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詠名華詩句
一面浮起詩中所詠花卉圖案
畫面上選擇的十種名花
通常稱作 名華十友
色墨，是繪畫用的顏料，有紅、黃、青、綠、藍、棕、白等色，多為天然色料配制，色彩純凈艷麗，不易褪色。早期色墨，雖然已不多見，但從唐、宋繪畫中，仍可看到古代使用顏料的精美與華麗。唐人《金碧山水圖》，畫面以青、綠色彩為主，間施以金，描繪出秀麗蒼翠的山川，巍峨宏偉的殿閣，展現出輝煌壯麗的自然圖景，突出了色彩的美麗。五代時期著名畫家顧閎中創作的《韓熙載夜宴圖》，畫面前後分作五段，用濃筆重彩的藝術手法，把南唐宰相韓熙載的夜生活，刻畫得惟妙惟肖。宋徽宗趙佶的《聽琴圖》，色彩柔和艷麗，人物傳神，更顯示出色彩的美妙。宋人王希孟《千裏江山圖》，用大青大綠的色彩，描繪出青山疊翠，綠水蕩波，把祖國的錦繡河山，刻畫得十分雄渾壯觀，令人陶醉。這些平敷於紙、絹上的色彩，已渡過了八九百年，乃至千年以上的歷史滄桑，仍然保持著奪目的光彩，充分顯示出古代顏料制造之精良，使用色彩之美麗。目前，尚可看到明代成化（1466-1487）時期的禦制色墨，有紅、黃、綠、紫、棕、白諸色，均采用礦質原料配制，十分珍貴。
乾隆禦詠名華詩十色墨，一套十錠，盛於黑漆盒內，均系長方形，長11.3厘米，寬5.3厘米，厚1.6厘米。分朱紅、淺紅、黃、淺黃、藍、白、黑、綠、棕、淺棕十色。每錠墨均凸起邊棱，一面陰文隸書填金乾隆禦詠名華詩句；一面浮起詩中所詠花卉圖案。畫面上選擇的十種名花，通常稱作“名華十友”，按墨盒中排列的順序，依次為：
芍藥，初夏開花，花大而美，類似牡丹，色彩繁多，鮮艷富麗，稱作“艷友”。
梅花，早春時節，先開花後生葉，耐風寒，花有紅、白二色，清淡典雅，稱作“清友”。
荼蘼，亦作酴醾，因花似酴醿酒色而得名。宋代詩人蘇軾有“酴醿不爭春，寂寞開最晚”的詩句，形容此花品格高尚，稱作“韻友”。
茉莉，一名鬘華，春夏季盛開白色小花，味清香，稱作“雅友”。
瑞香，別名錦薰籠，為長青灌木，春季開花，外表紅紫，內裏白色，芬芳香郁，稱作“殊友”。
桂花，中秋前後，盛開黃或白色小花，花叢生於葉腋間，味芬芳，有“九裏香”之譽。古詩中有描寫“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的名句，稱作“仙友”。
海棠，春天開花，花未放前，呈深紅色，盛開之後，變成淡紅、紅、白相間，綠葉掩映，明快艷麗，稱作“名友”。
梔子，仲春季節開白色花，味芬芳清淡，夏秋季結實，味苦性寒，可入藥，稱作“禪友”。
菊花，深秋季節開花，品目繁多，花態多姿，為著名觀賞植物，歷來是詩人詠頌的名花之一，稱作“佳友”。
荷花，生淺水中，夏季開花，多紅或白色，花朵碩大，浮於水面，亭亭玉立，稱作“浮友”，亦稱“靜友”。
每錠墨的左側邊緣鐫陽文楷書“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這套墨，原為清代宮廷所藏，現保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北京故宮博物院另有一套“乾隆禦詠西湖十景十色墨”，色彩與“名華詩十色墨”近似，但墨的形式富於變化。一面為陰文楷書填金乾隆禦詠西湖十景七言律詩；一面浮起詩中所詠西湖十景圖畫。依次為“曲院風荷”、“花港觀魚”、“蘇堤春曉”、“斷橋殘雪”、“三潭印月”、“雙峰插雲”、“柳浪聞鶯”、“南屏晚鐘”等。畫面的構圖以極簡練的手法刻畫出主題的基本特征，藝術地再現了杭州西湖的美麗景色，形象地反映出二百多年前，西湖十景的歷史面貌。
發表於《收藏》2005年第11期，作者：陳誦雎 |
清代嘉慶年間，栗陽縣令陳鴻壽與擅長全手工製壺的紫砂藝人楊彭年合作，設計製作了多款名聞遐邇的“曼生壺”，不單使紫砂工藝走出低谷，達到一個時代高峰，更開啟了一種造型和裝飾的新思路，使紫砂壺擺脫庸俗，成為文人雅士展現文采、表達思想、寄託情懷的載體。
這段時期產生了許多極具文化韻味的作品，其造型豐富多樣，裝飾手法靈活而富於變化，如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楊彭年款河圖洛書盤、國山銘筆筒等紫砂製品，均具上述特徵。而故宮所藏的一件楊彭年款“大富千萬”紫砂壺，則以其奇特的造型、不同讀法的裝飾文字、及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帶給我們更多欣賞、玩味的空間。
“大富千萬”紫砂壺
“大富千萬”壺（圖一
，引自韓其樓，夏俊偉著《中國紫砂茗壺珍賞》） ，紫朱泥，壺形為鼓腹的方形，短流，弧形把手。柱形紐，紐頂端貼塑一枚外圓內方孔的古錢，錢文為篆書“大泉五十”，乃仿新莽銅幣“大泉五十”（圖二 
）而作。壺身一側點塑陽文篆書“大富千萬”四字，另一側陰刻楷書近八十字：“漢泉範背文'富人大萬'，予以大布當千證之，'人'字中應有一點，作'千'字。回讀之，文曰：'大富千萬'，於義亦順，或久而剝蝕以致沿訛。孫氏古云曾以縮本法勒石贈餘，制茗壺以俟考古者。癸未仲秋，幾×”（最後七字引自《收藏家》2000年12期葉佩蘭《漫話曼生壺》，疑有誤讀，後文另論）。壺流下方陰刻“名華十友齋清玩”（“齋”字韓其樓、夏俊偉《中國紫砂茗壺珍賞》誤讀為“參”，葉佩蘭《漫話曼生壺》及《收藏家》2002年第1期葉佩蘭《故宮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誤讀為“壘”，在此一併正之）。壺底有一圓形凹面，上鈐篆書印“楊彭年造”。癸未年應是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此壺是楊彭年為“名華十友齋”所製茗壺。
從壺上銘文可知，“孫氏古云”曾以一件背面刻有在當時被人讀作“富人大萬”四字的新莽錢範為藍本，以“縮本法”刻石贈與壺主。壺主在銘文中著重論述“大富千萬”中“千”字的篆法，及由此而引發的這四個字的讀法。銘文認為“大富千萬”這四個字可有兩種讀法：可依當時通行意見，右起豎讀作“富人大萬”；可左起回讀（也稱旋讀）作“大富千萬” ，他認為錢範中“千”字的一點可能因為年代久遠而剝蝕掉了，而被誤認作“人”字。他在銘文中稱“予以大布當千證之，人字中應有一點”，其中“大布當千”當指“大布黃千”銅幣（圖三
），此幣是莽錢“布幣”之一，其“千”字中的一橫寫作一點。但他其實並不敢肯定這個字到底是“人”，還是“千”，所以“制茗壺以俟考古者”。而這位以“縮本法”刻“大富千萬”贈與“名華十友齋”主人的“孫氏古云”何許人也？
“大富千萬”印章
“孫氏古云”即清代著名篆刻家孫均，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清宣宗道光六年（1777—1826年）浙江仁和臨平鎮（今餘杭縣）人。字詒孫，號古云，又號遂初。清嘉慶元年（1796年）襲三等候爵，官散秩大臣，後因病而裁爵，遂居蘇州，能作鑄金範模。工竹刻，書法長篆隸。篆刻取法陳曼生，純以切刀為之，刀法雄健，佈局謹嚴，印風靜穆，作品雖傳世不多，卻為後人所推重。在孫均存世不多的一枚印章中，正巧有一方“大富千萬”印（圖四
，引自《中國璽印篆刻全集——篆刻下》）。此印縱24毫米，橫19毫米，長圓形，印文為篆書“大富千萬”四字，左起旋讀，邊款：“漢泉範之陰有大富千萬四字，篆法古勁，餘曾摹作小研（即“硯”，筆者註），友華仁兄見而愛之，屬為此印，亦書家縮本意也，嘉慶乙亥(嘉慶二十年，1815年)九月朔古云並記。此範沿為'富人大萬'，以布貨十品大布黃千證之當作'大富千萬'無疑，次日又記。”（引自《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７‧璽印篆刻》）
從邊款可知，此印面造型源於王莽時期的一件錢範，該範背面刻有“大富千萬”四個篆字，篆法古勁，而當時人們將其讀作“富人大萬”。孫均以“大布黃千”之“千”字佐證，認為應當讀作“大富千萬”。
這裡有一條重要的線索，邊款中說此印是為“友華”所刻，聯繫紫砂壺上“名華十友齋”主人說孫均曾以“縮本法”刻石相贈，兩人所說是否是同一方印章？而“友華”與“名華十友齋”之名何其相似，兩者有何關係？是否同一人？
“大富千萬”錢範
在分析這幾個人物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前文所述紫砂壺和印章的源頭——新莽“大富千萬”錢範（圖五
）。錢範是用來鑄錢的模子，這是一件用來鑄造“大泉五十”的銅製錢範，範背面刻有“大富千萬”四個篆字。王莽建立的國號為“新”政權雖然僅有十五年（9~23年），但其鑄造的錢幣品種之多、工藝之精美，在中國歷史上卻是絕無僅有的：計有二種刀幣、十種布幣、六種泉幣等近二十個品種，“大泉五十”是“泉幣”之一，是所有新莽錢幣中流傳使用最廣者。
此範原件及拓片今已不存，圖片及說明見於清人相關著錄。圖五引自清代劉體智輯《金文拓本卷十四，泉範》1935年石印本，書中將四字篆文讀作“富人大萬”（轉引自陝西省錢幣學會主編《新莽錢範》）。可惜此書為刻本，其中圖片並非拓片影印，無法得見字畫細部，不知“千”字中當有一點之處是何情形。另據清人倪模《古今錢略》記載，此範高約16厘米，上下邊寬約9.5厘米，中間最寬處約12厘米，然將範上文字誤讀作“大富六萬”。
孫均的這枚印章從佈局到文字的篆刻完全模仿“大富千萬”錢範，只是尺寸較錢范小很多，這便是“大富千萬”紫砂壺款中所謂的“縮本法”及孫均印章邊款識所謂的“縮本”之意。
“千”的寫法及“大富千萬”四字的讀法
清人編輯的錢幣著作中，收錄多件背有銘文的新莽錢範，如銘文為“日利千萬”（圖六
）的“大泉五十”錢範，銘文為“大利千萬”（圖七
）的“貨泉”錢範（圖六、圖七均引自陝西省錢幣學會主編《新莽錢範》），及銘文為“母二”的“貨泉”錢範等。然而，上述“日利千萬”、“大利千萬”及新莽錢幣“一刀平五千”（圖八
）的“千”字寫法，與“大富千萬”之“千”明顯不同，前三者的“千”字中有一橫，而“大富千萬”中的“千”字缺少一橫，看起來更像“人”字。再看新莽布幣“大布黃千”及圖十漢代吉語印“千萬”中的“千”字，一橫變成一點，與“大富千萬”中的“千”字倒是比較接近。從清人著錄中看，“大富千萬”錢範上的“千”字寫法與篆書“人”字完全相同，右起豎讀作“富人大萬”是最易想到的，也是唯一勉強可通的讀法，但“富人大萬”的吉祥語在漢代從未見過，其語義也顯得彆扭。
孫均通過與“大布黃千”的對比，認為此字為“千”，此四字當左起旋讀作“大富千萬”，可謂真知灼見。作為吉祥語，“大富千萬”在錢範上是首見，但“大富”、“千萬”等詞在漢代則是極常見的，如陝西華陰縣西漢京師倉出土的瓦當“大富”（圖九
），及漢代吉語印“大富”、“千萬”、“日入千萬”（圖十
，引自黃惇主編《歷代圖形印吉語印印風》 ）等，均可作為孫均釋讀此範的旁證。至於錢範上“千”為何成為“人”字，也許正如“大富千萬”紫砂壺刻款中所言，是因為年代久遠以致銅範上“千”中一點剝蝕，而遭後人誤認。至於孫均刻印所參照的是銅範本身還是銅範拓本，亦或是前人輯錄錢範的刻本，我們無從得知，但參照刻本的可能性最大。
“友華”與“名華十友齋”
至此，我們對此壺的緣起及相關的文字問題已有了大致的了解。
篆刻家孫均對王莽“大泉五十”錢範背後的銘文“大富千萬”四字非常欣賞，認為其“篆法古勁”，於是模仿其形其字製做了一件硯台，其友“友華”見而愛之，請求孫均仿之篆刻為印章，孫均便縮小尺寸刻成“大富千萬”印章，並在邊款中記其由來，次日又補記自己對錢範上四字讀法及“千”字寫法的考證。
孫均之友“友華”不見史籍，“大富千萬”紫砂壺流下“名華十友齋”當是壺主人的齋號，“名華十友齋”亦不見史籍。古代“華”與“花”通，“友華”即“友花”，以花為友也，《中國璽印篆刻全集》對孫均此印的邊款便直接讀為“友花”。而“名華十友齋”即“名花十友齋”，如果認為“名花十友齋”是這位“友花”先生的齋號，當不為太過。果真如此的話，訂製這把茶壺的人便正是孫均之友“友華”了。另外，據故宮博物院葉佩蘭先生文章，紫砂壺銘文的最後是“幾×”三個字，這個位置通常是落名款的地方，我懷疑葉先生釋讀為“幾”的兩個字正確的讀法可能就是“友華”，“ ”明顯就是“友”字，而“華”（“華”的繁體）字的某些篆隸書寫法與“幾”頗為相像。此壺刻款雖為楷書，但多處用篆隸筆法，這是清代文人好古的常見作派。除這兩個字外，“名華十友齋”中“齋”字也是一例，圖片中可以看清該字寫法，其結字方法作篆隸時常見，作楷書則少見，於是“齋”字就被誤為“壘”或“參”。
需要說明的是，我並未親見此壺，所依據的是韓其樓、夏俊偉《中國紫砂茗壺珍賞》中的圖片和文字，及葉佩蘭先生《漫話曼生壺》及《故宮博物院藏明清紫砂器》等資料。認為“爻幾”可能是“友華”誤讀之推斷，純屬猜測，請方家批評。
“友花”先生在得到孫均所刻之印八年後之道光三年（1823年），又請紫砂藝人以此印為藍本製此紫砂壺，並刻銘文記其事本末。
此壺工匠款是清代著名的紫砂藝人楊彭年，壺主是“名華十友齋”主人，壺身刻款涉及清代篆刻名家孫均。整壺造型源於新莽錢範，壺紐裝飾取材於新莽錢幣。此壺相關人物和器物大多有據可查，在歷史、書法、篆刻、文字考證等多方面都有值得把玩之處，實為難得珍品。也許一件優秀紫砂作品的價值和內涵正在於此，它已不僅僅是紫砂藝人精湛手藝的體現，更包含了諸多歷史、文化和人文的因素，分外生動而鮮活。
至於製壺工匠是否確為楊彭年，在此不作確論。如果通過對此壺實物製作工藝等要素的考察，證實楊彭年果真是此壺製作者，那麼，名匠與文人的合作又多一傑出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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