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回台時寫時這篇文章，但不知為何，寫了便忘了，今天才突然發現....

抵台第一個晚上，與一位媒体界的老朋友碰面，免不了提及日本的情形。我這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有關日本震災的新聞，全看日本媒体的報導，他對日本媒体在地震發生後，表現的紀律印象很深刻，他告訴我在地震發生第一時間，所有媒体沒有報導災民的哭天搶地，而是以救難資訊優先，不斷的告訴民眾，此時應做什麼，不應做什麼，換言之，國難當頭，媒体得全力配合政府救難筞略的傳播重責。另一方面，我看CNN，BBC這些國際大媒体，也都對日本人在災難發生後，仍然井然有序的民族性讚揚有加，看不到在其他區域常見到的混亂及憤怒。身為台灣媒体的一員，常被指為亂象根源的一部分，我對日本人及日本媒体展現的紀律當然非常的欽羡，所以當朋友提到日本媒体對政府的配合，我馬上連聲稱是，心裡想的是台灣媒体不知會如何將這場災難，轉為收視靈丹。

但回到旅館，因時差在半夜醒來，想起與朋友這番對話，突然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想法。我跑洋基新聞五年，最大的收獲之一，便是觀察到日本人如何跑新聞。日本媒体當時在洋基為了松井秀喜也派出二三十人的大陣仗，但相對於台灣媒体初時缺乏跑國際体育新聞應有的禮節及常識所表現出來的混亂，日本媒体的確又展現了紀律的一面。但當台灣媒体渡過了學習期，我們的記者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又是日本媒体不及的。比如在記者會上，當台灣媒体英文再破也要搶著問時，日本媒体極少發問，我與日本媒体交談時，他們多告訴我，他們在日本跑新聞便是如此，要尊重前輩，要守秩序，前輩沒問，你就不要亂問。我心裡想，有時蠢問題會引來好答案，而且那個年輕記者沒有經過問蠢問題的學習期?再來，所謂的媒体自由呢? 這麼服從權威，如何挑戰權威?

在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的作品低IQ時代裡，大前提到他對日本年輕一輩過多草食男，草食女，失去了上一輩開疆辟土的魄力，缺乏問”hard questions”質問力的能力的現象非常憂慮。所以日本人也在擔心，日本的教育是不是把日本人教得太”聽話”了?

但在這一次的震災裡，難道不是這同一個民族性，讓日本人的救難進程看來如此井然有條?

所以每個民族性，就與一個人的個性一樣，常是你的優勢，也是你的短處。

這次在南韓，我也有同樣的感觸。在台灣對南韓人很流行的批評，就是”太愛國”。韓國人因為”太愛國”，所以會在体育賽事裡，讓裁判做不公的判決，如楊淑君事件。姑且不論這樣的批評是不是正確，可是你如果到韓國去，你就會發現，韓國人的”愛國”不是只發揮在比賽作弊上。比如他們因為很愛國，所以花了大筆資源，重建韓國宮殿，保存韓國的傳統文化資源。更讓我感嘆的是，許多現代美術館都是由韓國的大企業出資成立的，比如現代汔車的現代美術館，三星企業的三星美術館，藏品之精，館社之美，對韓國本土藝術家的培養，都讓我很艷羡。

對我來說，這就是我為什麼旅行，為什麼看國際新聞的動力。不是去看別人有多慘，或是別人家的餐廳多好吃，而是去看別的國家怎麼應付災難，怎麼樣投資在下一代身上，再回頭來看自己，我們有什麼，缺什麼，我們的民族性是什麼，我們的優勢，我們的短處。我們對大型災難的應對能力，我們的媒体對政府的監督能力，我們對下一代的教育與投資，我們的民主給我們帶來的混亂及活力，我們人民的善良及不分黑白，這是我們的真面目，唯有透過世界這個大鏡子，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才能談到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