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最令人擔心的事，就是沒有辦法阻止它成為一個世界，如果只有一個世界，任何事件走偏了，全部的事件也跟著走上岔路。』           -----Kenneth  E.  Boulding

 

    如果汽車漫無目的的使用，土地的空間有所限制，汽車大量使用，很快就會墜入所謂的《公有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情境之中。

 一、公有地的悲劇

  這一詞係岀自人類生態學家蓋瑞‧哈汀(Garret Hardin)於1968年十二月刊載在《科學》(SCIENCE)期刊的一篇文章標題。哈汀所提出的概念，道出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哈汀所指涉的是人口問題，人口漫無目的的成長將使地球崩解潰散，他說道：「自我追求的利益，並不能促進更大的公共利益」。他也認為，世界資源是有限的，愈多人口將使每個人分配的物質愈少，科技尤其是農業技術，基本上是無法改變現狀的，我們不可能讓人口無止盡的擴張，卻又要同時滿足每個人的需求。

   自古以來，人們就知道，任何公有共用的東西必遭群體濫用。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早已說過：最大多數人共同使用的東西，必定獲得最少的照管。話說如此，此一濫用的現象卻很少人認真地探究其底蘊。

    有位英國經濟學教授 威廉佛斯特‧洛伊 (William Forester Lloyd)在1833年時，曾對公有地做過分析，他認為，一個牧人不斷地在牧場上增加牲口，收益只會逐漸達到飽和狀態(saturation)，多放牲口無實質利益收穫，反而會逐漸漸少。放牧在公有牧地上的牲口變得羸弱瘦小，公有地上既荒蕪又殘破不堪，這些景象乃是在公有地理則下的必然結果。公有地制度是在中世紀莊園制度下的產物，通常會在私人莊園之外，空出一塊公有地，供一般民眾在上面自由放牧。

   在公共牧地上，許多放牧人都依賴這塊牧地維生，每個人都想盡量多放幾頭牛，由於公地有限，很快牲口的數量就超過土地的負載能力(carrying capacity)，於是牲口加多，很快耗盡，牧場遂告惡化，終至完全摧毀，所有牲口亦不能存活，牧人也將失去生活的憑藉，這就是所謂的「公有地的悲劇」。           總之，在洛伊看來，這種悲劇是「必然」的趨勢。

    公有地的悲劇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我們對於這種公共資源的有限性欠缺事實的認知。過去四百多年，讓我們認為這世界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是，我們愈來愈覺得，資源會耗盡是一個「事實」。

     肯尼士．伯爾丁教授(Kenneth Boulding) 曾提出「牛仔經濟」(cowboy economy)的概念，認為人在地球上肆意的放牧摧殘，也是開放社會的特徵，地球將逐漸步向衰亡。他也提出太空船經濟學(spaceship economics)的概念，說明整個地球像艘「太空船」，也有近似像一個封閉系統，他顛覆了我們長久以來對世界的認知。他認為，經濟學家們提出生產與消費的概念是件壞事(bad things)而不是好事(good things)，是非常怪異的，他們已經被所得流動的概念(income-flow concept)所迷惑，完全被排除「資本存量的概念」(capital -stock concept)之外。在文章最後結尾，提出一項解方，希望能解決更大的危機問題，他也希望，要從眼前與中程問題開始解決，這項溫和的樂觀主義(modest optimism) 總要比沒有樂觀主義(no optimism) 要好一些吧!(Boulding, 1966)

二、公有地悲劇理則解析

    公有地悲劇幾乎隨處可見，也在我們周遭發現這種理則支配下的行為日日發生。「牧地」一詞可以泛指所有的公有財資源(common-property resource)，例如油田、漁場、甚至是我們的地球。

  公有地悲劇形成的前提條件有三項：

1、       有限的資源，如空氣、河流、土地、農田、海洋漁場、油田、國家公園等。

2、       消耗資源的方式，如大批牛羊牲口啃食草原、大量人口消耗糧食、汽車消耗汽油等。

3、       牧人的「不理性」思考。

   前述任何一項前提只要去除一項，就可避免悲劇的發生。譬如說，我們可以不斷地找到新的「牧場」，如油田、漁場，悲劇就不會發生。

   擴大「牧地」並不容易，像十五世紀歐洲人發現新大陸的機會，再也不會發生。而今世上除了極少許的地區外，能開發的土地都已經開發。油井也一樣，許多專家預測，在三五十年內，地球上的石油將逐漸耗盡。漁場又何嘗不然？許多魚種已經像藍鯨、抹香鯨一樣在海中慢慢絕跡。世界上捕魚技術日益精進，但是漁獲量卻在往下遞減，這也顯示豐富的漁場正在所謂的「生物沙漠」海洋中逐漸消逝。

   改善我們的牧牛法、鑽井工具、漁船的捕撈技術，使它們不致毀壞公有地的可能性又如何？我們相信，科技的進步可以使我們在一塊有限的土地養更多的牛，但就長遠看，科技的運用只有擴大「牧場」，卻沒有使牧場由「有限」變為「無限」。因此科技的運用，僅僅拖延悲劇發生的時間，卻無法使「牧場」免於崩潰之命運。

    從另一個角度看，科技的應用可能加速悲劇的到來，例如，鑽井的技術可能使從發現到汲出的時間縮短，加速石油的耗竭；捕撈漁獲的技術進步，可能導致漁場大量的消失，而使「公有地」崩潰的情形更加嚴重。

   由於前兩項前的條件都是相當難以改變的，我們不得不寄望於第三個假設前提，就是去改變「牧人」的心態與思想。

公有地的悲劇可說是牧人心理邏輯的外在體現。如何使牧人採取自我限制的個人道德行動，對於公有地並無任何助益，除非每個人都採取一致的自限行動，如何使大家一同採取自限行動是政治學上的難題，也是最難改變的一項前提條件。所以許多政治領導人都不願循此途徑，卻又回頭轉向到前兩項前提尋找出路。

三、 免於崩潰的命運

    在前面討論油井與漁撈的案例中，我們已隱約地見到公有地悲劇的解決方法。一般防止悲劇的發生大致有兩條途徑。

    第一條途徑是將公有地劃為私有，使公有地變成每一個牧人擁有一塊屬於自有的私地。由於每一個牧人都擁有一塊牧場，才會將牧場好好利用，限制牲口的數目，維持草地的茂盛，牧牛才可能養得壯碩。競爭變成良性發展，整個公有地因此得以維持在最適狀態(optimum state)。

    第二條途徑是藉著訂一套有效的規範並嚴格地執行，違規者嚴厲處分，由於嚴格規範，每個牧人無法任意放牧，公有地得以保存下來。哈汀的論述，往往被誤解成為「私有化」辯解的主張。

    上述兩條途徑對於於公有地的崩壞多少有些作用，前述油井的案例大體屬於應用第一條途徑成功的典範，不過也要混入第二條途徑的管制方式加以配合。漁場是應用第二條途徑不太成功的案例。我們也看得出來，油井與漁場的案例有許多不相同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漁場的主人是國家與公海，在公海上若不能採用「公地私有」的辦法，成功的機會就少很多，這也是國際政治上最頭痛的一項問題。

四、汽車的類比    

    對應公有地悲劇形成的前提條件，汽車使用首先必須面對的是有限的資源，如城市土地、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大型停車場等；汽車本身就是最消耗資源的方式，如汽車引擎車體、汽油、柴油、機油、輪胎等等；最後所需面對的是駕駛人的理性思考。

    解決悲劇的方法是多設立體道路、停車場讓空間加大，讓汽車做小一點、變得減少油耗、讓引擎更具效率、油電混和等等。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有更好的管理系統，如限制汽車在市區移行、加收費率使購置成本升高、管制購車的條件(如新加坡)、教育民眾自律等等。但是，這樣能化解問題嗎？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汽車問題的複雜性。

 

五、汽車與牛隻的隱喻(metaphor)

     為何不能用汽車？讓我想起1977年在南加大的教授羅慕斯(Professor A.G. Ramos)。他曾說道，他就是不明白，為什麼印度國父甘地不允許印度人吃牛肉，當時我也以為老師說得對。回國後，偶然間發現，文化人類學家馬文‧哈里士〈Marvin Harris〉早在1966年時就寫過一篇文章「印度聖牛的文化生態學」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Indias Sacred Cattle)，之後收錄到他的書中，書名為「母牛、豬、戰爭 與巫師：文化之謎 」(Cows, Pigs, Wars and Witches: The Riddles of Culture)。

   哈里士對印度人視牛為神聖的宗教文化做了合理的詮釋，描述生動又具有說服力，也解開了這種傳統文化上的謎團。

   哈里士認為「聖牛」在印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與整個社會生活型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是無法用西方人角度來看待。印度有一億兩千六百萬頭牛，這些牛提供印度人主要地耕種動力 。牛糞也很可觀，一年排出七億公噸，一半作為肥料，一半作為燃料，印度主婦使用的牛糞，合計約相當於三千五百萬噸的煤，或相當於六千八百萬噸的木炭。牛糞也是尋常百姓家舖設地面的材料。

    哈里士的主要論點是，他並不贊同，屠牛與吃牛肉的禁忌對於印度人生存的福祉有任何不良影響。相反地，牛被視為神聖的習俗，更有法律的保障，甚至將牛的權利列入憲法。1944年夏天，因為二次大戰期間，曾因大旱發生大饑荒，很多人開始屠牛吃牛肉，英國人不得不動用軍隊來鎮壓，強制執行保護牛隻的法案。

   哈里士分析，對甘地來說，「聖牛」是他喚醒印度國家意識和奮鬥的焦點，甘地與英國統治者都深刻了解，印度人視為聖牛的社會意涵及經濟上的必要性。如果印度人開始大量屠牛，很快就會造成隔年春天耕田動力的缺損，進而造成農作物收成減少，引發更大的饑荒。

  哈里士認為，「對熟悉現代農牧技術的西方觀察家來說，喜愛母牛是愚昧的，甚至是自殺的行為」，但是實際上「熱心提倡殺母牛的人，犯了我們所理解的推理錯誤」。耕牛缺乏嚴重威脅印度的農家，一頭患病的牛會使一家農民面臨喪失耕地的危機，如果沒有別的牛可以取代，他們就要去借高利貸。事實上，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貧民變成遊民，充塞於各個都市的各個角落。引進現代化的農耕技術，印度人根本買不起耕耘機、肥料。打破殺牛的禁忌可能會帶來整個社會的崩壞。

    西方人說，即是要耕作也不需要這麼多牛隻。哈里士認為，這是他們不了解印度社會的結構，百分之四十三的牛隻係屬於百分之六十二的貧農所有，若奪走這些牛，可能促使一億五千萬的人離開家園，進入城市謀生。

    哈里士明白指出，「牛的愛好激發人類的潛在能力，以求生存於一個絲毫不容許浪費怠惰的低能量生態體系之內。」他引用生態學家 霍華德‧歐丹博士〈Howard Odum〉的發現，在西孟加拉牛隻的能源效率是百分之十七，在美國西部牧場的牛群卻不及百分之四。

    哈里士在結論中指出，工業國家的高生活水準不是較高的生產效率形成的，主要的是所消耗的能量有驚人的增加。1970年美國每人平均使用相當十二噸煤的能量，而印度人只使用五分之一噸。汽車與飛機比牛車不知快多少，卻不見得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在美國交通壅塞的時刻一天所排出的廢氣熱量，就比印度牛隻一年耗費的熱量要多，更何況汽車消耗的是經過億萬年歲月所積聚的石油。

    「如果你想要看真正受人鍾愛的聖牛，你何不走出門仔細端詳一下你家的汽車。」哈里士就是這麼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