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理師很體貼地為我找了一個華人精神科醫師，姓王。 他除了一張中國臉外，一點也不中國。 他一個ABC，除了不會中文，我倆也一直沒有建立起治療上的 rapport。

古早的精神科醫師，或搞佛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或搞 Skinner 的行為治療，具重建立治療關係，以突破病人的心防與自衛機轉，然後再進行心理治療。  可是現代的精神醫學，多是以針對生理為主的藥物治療。

他聽完我的敘述，問過其他藥物的歷史，立即開藥。 開的不是流行的 Prozac， 而是 Celexa， 一種治療腦分泌的化學失衡的藥。 而腦腺分泌化學不均衡，是造成憂鬱症的主因。 他要我下週再來複診，同時要我繼續看我的心理師，更重要的一定要戒酒。

拿了藥後，我的第一反應是： 好嘛，我現在是正式的 psycho 了。 看著那藥片，就想到電影 “飛越杜鵑窩”。 那我吃了這藥後，也可能像自己以前顧過的病人一樣，被“鎮定”成了行屍走肉般的 zombie？   我需要這樣的治療嗎？ 

吃了藥的第一週， 我發現我還是理智清醒，藥物對我唯一的副作用是手汗。 手濕的我無法拿網球拍，也就是每週兩三次的網球活動，不再有樂趣。  我對診斷與治療的否定與抗拒，有了一個合理的藉口： 這藥不能吃，非得與這不會說中文的王大夫談談。

在他的診所，王大夫聽完我的用英文準備的據理力爭後，用他專業的眼光看著問我： 

請問，是你來找我，還是我把你從街上抓來的嗎？ 

哦？  我答不上話。

年輕的王大夫專業又冷靜地說：

X先生，是你生了病，來找我。  我認為你需要這藥物治療。 你吃不吃當然是你的決定， 可是，如果你不吃，你可以不必再來看我這醫生了。

我老頭，一向吃軟怕硬，便敗下陣來，乖乖地當了王大夫的“精神病人”。

在中國待了兩年，有很多錯過的電影要補看回來。吃了藥一個月後，有一天，我利用午餐時間，到附近的租電影帶的店找電影，好晚上回家看。  

午餐時間，店裡無其他客人，我選了幾片後，走到櫃檯。  櫃檯後的女店員說：

Boy， are you in a good mood today?  (你今天心情這麼好？！）

我聽了嚇了一跳，我的第一反應是： 你開什麼洋玩笑，吃我老豆腐，我有憂鬱症耶。

Am I ？ 我說。

她說，你一進店就吹著口哨，快快樂樂的樣子，我就在看你， 今天是好日子嗎？

這藥，這藥，真是快樂藥，我居然不自知的在吹口哨！！  我突然發現，我快樂的能力，就像武俠書中主角的功力，失而復得。  （王大夫，你不會說中文無妨，醫術可似華佗！）

心理師，看了我幾個月後，也開始放我單飛，可是堅持我兩件事： 第一，戒酒。  第二，寫日記。  我在離開那鳥不生蛋的地方前，王大夫也再看了我一次，給了我三個月的處方。 他要我吃一年的藥，到了新地方，找到新的醫生便通知他，他會將我的病歷傳去，繼續拿藥。 我問他，一年以後呢？  他說，希望你就好了，否者，可能就一直吃了。

我戒了一年的酒，寫了一年的日記，吃了一年的藥。  我再也沒有看其他的精神科醫師，後來的藥都是我的家庭醫師續的。  其他如我在照片裡的地方 寫的，不再重複了。

後記：

1998年，我在KC生病時，常跑書店。 有一次看到招貼， Iris Chang，要來 KC 為她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簽書。

Iris Chang （張純如），跟王大夫一樣，一個ABC， 年輕優秀的歷史學家，媒體人，作家，在 2004 年，在自己車裡舉槍自殺。 她走的時候，36歲，婚姻美滿，兒子才兩歲。

她是千萬憂鬱症的患者之一。

老頭我不喜歡台灣媒體，認為台灣媒體是禍源之一。 其原因之一，是台灣媒體喜歡炒作自殺新聞，以他人的悲痛來賣錢。 幾年前，炒燒炭， 或配合政客炒自殺率搞選舉。

最惡的是混淆視聽，只追自殺的外在因素，什麼殉情殉職，功課壓力，父母失和，婚姻破裂，事業失敗等等。 都是屁話，間接鼓勵人，可以任何理由輕生。

同時，忽視了教育社會大眾，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 憂鬱症。

我寫這一系列的文，不求看官的推薦，只請大家告訴大家，憂鬱症是一種疾病，不要韙疾忌醫。  人會生病，病了要看醫師。 

後記2：

我的標題是過去式的： 我得過憂鬱症。  可是自己也知道，這病不似天花，得過就終身免疫。 所以還是十分注意預防再發。 最近的一般的說法，還是以運動為上。 音樂，舞蹈，咖啡，煙草，巧克力，社交活動，都是好東東。  認知療法，也很重要，即不要鑽牛角尖等。 

導讀： 我得過憂鬱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