部分作品都致力於有關宗教和社會問題的論戰，常常同當局發生直接的衝突。18世紀上半葉，德國文學以英國和法國文學為楷模，儘管戲劇家和評論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已做了一些革新。德國文學的偉大時代是在18世紀末，當時感情和高貴激情的培養和提倡在日後的狂飆運動(Sturm und Drang)中得到最強有力的表現。跟這場運動有密切關係的是德國文學界兩位最偉大的人物︰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他們在戲劇和詩歌方面的成就遠超過狂飆運動所掀起的波瀾。


19世紀
　　在西方文學中，19世紀是各時期中一個最生氣勃勃、最有意思的時期。尤其有意思的是日後許多現代文學的條件和傾向都是在19世紀形成的。在這一段時期產生或發展的有影響力的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和現實主義在現代文學潮流中都有所反映。20世紀的許多社會與經濟特性也是在19世紀確定的。



浪漫主義
　　19世紀初最為重要的文學運動是浪漫主義運動，它起源於德國的狂飆運動時期。對浪漫主義這個最初階段應該有所認識，它是對通常認為浪漫主義是以英國詩歌、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和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以及1798年《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的出版為開端的說法作了重要的修正。此外，儘管1789年的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是影響19世紀初英國詩人的兩大政治社會因素，但是浪漫主義文學的許多特點是來自文學和哲學的源泉。盧騷在18世紀提供了主要的哲學背景。他強調個人和靈感力量的主張深深地影響了華茲華斯以及第一階段的一些浪漫派作家，如德國的賀德齡(Friedrich Holderlin)和蒂克(Ludwig Tieck)和法國作家聖皮埃爾(Bernardin de Saint-Pierre)。後者的《保羅與處女》(1787)已經具備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過於傷感的一些特點。雖然盧騷的影響多半是正面積極的，但在某些方面對強調智力的18世紀理想主義是消極性的反動。



　　浪漫主義信念的主要內容確實是對自知的信仰。18世紀後期，法國作家如道利維(Fabre d'Olivet)等人企圖用類似華茲華斯和柯立芝的「靈感」論的「生命氣息」說來解釋物質世界。浪漫派作家認為只有透過檢驗自己在大自然和原始純樸環境的情感才能解釋事物的真理。由於強調靈感、詩人開始扮演了先知和理想主義者的重要角色。與此同時，模仿古典文學形式的傳統方法便被排斥為束縛人的規則。詩人現在所扮的角色是講求直率，強調使用發自內心的語言和普通人的語言。華茲華斯甚至試圖創造一種簡化的新語言。詩歌開始和18世紀的社會情況分離，而詩人只需要對真理和他自己負責。浪漫派詩人的兩大典型的人物形態是濟慈的神祕理想主義者和拜倫男爵的超人──確實，拜倫式英雄的諷刺成為後輩小說家的一個主題，例如，杜思妥也夫斯基本人雖有浪漫派先驅可循，他還是以拜倫的諷刺為主題。



　　杜思妥也夫斯基是俄國人這一事實說明浪漫主義浪潮確實席捲整個歐洲。在西班牙、義大利、匈牙利、波蘭和巴爾幹半島，浪漫主義主要表現在戲劇方面，但英國未能產生偉大戲劇作品。19世紀早期和中期是一個詩歌與散文而不是戲劇的時代。浪漫主義風格的詩歌在歐洲到處可見──西班牙的埃斯普龍塞達(Jose de Espronceda)；義大利代表民族情感的福斯科洛(Ugo Foscolo)和萊奧帕爾迪(Giacomo Leopardi)；俄國的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與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波蘭的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在美國，浪漫主義思潮也同新興的民族情感結合，這種浪漫主義的成分可見於柯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探險故事；愛倫坡(Edgar Allan Poe)詩歌中超自然的神祕成分；惠特曼(Walt Whitman)和朗法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詩歌；以及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超驗主義理論。正如華茲華斯所預言的，超驗主義肯定了「悟性」可以超越一般邏輯和經驗的力量。



　　大約在1830年以後，浪漫主義詩歌的生命力開始衰退並讓位給更為客觀的風格。然而，浪漫主義的許多主題和技巧，諸如被誤解的藝術家或痛苦的情人等，繼續被人採用。



後浪漫主義
　　雖說德國人海涅(Heinrich Heine)是第一位後浪漫主義詩人，然而，19世紀中葉的德國詩人大多追隨華茲華斯。雖然在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 〔Hallermunde〕)和奧地利人雷瑙(Nikolaus Lenau)的詩歌裡可以發現新的傾向。後浪漫主義主要在法國發展，表現為高蹈派(Parnassianism)。這場運動是由哥提耶(Theophile Gautier)發起的，但在某些方面，高蹈派是從浪漫主義衍生而來，不是對它反動。由於它重視詩歌的純形式成分、美學理論和「為藝術而藝術」，所以改變了法國詩歌運動的方向，並在國外產生很大影響。高蹈派最傑出的代表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他認為「一切不是藝術的東西都是醜惡和無用的。」新潮流的另一分支是印象主義的出現和象徵主義運動，這是「藉鑑」繪畫、雕塑和音樂運動的結果。印象派作家的先驅魏倫(Paul Verlaine)運用暗示聯想、氣氛和急促的節奏來製造效果。象徵主義要求精心選擇字眼和意象來表現若即若離的情調和若明若暗的含義。馬拉美(Stephane Mallarme)和蘭波(Arthur Rimbaud)的作品都表達了象徵主義。法國詩歌在19世紀中、後期的進展是個別詩人在發明個人用語的基礎上所取得的成就。



　　教育的發展及在英國流動圖書館的發展增加了對小說的需求。早在19世紀初，奧斯汀(Jane Austen)已經在《諾桑覺寺》裡諷刺了18世紀後期中古化浪漫主義的先驅哥德小說的過分渲染誇大的缺點，並且在《理智和感傷》中對理智和浪漫派的感傷之間的衝突加以挖苦。在法國，智力與激情的衝突表現在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的《阿道爾夫》(Adolphe,1816)；在斯湯達爾(Stendhal)的《紅與黑》以及後來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裡表現得最為明顯。福樓拜與巴爾札克作品中所表現的一絲不苟的用文字描述的細節以及現實主義手法由法國的莫泊桑和義大利的維爾加(Giovanni Verga)所繼承和發展；其發展頂峰為左拉(Emile Zola)的極端自然主義。左拉在《黛萊絲•拉甘》(Therese Raguin,1867)等小說裡把自己的文章形容為「文學性的外科解剖」。



　　但是，如果用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這種名詞來形容19世紀的偉大作家，如英國的艾略特、狄更斯和哈代以及俄國的果戈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與契訶夫等人是不適宜的。這些作家都明顯地主張文學要為一定的社會目的服務，在許多西方國家中這是受了自由主義、人文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新興勢力的刺激。



　　浪漫主義戲劇衰退為情節劇的這一現象在歐洲相當普遍。戲劇在探討當代生活問題方面要比小說遲鈍。透過挪威人易卜生(Henrik Ibsen)，戲劇才得以復興，浪漫主義的幻想與現實，以及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得到重申。瑞典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劇本也具有這種衝突性。在俄國，現代戲劇成為十分重要的影響，其起源可以追溯至果戈里的《欽差大臣》(1836)，但19世紀後期屠格涅夫的《鄉村一月》(1850)，尤其是19世紀偉大戲劇家契訶夫的劇本，才是真正的開端。


20世紀
　　20世紀開始時，歐洲和美國的社會文化狀況同19世紀中、後期沒有太多的不同。例如，人們可以從19、20世紀之交的4位用英語寫作的小說家著作中發現新舊世紀的連續性。康拉德(Joseph Conrad)、哈代、詹姆斯(Henry James)和勞倫斯(D. H. Lawrence)都在創作過程中表現了從19世紀末相對穩定的世界過渡到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開端的新時代。在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憶逝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第一卷「斯旺之家」(Swann's Way,1913)、紀德的《梵諦岡的地窖》(1914)、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里西斯》(Ulysses,1922)、卡夫卡的《審判》(在他去世後於1925年出版)和曼(Thomas Mann)的《魔山》(1924)等這類小說中也可以發現新文學意識的覺醒。



　　自1920年代以來許多著作的特點的各種影響對這些作家也起作用。他們和這時期前後的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對無意識和非理性的興趣。這種影響的兩大源泉是尼采和弗洛伊德。尼采是德國人，紀德和曼兩人都深受他的影響。弗洛伊德有關心理分析的著作在20年代對西方知識分子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並不只有小說家才脫離19世紀的看法和風格。勃勒東(Andre Breton)的第一篇《超現實主義宣言》(1924)是主張自然和徹底同傳統決裂的運動的第一篇正式聲明。超現實主義在強調夢幻、無意識地寫作和其他反邏輯方面顯見弗洛伊德的影響。雖然超現實主義以一場正式的運動而言，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但它對20世紀的許多藝術和詩歌有深遠的影響。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杜伊諾哀歌》(Duino Elegies)和《獻給奧菲斯的十四行詩》(Sonnets to Orpheus,1923)；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1922)以及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描寫變幻莫測的自我的《亨利四世》也都表明了新時代的變化無常，以及作家們用盡各種方法想與之妥協並給予它某種藝術的一致性。



　　1910年代和20年代是西方文學走向國際和試驗的時期，這個時期十分重要，不僅因為它產生了一些偉大作品，還由於它為未來立下了格局。20世紀的重要作品清楚揭示了日益強烈的危機感、緊迫感、表明人們懷疑19世紀有關人的個性心理是穩定的信念，並且對一切解決人的問題的哲學和宗教辦法深感疑慮。到了30年代，這些20世紀思潮的特質非但沒有被放棄，反而擴大為政治形勢，作家分成兩大陣營︰擁護創作必須承擔政治義務的一派和保守的反對這種以政治控制藝術的另一派。即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未能解決這場有關政治責任的爭論──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中，類似30年代的運用重要的創作想像力問題仍然非常活躍。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相對來說，沒有出現什麼偉大的作家。有一種說法看起來頗有道理︰由於戰爭加速了令人不安的社會和技術的發展，而這類發展日漸積累的壓力所產生的必然後果便使大作家越來越少。在這種動盪不定、含混不清的情勢下，即使傳統意義中的讀與寫完全停止了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在某些技術高度發達的國家裡如美國在某些評論家的眼裡，印刷文字已經失去其重要地位，它已被不需要觀眾在智力上積極參與的聲光電子文化所取代了。因此，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傳播媒體創造了類似的國際大眾文化，卻未能有什麼文學價值。如果我們明瞭現代作家工作條件的異常情況，就會對為什麼名譽聲望難以判斷、許多文學領域採取極端的試驗的特點、傳統的寫作形式漸失其含義而互相消容的現象能處之泰然，不以為怪。小說也許可以採用許多詩歌的特點，或者改造成某種更為出色的非虛構的報導文學。另一方面，對印刷版面的試驗可以使詩歌看上去像文字圖畫。至於戲劇作品，變成一系列精心編排的表達或事件，失去了類似傳統情節的東西。然而，形式上的試驗只是一面，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現代創作是以試驗為主的看法將會忽略了創作在20世紀初便獲得的、至今仍有爭議性的其他特點。大多數優秀的評論家認為，儘管缺少名家高手，儘管20世紀文學的風格和題材五花八門可能是過渡性的，但是仍不乏出色的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