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認知戰 「洋流」可以不受批評 ?
2026/10/25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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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洋還沒當選台北市長，支持者就已經替他築起一道輿論防線。只要有人批評「洋流」造神，就有人搬出民主、自由與政治參與加以反駁；只要有人質疑其動員模式，就被要求拿出足以支持「法西斯」這一歷史與政治定性的具體證據。問題是，民主政治難道只能等到一個人掌握權力、做出違反民主的事情之後，才有資格提出警告嗎？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方隅在「上報」發表一篇「什麼是法西斯與認知作戰？」的文章，反駁羅世宏教授對沈伯洋與「洋流」的質疑，陳從認知作戰的定義談到法西斯主義的歷史特徵，試圖說明這些批評未必成立。然而，這篇文章最大的問題，不在於法西斯主義的定義是否正確，而在於它把政治評論變成一場定義之爭，只要沈伯洋尚未實行獨裁統治，就彷彿沒有必要警惕他的政治動員；只要支持者自稱自發參與，就可以把造勢與造神的疑慮一筆勾銷。
這樣的論證，看似捍衛民主，實際上卻把民主社會應有的政治警覺，限縮成必須等到違法或專制事實發生才能提出的事後追究。
一、目前沒有足夠證據作出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定性，不代表不能討論造神
羅世宏對沈伯洋與「洋流」的批評，是否足以直接將其定性為法西斯主義，當然值得檢驗。法西斯主義有其特定的歷史脈絡與制度特徵，不能因為政治人物受到歡迎、支持者熱情簇擁，就輕率使用這一具有明確歷史指涉的標籤。但反過來說，不能因為一個政治人物尚未掌握行政權，就認定對他的領袖形象、群眾動員及政治敘事的質疑毫無道理。
陳方隅列舉極端民族主義、一黨專政、鎮壓異見與領袖崇拜等法西斯主義的典型特徵，進而追問沈伯洋究竟有哪些行為符合這些條件。這套反駁有其道理，卻也存在邏輯上的落差，現在大家擔心的不是沈伯洋是不是法西斯，而是他背後的大老闆賴清德總統正在逐步的把台灣民主帶向法西斯，就像立法院長韓國瑜在國慶大會上批判賴政府是「假民主、真獨裁」一樣。
所以「沈伯洋是法西斯主義者」這一歷史與政治定性雖然還不成立，但不等於說他的政治動員完全沒有問題。畢竟，政治人物的支持度、群眾的熱情、媒體的曝光，以及支持者不斷傳播的個人故事，本來就可以成為民主社會的觀察對象。造神也不等於法西斯主義，更不能僅憑一般性的領袖崇拜或形象美化，就完成這種歷史定性；然而，當政治人物被不斷塑造成值得信任、具有特殊人格魅力，甚至被賦予超越一般政治人物的道德形象時，社會有沒有必要追問這種形象如何形成、由誰傳播、又如何影響選民判斷？
這些問題不需要等到獨裁發生才提出。民主的價值不只是防止獨裁者上台，更包括在權力形成的過程中，保留質疑與監督的空間。這種質疑屬於政治警告與公共檢驗，不應被誤讀為已經完成對某人的法西斯主義定性。
二、把洋流說成自發運動，就能免除政治檢驗嗎？
陳方隅強調，「洋流」有不少由下而上的自發參與，包括民眾製作海報、印製小物、整理資訊與分享沈伯洋的故事。這些現象確實可能反映支持者的熱情，但自發參與和政治操作並非互斥。
沈伯洋把這次地方選舉打成一場政治運動，它可以同時具有民眾自發參與、組織動員、媒體傳播與候選人形象經營等不同面向。民眾自願製作文宣，不代表整個運動就沒有策略；支持者真心喜歡候選人，也不代表這種喜愛不會被政治團隊轉化為選舉資源。
更重要的是，沈伯洋從過去的黑熊形象，被刻意轉化成溫暖、謙遜、願意傾聽的暖男形象，選後是否又可能變回原樣，不重視市政，再次化身抗中急先鋒，這才是台北市民必須預知的問題。
但是，陳方隅反問，難道分享沈伯洋優點的人都是假的？這其實把問題簡化了。沒有人必須先證明所有暖男形象與故事都是假的，才能討論政治人物是否受到過度美化。真實的優點可以被呈現，但真實的優點也不能取代完整的政治檢驗。
三、把認知作戰限定於敵國，忽略了政治傳播的灰色地帶
陳方隅主張，認知作戰主要是針對敵國受眾的戰爭行為，不應把民主選舉中的宣傳、論述競爭與造勢活動一概稱為認知作戰。這項提醒可見陳方隅對認知作戰並不了解。在民主社會內部的政治傳播，也可能出現操弄認知、選擇性呈現資訊或刻意製造敵我對立的情況。
例如，冷戰初期美國一直營造「紅色恐慌」的情事，就是國內認知作戰的典型案例，即使到川普2.0，美國的「紅色恐慌」只有加重，並未消弭。同樣的，賴清德上台以後，他把大陸界定為境外敵對勢力，並加強在台灣內部以司法手段鎮壓反對者，這難道不是認知作戰的灰色地帶操作嗎?
雖然，政治宣傳、錯假訊息、選舉操作與敵對國家的認知作戰，彼此性質其實沒有什麼差別，賴政府在台灣內部行政與立法之間製造敵我矛盾關係，已經不輸給國家間的敵對性，這難道不比兩岸對立更為嚴重嗎?
四、批評國民黨，不能成為替沈伯洋解套的理由
陳方隅原文最明顯的政治立場，出現在文章後段。作者質疑，既然羅世宏擔心沈伯洋被造神，為何不對國民黨提出警告？接著又將台北市執政者的家族背景、國民黨歷史與白色恐怖搬進討論，試圖反問誰才更接近法西斯主義的歷史特徵。
這種論法並沒有真正回答沈伯洋的爭議，而是把對一位候選人的質疑，轉移成對另一個政黨的歷史追究。
國民黨過去的威權統治、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問題，當然可以討論，也應該接受歷史檢驗。但這些歷史責任不能成為任何現任政治人物的免責金牌。即使國民黨曾經犯下嚴重的歷史錯誤，也不能因此推論，今天對民進黨候選人的質疑就不成立。
民主政治最忌諱的，正是以對手更糟糕為理由，降低對自己的標準。如果批評沈伯洋就必須先批評國民黨，如果質疑「洋流」就必須先清算威權歷史，那麼政治監督便不再是普遍適用的原則，而成了依照政黨立場選擇性啟動的工具。
民主選舉不是人格魅力的競賽，更不是誰能先替自己的候選人取得道德制高點，誰就能贏得辯論。
羅世宏對「洋流」的批評是否恰當，可以逐項辯論；將沈伯洋直接定性為法西斯主義者，則必須提出與這一歷史概念相稱的充分證據。但陳方隅的反駁，同樣不能因為援引了學術定義，就迴避政治動員本身的問題。
真正成熟的民主，既不應輕率以法西斯主義標籤定性政治人物，也不應把任何對政治人物的質疑都視為惡意攻擊。沈伯洋可以爭取支持，「洋流」也可以展現熱情，但當這股潮流試圖進入台北市政府，選民更有權追問：除了聲量、故事與感動之外，還有什麼足以說服市民把城市交給他？
這才是民主監督的核心，也是任何候選人都不能迴避的考題。
(本文刊登於台灣獨家傳媒，202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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