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曾經親身參與九二一震災救援工作者的眼裡,這幾天無論是平面或是電子媒體的報導、評論,其實充斥著不少的謬誤與誤導,希望從筆者的親身經驗來提供一些不同觀點的反思。
首先,媒體習慣從災害的物理力量來評估災害的大小,整天強調7.9是921的幾倍,但是受災人數才應該是災害規模的依據。如果是在無人地區發生同樣規模的強震,是否還算災害?還會有媒體關注?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所以我們必須從汶川大震的受災人數,才能比較這次災害的規模。以目前中國政府公佈的官方數據來看,僅房屋全毀就達680餘萬棟,若以每戶最少2人計,初估的受災人數就已達一千三百餘萬人以上,超過台灣半數人口,這種等級的災害本身就已超過絕大多數救災經驗的範圍,可想見其救災的工作與複雜,不是隨便拿其他震災可以比擬。
其次,輿論批評中國政府不願接受外國救援組織參與救災的部分,也未必全然正確。就政治觀點,中國政府或許希望藉由救災來扭轉在西藏事件受損的國際聲譽,或者憂慮民眾趁機向外國救難人員陳情抗議,但在救災實務上,外國救援團體的幫助其實精神鼓舞與經驗交流大於實質意義。以九二一地震為例,各國救難隊伍雖然在第一時間內紛紛抵台,但受限於語言不通,僅能在現場救援工作扮演協助角色,政府還必須加派陪同的翻譯及接待人員,並要安排這些國際救難人員的食宿交通,對於救災工作反而造成額外的負擔。但不可諱言,透過日本救難組織讓台灣救災人員體認到組合屋的重要,也見識到先進搜救儀器(如生命探測儀)的實際效用,這都讓後續的重建與危機處理有所改進。然以汶川目前情勢,中國已使用先進的生命探測儀,在語言不通(台灣救難隊伍也未必聽懂四川方言),道路中斷,災區房屋近乎全倒,也確實難以安排國際搜救隊伍進駐,既使進駐,對於搜救工作的幫助也十分有限,所以從實務觀點,目前婉拒國際救難隊伍進駐也未必全然無理。
再者,也有媒體批評中國接受金錢不接受物資的偏私作法,但以救災實務而言,捐款的確比物資好用。以筆者親身經驗,就曾眼見第一線救災人員為大量捐贈的泡麵跟乾糧所苦,因為災民渴望熱食,泡麵乾糧乏人問津,但是堆在那裡又會遭評政府故意囤積,結果形成災民吃便當,救災人員拼命吃泡麵的奇特景象。因此以目前汶川大震根本尚未詳細清查災民的情況下,捐錢的確比捐物資實際,何況以目前當地交通狀況也不方便大量物資的運送,讓救災人員根據現場需求採買的確較為可行。
然而從中國政府的救災過程,我們也可以發現幾個危機處理的重要問題。首先是組織管理。整個災害管理從災前預防到災後重建,最重要的就是對於每個細節資訊的掌握,這就仰賴過程中的組織管理。這次汶川大震中,雖然中國政府立即動員龐大的解放軍與武警有組織的投入救災,但是第一線負責調查災情,組織災民,發送物資的基層行政人員卻完全崩解。從災害第一天迄今,我們沒有看到災民被有計畫的清查列冊,也沒有看到政府官員根據清冊來發送物資。如果不仔細清查災損,也就難以估算後續要投入的資源與人力(醫療與輔導人員),更別提後續的重建工作。
再者,救災動員的對象不是只有「人」還包含有形資源跟力量的動員,尤其是工程機具的供給與維生物資的生產。汶川大震的第一時間,中國政府應該立即動員全國工程機具,如怪手、挖土機、推土機、鋪路機等,第一時間送至災區幫忙搶通道路,而非僅靠官兵跟當地少數機具進行徒勞無功的人力挖掘。同時也要動員大量的砂石車將廢土廢材清運,才可能盡快恢復災區的生活機能。此外,政府也必須動員民間維生物資的生產者,必須空出產能配合政府統計的災區需求快速生產維生物資供應災區需求。在幾近毀城的災區裡,由於災民根本買不起維生物資也找不到機會工作賺錢購維生物資,所以必須仰賴政府在重建開始前提供免費且穩定的維生物資,因為物資需求量龐大,如果光憑政府採購,反而可能造成廠商藉機哄抬,影響物價穩定。
最後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救災人力的管理。以如此大規模近乎毀滅性的災害,除了軍警這種有組織力量的進駐,還需要其他地方政府的行政人員及醫療團隊的進駐。再以九二一為例,中部災區部分鄉公所本身就是受災戶,根本無力進行救災工作,因此必須要調集其他非災區的地方政府全面進入協助才可能開始救災。其次,由於各種傷者都有,不能任由醫生自願或僅調集外科醫生進入,而應指派一整個完整的醫療團隊,最好是一個醫院的編制,進入災區救災,才可能真正發揮醫療救助的效果。
面對大自然的無情,我們除了敬天畏地,更應抱持對於未知的謙卑。要知道每次的災難都是一次全新的體驗,在隨意批評汶川救災的同時,我們是否真正瞭解災害本身以及災害現場的情形?對於汶川大震,吾人除應懷抱民胞物與的悲天憫人胸懷,同時也該反思如果是發生在台灣,我們是否會處理的更好?是否有更正確的防災觀念?我們的都市開發是否有迴避災害潛勢地區?在都市中心有無設置大型的防災空地?我們政府對於災害的組織管理是否良善?也許這才是這次汶川大震給我們最好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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