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會議與《鹽鐵論》
陳麗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
西漢昭帝劉弗陵始元六年，紀元前81年2月～7月，召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辦，正式而規模龐大、時間久長的財經大辯論，內容是針對已故的漢武帝生前各項內外政策進行批判性的總檢討，並決定其去留，以為此後在霍光主導下昭帝財經政策的大方向。論辯雙方是選自民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間財團勢力的六十幾位賢良、文學，和以桑弘羊為主的，代表官方，完全站在政府財用支出立場的御史大夫與丞相史；桑弘羊其實就是武帝時期各項財經策略的靈魂人物。這一規模龐大的財經政策因革攻防戰前後長達五個月，起議者是杜延年，主導者是霍光，主持人應該是丞相車千秋。
一、西漢的財經政策
以平民革命起家的西漢朝廷，立國之初，由於經歷自秦末至楚漢之爭的戰火，關中經濟瀕臨破產，「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 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如何重整秩序，快速恢復生產力，是劉漢朝廷所要面對的第一道課題，由是而展開了前後約達七十年休養生息的「黃老之治」。在這段期間之內，漢廷對於商賈，其實是深怕受傷害，又略有期待的。自高組開始，便採取重農抑商之策，「令賈人不得衣食乘車」，又加重賦稅，「以困辱之」，?不聞禁止商業行為。到了惠帝、高后時代，或許是因應著生產力逐漸恢復，經濟漸次復甦的自然需求，「復弛商賈之律」，稍稍放寬了限制，然仍令「市井子孫不得為吏」。到了文帝時代，因著「黃老之治」的全面推展，放寬了鹽鐵與鑄幣等多項禁令，解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遂致「吳（濞）、鄧（通）錢布天下」。吳王劉濞還因境內有銅山，「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雖因賈誼之議而禁民私鑄，然仍未禁鹽鐵。武帝承四代之富厚，大興功利，開始攏奪商權，由政府統管一切財經事務。表面上看，是改變漢以來重農務本的策略，實際上是將入漢以來的抑商策略更加澈底化和深層化。
二、漢武帝的財經政策
「官營」是漢武帝財經策略的總綱，因著中央集權、一統政治體制的確立，武帝開始全面而大規模地收攏商權，而有一連串的租稅措施。
（一）算緡：武帝元狩二年（紀元前121年）「初算緡錢」，亦即始向商人收資本稅。規定凡在都邑中「貰貸買賣」、囤積貨物、經商以取利者，都應依自己的貨物，確實評估、報稅，大抵「緡錢」（本錢）兩千錢者抽一算（一百二十錢），亦即抽取6%的資本稅；手工藝商人每四千錢抽一算，約3%。除資本稅外，元光六年（紀元前129年），開始抽取商人的車船稅。船五丈以上，一艘抽一算；有車者，除為吏者、三老、北邊騎士外，凡有軺車，一車抽一算。商人有軺車者，一車二算。凡是隱匿，不自估價上報，或報得不澈底、不實在的，罰守邊一年。有來告發者，可以對分，稱「告緡」。
（二）榷酒酤：亦即酒品專賣。文、景時代都曾因製酒浪費穀糧而禁賣，景帝後元元年（紀元前143年）夏，稍解賣酒之令。武帝天漢三年（紀元前98年）榷酒酤，禁民買賣酒，由官獨營。
（三）均輸：亦即商業官營。元鼎二年（紀元前115年）～元封元年（紀元前110年）以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桑弘羊令大農部丞幾十人，普遍地在全國各郡任均輸官，然後通令各郡、國，將過去須自行運送入京之貢品，直接以當地土產充任，交給在地均輸官，由當地均輸官決定，或將朝廷所需者運往京師，或轉運至價高處出售。如此，既可省去往返京師之龐大人力與運費，又可免去長途運送程中所造成之損壞變質。
（四）平準：除了均輸官的設置之外，另一方面，自元封元年（紀元前110年）開始，又在京師設平準官，既收受各地均輸而來之貢品，又「盡籠天下之貨物」，清楚掌握其供需情況，「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均輸在郡國，各轉於京師；平準在京師，總收天下之轉輸。兩者皆由當時任大司農中丞、大農令的洛陽賈人之子桑弘羊主持。幾年下來，不但有效平抑了物價的漲跌，調整了貨物的供需，也大大增加了國庫的收入，「民不賦，而天下用饒。」
（五）鹽鐵官營：
秦代靠著收田租、人口稅、鹽鐵之利，國家財政「二十倍於古」。孝惠、高后之時，吳國東煮海水為鹽，由此不收稅而國用饒足。文帝後六年，曾開放山澤之利。董仲舒說漢武帝，宜將「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治。」武帝元狩四年（紀元前119年），由於連年用兵，縣官府庫大空，富商大賈或因冶鐵鑄器，或因煮鹽、賣鹽，財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用鄭當時之進言，漢武帝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總管鹽鐵事，開始全面推動鹽鐵公賣的政策。下令：招募人民自費煮鹽，由官府供給盆器，並負責收購、運送、販賣。有敢私鑄鐵器或販鹽者，砍左趾，並沒收其器物。鐵也一樣，由採礦、冶鍊、製作到銷售，全由官營。不出產鐵礦的郡國，則設小鐵官，專管鑄造、銷售鐵器事宜。同時拜任原本販售鹽鐵以致富之商人為吏，從此官吏便多是商人了。東郭咸陽本人就是以齊國大鹽商的身分，致富累千金而總領鹽事；孔僅原本也是南陽大冶，亦以冶鐵致富，累千金，而總領鐵事。兩人都是以鹽鐵致富而致吏為官的代表。幾年下來，不但孔僅拜為大農，官列九卿，官府也因鹽鐵官賣和抽收緡錢之故，財用略為寬鬆。元封二年（紀元前110年）由當時的治粟都尉桑弘羊代孔僅為大農，總領天下鹽鐵事，和均輸平準之法同步推展，成效卓著。
（六）統一鑄幣
西漢的幣制，高帝時曾因秦錢半兩，太重難用，改令人民鑄莢錢，結果弄得通貨膨脹，不軌逐利之民以其盈餘之財囤積貨物，操控物價，遂致米價一石萬錢，馬價一匹千金。高后二年（紀元前186年），行八銖錢，錢面半兩，重亦半兩（12銖），等於是恢復秦制。高后六年（紀元前182年），又行五分（2.4銖）之莢錢，皆公鑄，不得私鑄。文帝五年（紀元前175年）四月，解除盜鑄錢令，放寬限制，令民得私鑄四銖錢，錢面「半兩」。武帝建元年間，曾經先後行過三銖錢、半兩錢，至元狩五年（紀元前118年）廢三銖，行五銖錢，元鼎四年（紀元前113年）更通令各郡國，不准鑄錢，前所鑄者，皆銷毀之，專令上林三官統鑄，天下非三官所鑄錢，不得行，澈底統一全國貨幣。
（七）入粟補吏、贖罪…..
除了上述的財經策略外，武帝並在桑弘羊的建議下，採行了一連串入羊為郎、入粟除罪、入粟拜官，入物補官的措施，鼓勵人民商人踴躍捐貨、捐物，「以復終身，不復告緡」，甚至拜官受爵等措施。
在這樣多管齊下的策略下，果然在短短十幾年間，加上黃老之治七十年的滋養生息，國家的財力、物力雄厚了起來。而這一切，都是為了投入對外的戰爭。
三、漢武帝的對外政策
漢武帝自建元元年（紀元前140年）即位開始，至後元二年（紀元前87年）駕崩為止，共在位54年，期間南征北討，東征西討，最少經過大大小小不下於50場的戰爭，其中尤以對北方匈奴的征伐最是主體。
（一）北方：匈奴—匈奴自古即為中國北方的邊患，武帝以前，高帝曾遭平城之圍，用張良「奇計」始得解圍，然其「其計頗密，世莫得知」。高后初寡，冒頓單于曾數扣邊，並修書調戲求婚，高后忍辱婉拒。文、景行和親之策，齎財帛、納女以約親，仍數扣邊。武帝即位，反守為攻，自元光元年（紀元前133年起），開始了對匈奴長達39年的戰爭。其中規模較大的，約有三次，依次是元朔二年（紀元前127年）的漠南之戰；元狩二年（紀元前121年）的河田之戰，與元狩四年（紀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戰。經過這三大戰役之後，匈奴主力軍被殲滅，從此衰弱。「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廷。」
（二）西方：西域—為了斷絕匈奴的後援，也為了打通西方的通道，元鼎六年（紀元前111年）漢武帝派李息、徐自為征西羌。元狩元年（紀元前122年）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成功地打通了通往西方之路，屯田天山南北，使該地36國與烏孫悉為劉漢西北疆的一部分。太初元年（紀元前104年），派李廣利伐大宛。
（三）南方：東越（粵）、南粵、西南夷—元鼎五年（紀元前112年），發兵十餘萬伐南越，次年，元鼎六年（紀元前111年）滅了南粵。童年派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與樓船將軍楊僕伐東越；次年，元鼎七年（紀元前110年）滅了東越。元光五年（紀元前130年）派司馬相如、唐蒙出使西南夷，開鑿通西域之路，元鼎六年（紀元前111年）發兵平定西南夷。
（四）東方：朝鮮—至於東方的朝鮮，則在元封二年（紀元前109年）派楊僕、荀彘征伐之，三年（紀元前108年）平定，設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可以說，從元光到元封年間，尤其是「元鼎」的那幾年，漢武帝東西南北四方征伐，將漢朝的版圖與聲威擴張到了極至，卻也付出了人才、物力、財力的巨大代價。其結果是國庫積存耗盡，百姓困苦加重。征和二年（紀元前90年），李廣利以軍降匈奴，漢武帝開始後悔征伐過甚。搜粟都尉桑弘羊、丞相、御史奏請屯田輪臺，以安西域；漢武帝終以「擾民」為由，回絕了諸人之議。並明示其晚年的策略：「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漢書》卷96下〈西域傳〉）算是為早年的大肆改革、飛揚跋 畫上了休止符，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法家財經政策與霸權外交。征和四年（紀元前88年）以車千秋為相，封「富民侯」，取意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
四、鹽鐵會議
後元二年（紀元前87年）二月，漢武帝行幸至盩厔的五柞宮，終於駕崩，走入了歷史。顧命大臣大司馬大將軍霍光依遺詔，與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奉太子劉弗陵即位，是為昭帝。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循武帝晚年的和緩調整之策，一方面恤問民間疾苦，一方面對匈奴、西域僅充武備。從昭帝始元元年秋至五年夏，或舉賢良、或問民間疾苦、或遣使賑貸貧民、或因災而止當年田租、或止民出馬、或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其對外策略，則沿武帝晚年「發軍屯西河」及「行北邊」以禦匈奴之策，於始元五年，「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在一連串的舒緩策略之下，果然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積蓄，唯鹽鐵仍是官營。
昭帝始元六年（紀元前81年），杜延年向輔政大臣霍光建議「宜修孝文時政」，舉賢良文學，罷鹽鐵酒榷。賢良文學答問「民間疾苦」與「教化之要」時，亦以「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平準、毋與天下爭利」為對。霍光於是採杜延年之建言，以昭帝之名，詔舉賢良文學，讓他們與桑弘羊等武帝時期的財經大臣，於始元六年（紀元前80年）二月開始，對武帝朝的財政與外交政策，展開了長達五個月的總批判與大辯論，以決定鹽、鐵、酒等財政事業是否繼續國營，這便是有名的「鹽鐵會議」。
在長達五個月的會議中，表面上看來，是代表民間地方的賢良文學與代表官方財經勢力（其實也是武帝時代一切財經策略籌畫推動靈魂人物）的桑弘羊對辯。前者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有選自三輔、太常的茂陵唐生，與選自郡國的文學高第魯萬生、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等六十餘人。事實上，這些賢良文學既亦選自「太常」，「太常主諸陵園，別治其縣」，原本「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則其所代表與力爭的，是否真的那麼單純地就是一般基層民眾、匹夫匹婦的利益與心聲？還是這些被徙來「充實」的「豪富民」，所代表的即是私營商賈的利益？是很難一言概盡的。桑弘羊是洛陽商人之子，史書說他十三歲時以善心算為侍中，元鼎2年（紀元前115年）為大司農中丞，元封元年（紀元前110年），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孔僅，領天下鹽鐵，行均輸、平準、入粟補吏令，成為武帝一朝推動國營經濟政策的核心人物。這是就論辯的人物而言。
其次，就論辯的議題與內容言，主要當然集中在國營經濟事業與對外（主要是匈奴）征伐、邊防事件兩大焦點，然亦涉及刑法、禮法、災異、社會風氣等等議題之對論。其進行方式，則採對話與對策並行，亦即口頭之言詞對辯與書面之文詞討論雙軌並行，短則一問一答，多則雙方你來我往，數問數答，最多者根據桓寬《鹽鐵論》的記載，高達五問五答，其對辯之激烈，可以想見。所有對話過程與內容，悉載於桓寬《鹽鐵論》中。從所載內容看來，賢良文學多從仁義道德、重農抑商、義利之辨、行文德以徠遠人等等儒家基本觀點出發，去批判國營經濟之與民爭利，「散敦樸之風，成貪鄙之化」，均輸、平準執行時所產生之弊端與傷民；以及對匈奴之不能懷德以徠之，而興兵陣戰，有虧王者之風。他們緬懷文景時期厚幣結親、偃兵休士之往事，希望盡罷均輸、平準、鹽?、酒酤，恢復重農抑商之策。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則以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與夫國防、財用之實際需要，暢論防邊之不可不用兵，肯定武帝之伐匈奴與國營經濟之別無選擇。雙方你來我往，桑弘羊幾乎是以一敵眾，力戰群儒。根據《鹽鐵論》的記載，代表民間的文學共發言123次，賢良26次，御史大夫（應該是桑弘羊吧！）發言了113次，御史19次，丞相史11次，至於主持人丞相，或許是為了保持中立，只發言了4次（以上係根據徐漢昌《鹽鐵論研究》的統計），內容無涉兩邊。過程中，或因眾寡懸殊，或因連年爭戰匈奴與征伐四方果真加深人民的痛苦指數，或因鹽鐵國營與均輸、平準確有嚴重的官吏貪污問題，論辯過程中，桑弘羊亦時或嘿然語塞，無言相對。論辯就在前後長達五個月，針鋒相對百餘次的激烈狀況下展開、作結。整整五個月的論辯過程與詳細內容都被桓寬整理成《鹽鐵論》。
五個月後，論辯結束，只罷了酒榷。次年，昭帝元鳳元年（紀元前80年）九月，桑弘羊為子弟謀官職，怨望霍光；杜延年揭發燕王旦之反，桑弘羊或因鹽鐵事招恨杜延年而遭波及，被誅。
五、《鹽鐵論》
鹽鐵會議後，桓寬依當時會議的實際情況，整理紀錄了全部的過程與內容，編寫成《鹽鐵論》。全書共六十篇，篇題自是桓寬所加，內容記載完全依照會議實際情況，故採一來一往對話形式以表現，結構難免較不謹嚴；但卻有較高的歷史性。大致說來，從第1篇～28篇是御史大夫對郡國文學的論辯；自第29篇〈散不足〉～41篇〈取下〉，是御史大夫對賢良的論辯，辯後，賢良文學皆獲命為列大夫。自第42篇〈擊之〉～59〈大論〉則為御史大夫、御史對文學，多論禮治與法治，亦即儒法辯爭。每一篇長短不一，短則一問一答，長則五問五答。第一篇〈本議〉標出中心議題：鹽鐵、均輸、酒榷，第59篇〈大論〉是全書總結，第60篇〈雜論〉是桓寬的跋，說明編撰之原因與對論辯的看法，等於是編后記。第12篇〈憂邊〉、16篇〈地廣〉、38篇〈備胡〉、第42～52篇，包括了〈擊之〉、〈結和〉、〈誅秦〉、〈伐功〉、〈西域〉、〈世務〉、〈和親〉、〈繇役〉、〈顯固〉、〈論勇〉、〈論功〉等共14篇，在各論題中，篇幅佔最大，皆為對外伐匈奴相關之篇章。第3篇〈通有〉，第4篇〈錯幣〉、第5篇〈禁耕〉、第6篇〈復古〉，第15篇〈未通〉、第36篇〈水旱〉共6篇，則涉及鹽鐵國營、均輸、平準、榷酒酤等論題。第55篇〈刑德〉、56篇〈申韓〉、57篇〈周秦〉、58篇〈詔聖〉、第7篇〈非鞅〉、第8篇〈?錯〉、11篇〈御史〉、27篇〈利議〉等八篇，涉及儒、法之爭，第59篇尤以批孔與擁孔的對辯，為儒、法之爭打上句點。
至其思想大要，則
（一）就國營事業之議題言
御史大夫認為均輸可以「通委財而濟緩急」、「均有無而通萬物」，小以濟困賑乏，備水旱之災，大則充實府庫，以佐國防邊用。平準可以調節物價，使富商大賈無所攏斷牟利。榷酒酤則既可節用儲糧，抑制穀物浪費，避免糧食不足。
賢良文學則就實際實施效能反駁政府重視國家財政，忽略民生需求；執行時人事又多弊端，導致官商勾結，商賈屯積壟斷一依舊，物價飛揚，利仍歸商，不在民。鹽鐵專賣與榷酒酤則壟段斷酒品、商品，與民爭利，困苦百姓。政府應「廣道德，開仁義，興教化，廣利農耕。」
（二）就統一幣制之議題言
御史大夫認為可以可以穩定幣制，防止劣偽，防止諸侯藉?幣以蓄財，厚植實力，重演七國事件。賢良文學則舉高祖以來歷代制度之變更頻繁，官幣之質地輕劣，又不合規格，困擾百姓為由，力主自由開放。
（三）就征伐匈奴之議題言
御史大夫舉鄒衍大九州說，以為不論為了維護國家威望，還是湔雪前代之恥，力圖長治久安都必須對匈奴有較為澈底的處理。一切戰爭的消耗和人員物資的損失，站在為國家長遠考量的立場，都是必須付出的代價。賢良文學則堅持以德服人、以德徠遠、行仁義的儒家古訓，反對武力攻伐，認為它造成天下疲敝，人民痛苦萬分。
（四）就「刑」與「德」、「禮」與「法」的儒法對立觀點而言
御史大夫基本上站在法家觀點，認為「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法令刑罰是施政的必要手段，只有透過刑罰，才能禁惡止，故力主重刑重罰，以整飭社會秩序。賢良文學則則強調德教為本，仁義為基，主張法為德輔，重德輕刑。
除了上述的幾個主要論題之外，在其他許多篇章中，還因焦點議題所及，旁?民風、農本、官箴、變法之是非功過等等問題。要之，御史大夫多譏賢良文學泥古違今，迂腐不切世務，鄙陋好空；賢良文學則責御史大夫棄道德而澆薄人心，貪圖近利而敗國困民。
有關《鹽鐵論》全書的撰作時間，說法不一。一般認為較為可靠的時間點應該是在宣帝地節4年～甘露4年（紀元前66～50年）間，亦即鹽鐵會議後的20～30年間。因為桓寬正是宣帝時的郎官，位至廬江太守丞。史書對他的記載很少，只知他字次公，汝南人，研習公羊學，昭、宣時人，卻在宣帝時為官。《鹽鐵論》是他整理當時的會議記錄，廣增條目而成的。記錄過程中很清楚可以看出他是力求持平的，卻仍不掩對賢良文學的偏倚和支持。這一深具時代意義的大事，詳細內容與狀況，就因著他的整理而在歷史上永遠的流傳了下來。今傳《鹽鐵論》版本不一，其中以明弘治14年（紀元1501年）新淦涂禎所翻宋嘉泰本最善，清嘉慶12年陽城張敦仁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尤為完備。近人之校注則以王利器《鹽鐵論校注》最為詳盡，方便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