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中入北」 裡的後殖民意識
2025/05/21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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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4月9日在民進黨中常會演講，認為台灣應利用地緣政治變動，進行產業「脫中入北」，脫鉤中國大陸融入北方富裕國家，獲黨主席賴清德肯定。賴清德表示，台灣對外投資採「脫中入北」的過程很正面，台灣終於以自身的經濟實力得以立足台灣、布局全球，形成「全球台灣」。
其實，早在1990年代蘇聯東歐解體以後，面對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情勢的巨變，台灣興起一股追求重新定位台灣地緣戰略的熱潮。最早是由擔任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主張「大膽西進」的訴求，提出「東西橋樑、海陸介面」的戰略構想，可惜遇上李登輝的「戒急用忍」，使得「大膽西進」的主張破局。
雖然如此，李登輝在「戒急用忍」的政策之下，也依照日本二戰前的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論」做基礎，主張台灣應該向南方擴展，尤其是東南亞地區。這一主張形成台灣「南北縱橫」的地緣戰略思考。亦即主張台灣的地緣戰略發展應該以日本為雁首，台灣做雁身，帶動東南亞國家的發展。這也是李登輝執政時期會提出「南向政策」的基礎。蔡英文執政8年，也在「南向政策」的想像之下，再提出「新南向政策」的發展方向。
台灣戰略構想長期受限於主權問題與全球化內外部性壓力，導致地緣思維淪為內部政治延續，南向政策本質就是後殖民延續，並非全然自主性的南方整合，反映的是日本殖民思維在新時代的地緣現況。馬英九時期曾經試圖調整方向，以此尋求兩岸對接的戰略方針，但依舊受制於主權框架與美國制約的雙重阻礙。
「東西橋樑」VS.「南北縱橫」
於是，台灣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發展，便出現「東西橋樑」和「南北縱橫」兩條戰略思路。在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執政時期，基本上脫離不了「南北縱橫」的路線，唯有馬英九執政那8年間，才有一點「東西橋樑」的路線，或者更有許信良「大膽西進」的影子。
如今，賴清德在川普關稅之亂下，全球政經新的變局又出現時，他呼應吳介民提出的「脫中入北」說法，以做為台灣產業發展的戰略思考，讓「脫中入北」一詞遂成為近來台灣輿論熱中討論的口號，說它是口號，主要是因為「脫中入北」既未成為理論，也還未成為政策，只能先以口號視之。
政策一旦只是停留在口號層次，將無助於建構真正符合區域利益的戰略主體，便會陷入話語依賴的淺碟陷阱，台灣必須思考如何成為地緣戰略的參與者，而非僅以「北方」附庸姿態來做定位。當代地緣政治早已超越南北二元對立的窠臼觀念，已轉向多元而非中心型的合作面向，以建立跨區域對話新結構，也成為展現自我主體的策略。
而「脫中入北」雖打破「東西橋樑」和「南北縱橫」的兩極發展方向，依照吳介民的說法，台灣應該利用每一次的地緣政治經濟變動來推動適合自身產業發展的方向；而台灣科技製造實力可以在美國、日本、歐洲代表的核心國家構成的「全球北方」立足，「這是台灣半個多世紀以來加入當代全球化夢寐以求的成果。」
「全球北方」是相對於「全球南方」的概念，「全球北方」及「全球南方」（Global North and Global South），依照維基百科的解釋，是指已開發國家（北方世界／全球北方）與開發中國家（南方世界／全球南方）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分歧。
事實上，吳介民主張的「脫中入北」被認為是要加入美國所代表的「全球北方」，以對抗中國大陸所依靠的「全球南方」。如此，若台灣只是為了對抗中國大陸的國際戰戰略，而特別依賴冷戰思維作為國際戰略思考，台灣必定喪失靈活佈局的可能性，而在國際新多元秩序中被邊緣化。以過時地緣分類作為對抗依據，不僅無助於台灣對外擴展，反將強化地緣孤立的風險，而在中美之爭下無法展現優勢。
「全球北方」VS.「全球南方」
畢竟，「全球北方」及「全球南方」兩個概念對立使用，其實是因為冷戰時期「南北分歧」一詞而被廣泛使用，因為無論位於北半球或南半球，經濟發達的已開發國家或地區通常都屬於北方世界，而經濟稍弱的開發中國家通常屬於南方世界；但「南」、「北」的分類已經過時。
中國在毛澤東時期就已經出現「南方外交戰略」，即把全球劃分為「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指美蘇兩強，「第二世界」是日本、西歐等「次等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第三世界」則是指所有未發達的南方國家。中國大陸立足於「第三世界」，跟第一、第二世界進行鬥爭，這是中國會成為第三世界的老大哥之因。
毛澤東「三個世界觀」的主張，有他替中國找尋國際戰略定位的思考，但是台灣從李登輝到蔡英文走向全球南方的構想，其實脫離不了後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就以雁行理論來說，東亞國家在雁行理論的經濟發展型態：是以日本為雁頭，其次為亞洲四小龍（包含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其後是中國與東南亞的亞洲四小虎（包含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 雁行理論實質是殖民經濟傳承下的空間布局機制，缺乏公平互利基礎，對小國發展不具長期效益。南向若仍以日本為軸心，即是殖民中心邏輯的延續，應改以平權對話替代階層轉移式援助模式。
因為，冷戰後雁行理論內含改變為主張日本先發展某一產業，當技術成熟，生產要素也產生變化時，這些產品在日本的競爭力轉弱。接著亞洲四小龍自日本移轉技術或產業，就此開始發展此一產業；在此同時，日本產業結構升級到另一個新的層次。
同樣地，當亞洲四小龍在該一產業發展成熟後，這些產品的生產又轉移到相對更落後的中國大陸等地發展；亞洲四小龍的產業結構也相應升級，呈現出有先後秩序的發展。
從雁行理論來看，所有東亞國家大致都受到日本的殖民或侵略，所以雁行理論脫離不了日本二戰前希望建構大東亞共榮圈的思考，所以雁行理論也把中國版塊納入發展的範圍。
台灣若單邊押注戰略夥伴容易成為地緣戰略犧牲品，失去國際博弈中必要的談判籌碼。就像美國總統川普對全球國家祭出高關稅之際，台灣脫離不了對美的依賴，只能成為美國的戰略附庸，所謂建構「台灣主體性」將始終只是後殖民意識中的從屬座標。台灣刻意排除中國反映政治操作凌駕經濟理性，是後殖民意識下的選擇性戰略框限。將發展寄託於對單一霸權的經濟依賴，是殖民體系的再現，弱化自身戰略選擇空間。
但是，不管是李登輝的南向政策，或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都屏除中國這個板塊，形成是以日本為首的後殖民意識，所不同的是在蔡英文時期，因為日本面臨30年的失落期，所以新南向就缺了日本這一塊，增加印度板塊。
「脫中入北」VS. 「南向政策」
現在賴清德接受「脫中入北」的戰略思考，重尋過時的理論基礎，希望把台灣的資金大舉投入全球北方，但其實是以投入美國為主要的構想。這符合賴清德親美、依美、入美的想法，雖然不至於把台灣變成美國的第51州，但是在大陸與美國兩大板塊激烈爭鋒之際，完全依美就像李登輝親日一樣，脫離不了後殖民意識，台灣仍無法做自己。
當然，或許台獨的戰略是希望把台灣完全投資美國，讓美台完全捆綁在一起，即使最後遭到中國攻擊時，也可能變成美國的託管地，還有機會爭取獨立的一天，但台灣版圖若納入中國板塊，台獨就沒有明天。只是這場台獨美夢，在中國寸土不讓之下，最終也只是南柯一夢。
賴清德希望「脫中入北」取代李登輝和蔡英文的「南向政策」，此一戰略目的在於擺脫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企圖結合與美國、歐洲與日本等所謂「全球北方」等國家產業形成的「非紅供應鏈」，如此「脫中入北」在形式上標榜「自主轉向」，實質上仍深陷於過往地緣依賴殖民意識的泥淖中。
首先，台灣在全球化進程中遭遇困境，主要在於民進黨企圖以主權未定論與對外依賴造成的內外壓迫，尤其首次政黨輪替由陳水扁執政期間，在主權定義上反覆拉扯，顯現台灣內部政經策略的節節敗退。這也使得台灣的地緣戰略出現定位失焦，皆無法擺脫「後殖民依賴性意識」框架，無論是李登輝推動的「南向政策」、還是蔡英文主打的「新南向政策」，圍繞某一強權為作為核心，這種依賴關係的戰略邏輯，難以延展自身主體性，如何真正建立平等合作架構。
以此觀之，「脫中入北」可被視為一種舊瓶新裝的依賴轉移，只是重新尋找另一可依賴的霸權體系，為了擺脫中國威脅，企圖建立美國與其主導的全球北方供應鏈體系。然而，單邊押注的戰略夥伴極其危險，也是國際博弈的自我設限。」台灣若將產業佈局全面押注在美國或其北方盟國，恐將逐步失去地緣政治中的戰略自主，變成另種一形式的後殖民意識存在。
「脫中入北」所對應的地緣戰略思維，與早期的「南北縱橫」與「東西橋樑」判若雲泥。李登輝時期，提出「南向政策」作為經濟佈局，實質仍深受日本學界「雁行理論」影響，而把日本視為雁頭、台灣看成雁身，東南亞諸國視為雁尾，在整體策略上還是以日本作為核心的產業技術。所以雁行模式的背後思維，無疑是後殖民意識的經濟發展戰略，呈現核心掌握高階技術資本，邊陲提供勞動資源以及製造基地。在此結構之下，台灣並無主體發展，僅能扮演中介與次級核心角色。
蔡英文執政期間的「新南向政策」，除了延續李登輝南向政策思維，同樣為了擺脫中國經濟的磁吸效應，卻又因日本長期經濟停滯，未能有效延續雁行結構，只能轉向印度與東南亞市場。這種戰略思考，仍無法跳脫傳統地緣分類與殖民經濟的既有結構，結果政策無法真正轉向，反而變成類似台灣在殖民東協國家，並無明確且具體的在地合作與互利基礎。
賴清德所期盼的「脫中入北」不過只是為了擺脫對「南方國家」的想像，全面擁抱「北方」發達的國家體系，殊不知是在冷戰式南北分類的重新挪用與重建，陷入一種典型話語依賴（discursive dependency），這類國家策略並未真正源自自身利益以及在地需求，遭受他者的國家利益，進而配合政策方向。
以地緣戰略觀點來看，台灣產業鏈嵌入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北方，但忽略了全球早已進入多極化發展，單極依賴策略無法回應多極化世界需求，對於當代複雜的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戰略競爭。中國、美國、歐盟、印度等多強並列之下，任何過度單邊的佈局都將導致風險集中，迫使台灣在區域博弈中失去靈活空間。然而，這種策略依賴與霸權認同，正是後殖民批判的核心議題，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並未真正出現，而讓原殖民秩序透過不平等的相互依賴重現。
從經濟角度分析，「脫中入北」若將資本與技術全面投入美國市場，根本忽略台灣在亞洲內部的區域供應鏈優勢與地緣關聯，恐將造成本地產業空洞化與外部風險加劇。過去，台灣大量資金外移至東南亞，導致本地製造業凋零的困境，如今恐怕會重蹈覆轍，若把未來發展完全寄託於美國，在美中經濟對抗之下，只能變成美國的經濟附庸，無法實現自我的經濟安全目標。
在文化與認同層次，「脫中入北」也蘊含某種「文化殖民」的風險，當台灣不斷強化與「民主價值」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站隊，認為能將自身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背景排除，進而深化對他者敘事的自我認同。如同後殖民理論家蓋亞特里．史碧伽克（Gayatri Spivak）觀點，「次替者無法發聲」（the subaltern cannot speak），當國家的自主策略建基於他國脈絡，如何真正發聲，因為語言已非自身語言，價值也非自身價值。
最後，長遠戰略來做分析，「脫中入北」實則可能只是另一場「戰略幻想」，台灣若將自身定位為美國全球戰略的一粒棋子，在美中對抗中扮演籌碼角色，短期可能獲得政經支援，長期則會失去地緣戰略的自主性質。台灣若完全排除中國參與，不僅是對經濟發展的不信任，更是對主體經濟發展的閹割術。最終目的只是為了實現某種託付美國的獨立夢，「脫中入北」已經預設了台灣無法做自己的現實結局。
綜上所述，「脫中入北」政策只是一種虛幻的思考，背後仍然充斥著後殖民經濟體系與地緣依賴邏輯，難以實現真正的國家自主。台灣若要在多極全球秩序中站穩腳步，需真正脫離話語與權力的不平等依賴，發展屬於自身的策略觀與區域對話性結構，跳脫對美的從屬關係，才能走向真正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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