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參加在台北市舉辦的「國家記憶」特展中，筆者首次接觸到了抗戰期間於天津投入抗日殺奸團工作的王文誠老先生，基於好奇而要了連絡電話，並且期待有機會能夠與他坐下來，好好聊聊他年輕時代在敵後與日本佔領軍還有偽政府戰鬥的歷史。
於是在小幫手聆褆的陪同下，前天下午在王文誠先生的府上與兩位抗日老英雄進行了一些簡單的訪談，對於華北敵後淪陷區的情況有了一些有別於以往的認識，想在這裡跟各位介紹一下。
台灣人在華北
前陣子中天頻道推出了紀錄片【台灣人在滿洲國】，詳盡介紹了日據時代台灣人前往東北奮鬥的故事，但是關於同一個時代台灣人在華北活動的歷史，在兩岸卻都鮮少有人研究，讓筆者就感到非常的遺憾，然而這一次與兩位抗日殺奸團的老先生會面，卻讓我非常意外的得到揭開這段歷史面紗的初步機會。
原來，王文誠先生的夫人居然就是當年旅居天津，來自於台灣彰化的少女洪玉燕，他們倆人結識於日本投降之後，並且於
王文誠先生的祖籍雖然是福建閩侯，不過從小在天津生長的他講的可是一口的北方調子，但是透過他的描述，我們才瞭解到北方人看待台灣人，與南方人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樣的。
根據在台南出生，於廈門成長的前台灣少年團成員曾東昇先生之描述，當時的台灣浪人在福建地區聲名狼藉，仗著日本人的保護下為虎作倀，做了很多魚肉鄉民的壞事，因而得到了「台灣二鬼子」的外號，比起後來站領廈門的日本軍人而言，更讓當地民眾咬牙切齒。
航空學校6期出生的高慶辰，也在自己的回憶錄《空戰非英雄》中指出，當時以華南為根據地的國民政府不信任台灣人，因此雖然同樣都來自於日本殖民地，但是報考中央航空學校的朝鮮人可以直接講出自己的國籍，但是台灣人卻要謊報自己是「福建人」，由此可見朝鮮人的形象在當時南方人的心目中是遠比台灣人還要好的。
不過，在北方的情況卻似乎是完全調轉了過來，因為王文誠告訴我們當時在他們的家鄉沒有所謂的「台灣二鬼子」，倒是有不少「高麗二鬼子」存在，換言之在日本侵略者巧妙的安排下，朝鮮人在北方完全取代了台灣人在南方所扮演的角色。
王文誠先生指出，當年他們搭乘火車走津浦鐵路的時候，時常看到朝鮮人在走私銀元，其目的毫無疑問的是在配合日本人掏空國民政府的經濟，而且他們坐在椅子上的時候，人人也都擺個二郎腿的姿態出來，態度非常的囂張，所以當年北方人最恨的就是日本人，其次則是朝鮮人，但是卻沒有人恨台灣人。
距離過於遙遠且缺乏地緣因素，固然是台灣浪人無法如同朝鮮人一般在華北囂張的一項原因，但是華北知識份子對甲午戰爭，乃至於《馬關條約》歷史的記憶，則是王文誠等愛國青年當時選擇同情台灣人民的另外一個關鍵原因。
在訪問的時候，王文誠先生表示台灣當年被割讓給日本，也並非當地老百姓所願，追根究柢原因還是要怪罪到當時無能的滿清政府，在甲午戰爭失敗後把這塊美麗的土地割讓給了日本人，導致台灣人民必須要以大日本帝國「二等公民」的身份到大陸來找尋工作機會。
基於這個原因，王文誠與王振鴻兩位老先生在抗戰勝利後受戴笠先生委託，在天津從事肅奸工作的時候，都刻意將台灣人從所謂的「漢奸」名單中加以排除，即便是對於曾經服務於偽政府、偽軍還有偽組織者都給予寬大處置，以撫平台灣被割讓給日本長達半個世紀的傷痛。
除了王文誠外，王振鴻先生在戰後也同樣娶了一位台灣的太太，換言之他們的後代都已經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所以他們現在雖然都還有強烈的中國認同，但是「希望台灣好」似乎已經是兩位抗日英雄的共同心願，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台灣，他們所捍衛的也永遠都是中華民國。
由於台灣與華北相差十萬八千哩，雙方民眾在生活習慣上存在的巨大差異，再加上對日本侵華歷史所存在的不同認知，講台灣人與北方人在抗戰期間發展出了密切的互動關係，可能會讓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但是凡是對前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有研究的人，就會知道一生熱愛京劇的他，光從外觀還有講話的腔調來看，與北方人其實不存在任何的區別，因此要讓台灣人成功「華北化」，在筆者看來並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
北方與南方偽政權的區別
無論是在歐洲還亞洲，由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在占領區內所成立的偽政權，一直都是在史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就連到底該如何看待於法國南部成立維琪政府的前一戰英雄貝當元帥（Henri Philippe Petain），如今在該國都還不存在任何的共識可言，因此對於同一時代中國淪陷區的情況，筆者認為只會更加的複雜。
由於年紀不夠大的原因，王文誠與王振鴻兩人當時並沒有機會直接從事刺殺漢奸的任務，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從事發傳單、擺放炸藥乃至於運送槍枝的後勤工作，不過受到那個時代風氣的感染，乃至於親眼目睹到日本佔領軍對中國老百姓的欺壓，他們對於選擇與日本合作的中國人都是深惡痛絕的。
不過，當筆者詢問王文誠先生關於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的看法時，這位老先生倒是立場平和的告訴我，即便是自己二十歲最熱血激昂的時候，都不認為這位擔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要職的黨國元老，純粹只是為了做官而選擇與日本人合作。
雖然對於當前流行於兩岸史學界的一個論點，即蔣中正的重慶政權與汪精衛的南京政權有一邊押同盟國，一邊押軸心國的所謂「雙重押寶」默契，王文誠先生持保留的態度，但是他還是不否認南京的國民政府在客觀上保障了江浙淪陷區民眾的生活與福祉。
然而，對於由王克敏等前北洋政府官員，在華北所成立的各偽政府與偽組織，包括早年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後來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兩位老人就認為是比較死心蹋地在幫佔領軍服務的。
至少對於當時指揮華北治安軍（皇協軍），協同日軍在山東、河北還有山西等農村地區發動「三光作戰」，對無辜農民進行殘酷屠殺的齊燮元，王文誠與王振鴻等人都認為是不可以原諒的。
由於華北治安軍的主要掃蕩對象為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根據地，因此包括齊燮元在內的眾多北方偽軍將領在接受王文誠與王振鴻審理的時候，都表示自己當年進攻「解放區」的行為，其實是在協助國民政府清理赤禍，然而王文誠與王振鴻卻依照《懲治漢姦條例》，批判他們同「與國軍比肩而戰的八路軍作戰」，形同資敵，由此可見在這些熱血青年眼中，「愛國」這兩個字是沒有任何模糊地帶的。
王振鴻指出，由於當時日本人對待偽政府與偽警察態度非常苛刻，因此這些人面對華北佔領區內的百姓時，態度也不會非常友善，趁機敲詐勒索的事情偶爾也會發生。
儘管如此，當時偽政府、偽警察乃至於偽政府官員暗中支持抗日的事情，還是時常的發生，至少對於孫殿英、龐炳勳、孫殿英與張嵐峰等投靠汪偽政權，在華北地區作戰的偽軍，王振鴻也證實他們還是有作一些包括掩護重慶地下工作人員，或者提供戰略物資給大後方在內等有利於抗戰的事情，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們也利用雙邊的關係從事走私活動來圖利自己。
當筆者提及，其實也有不少國軍乃至於地方民團的官兵並不是出於自願，而是出於上級的命令投靠汪偽政權的情況時，王文誠先生也表示這一類的人只要沒有協助日軍作戰，甚至於做出一些保護地方百姓的事情，那麼看在他們眼中就不是「漢奸」，而是「臥底」或者「地下工作者」。
由於當時偽軍主要駐防區域位於郊外，因此在天津與北京等華北重鎮活動的王文誠與王振鴻，接觸最多的還是偽警察，而事實上當時同情抗日殺奸團，甚至暗中參與活動的偽警察還是有不少的。
王振鴻就表示，當年一位在日偽警察訓練所擔任警察教官的石慧靈，就曾經暗中協助抗日殺奸團在天津運送武器，由此可見在偽政府中任職者，在關鍵的時刻還是能提供地下工作者重要的保護。
由於參加抗日殺奸團的青年學生，大多數都來自於上流社會的家庭，因此有不少人的親屬根本就是在滿洲國或者華北偽政權內任職的官員，而且有不少甚至還是要員。
比方說滿洲國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與鄭崑萬，甚至於齊燮元的外甥馮運修，通通都是抗日殺奸團的成員，因此他們往往能夠透過自己家庭的關係，將重要的資料即時傳遞給組織。
儘管如此，由於日本在華北地區的勢力比華南更強，再加上北方的偽政權大員大多數出生於北洋政府，對派在自己防區內搗亂的「重慶份子」，採取的措施比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更為嚴厲，理所當然的也就讓地下工作者更加的討厭王克敏與齊燮元這些來自於北方的合作者。
與國共兩黨的接觸
由於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有派人在華北從事地下工作，因此王文誠與王振鴻兩人也難以避免的會接觸到來自於這兩大政黨的人馬，所以筆者也趁機問了一下他們對這兩股代表右翼與左翼的抗日力量之看法。
王文誠在談話期間不只一次的告訴我與聆褆，抗日殺奸團並不是隸屬於中國國民黨的地下工作組織，與戴笠所領導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是既沒有直接隸屬的關係，甚至連外圍組織都不算是，而是純粹由民間學生所自發成立的愛國團體。
儘管擔任軍統局華北區天津站站長的青年曾澈，曾經參與指導過抗日殺奸團的行動，然而兩位老先生都指出他是在組織成立之後才加入的，而且當時絕大多數的團員都不知道軍統到底指的是什麼，因此他們都自認自己只是與國民政府基於相同的愛國目標合作而已，並沒有接受戴笠的直接指揮。
雖然強調抗日殺奸團並非國民黨的組織，但是對於曾澈這位因參加地下工作而被日偽當局逮捕，而且抗拒戴笠給他的「詐降」命令而壯烈殉國的黨國精英，王文誠與王振鴻還是讚譽有加，認為他是一位真正有為的愛國青年，能夠死在抵抗侵略者的戰場上算是死得其所。
對於戴笠先生，王文誠也承認軍統局在戰時對抗日殺奸團有許多的幫助，讓一個由青年學生所臨時起意組成的民間組織，有機會能夠發展成專業的地下抗日鋤奸團體，甚至還在交通上為抗團提供了不少的方便。
比方說，一度逃到後方就讀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的王文誠，受抗團總部的沈棟推薦回到天津工作，必須要從昆明先前往重慶與戴笠會面，但是如果從地面上搭車前往重慶至少要花上三天的時間，因此戴笠直接幫他買了一張機票，讓他能夠從雲南直接飛往戰時首都，大幅縮短了旅程所花費的時間。
王文誠先生指出，他由於對參加內戰沒有興趣，因此對於戴笠當年如何整肅共產黨人的歷史沒有太多的瞭解，但是從抗日戰爭的角度來看，這位國民黨的情報頭子還是立下了許多的汗馬功勞，而且從戰後他親身經歷的一小段故事來看，被稱呼為「中國希姆萊」（Himmler of China）的戴笠，其實是一位大公無私的人。
戰爭結束後，王文誠奉命在天津協助軍統局的上校法官朱洽陽先生擔任肅奸工作，不過由於朱洽陽行為不檢的原因，戴笠最後將這位上校革職，並採納了王文誠的建議讓同樣出生於抗團的王振鴻參加了工作，組成了一個高效率的兩人鋤奸小組，讓他們都非常的佩服戴先生的雅量與胸襟。
他們都認為戴笠發生那場意外而身亡，是導致軍統組織快速腐化，乃至於國民政府迅速失去大陸的關鍵原因，因為自此開始，出生於抗日殺奸團的青年知識份子們就再也得不到情報組織的信任，而原來就無心幫國民黨打內戰的他們，也因而陸續卸下了肅奸的工作，回歸校園或者投入社會。
王振鴻認為，當他們離開了肅奸委員會後，國民黨的官員就因為受到了漢奸家屬的金錢誘惑，而沒有好好處理接下來的漢奸審理工作，因此包括偽天津市警察局特務科科長徐樹強在內的眾多大漢奸，反而都要等到華北地區「解放」之後，才經由共產黨方面的審判後遭到制裁。
除了抗日殺奸團外，王振鴻表示當時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也設有一個名叫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組織，加入者絕大多數都是思想左傾，既反對日本人又想要推翻國民政府的青年學生，然而由於當時他本人一心一意想把侵略者趕出中國而已，因此最後還是選擇參加了無黨派立場的抗日殺奸團。
無論是王振鴻還是王文誠，都認為民族先鋒隊當時在華北的主要工作只是宣傳而已，不過在抗日鋤奸的實際行動上並沒有真正的作為，所以從敵後工作的角度來看，這個後來改名為青年救國會的組織是不值一提的。
儘管如此，還是有為數不少的左傾學生，基於同樣打倒日本侵略者的目標，而在軍統的勢力介入以前參加過抗日殺奸團的工作，而王文誠先生在西南聯大就讀的時候，也與當時擔任化學系助教，曾經在冀中軍區為八路軍製作炸藥的汪德熙一起在昆明幹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當時大後方昆明屬於軍閥龍雲的地盤，雖經歷了日本飛機的轟炸，不過當地民眾卻依然過著歌舞生平的日子，因此為了提醒當地民眾前方將士的流血犧牲，王文誠在取得軍統雲南站的站長閻夏陽同意後，於電影院內施放汪德熙所製造的兩試管催淚瓦斯，讓當時正在欣賞影片的昆明老百姓淚流滿面奪門而出，讓他們體會到若後方民眾再不起來共赴國難，總有一天也會與淪陷區的百姓一樣成為亡國奴的。
另外一位王文誠懷念的師長是於西南聯合大學指導熱力學的錢偉長，他與汪德熙兩人分別在1940年與1941年得到國民政府的輔助，前往加拿大與美國深造，並且於回國後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所謂的「兩彈一星」，成為讓中共一躍成為世界強國的重要推手。
雖然那個時代的青年知識份子，在戰爭結束後都做出了不一樣的政治抉擇，有的如王文誠與王振鴻一樣隨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到了台灣，有的則如同祝宗樑、葉于良與劉永康等其他抗團成員一樣留在大陸，甚至還有如沈安俊這樣的團員直接在戰後參加了中共的外圍組織（後來都因為參加過抗團，而被當「反革命」整肅），但是至少在抗日戰爭的那八年，他們還是義無反顧的團結在了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奮鬥，那就是將日本軍國主義強盜趕出中國。
那個時代的愛國青年們
對抗團的情況有所瞭解後，我們便不難發現在那個時代的青年，是冒著何種視死如歸的精神，去與佔領軍還有華北偽政權進行對抗的，這一切的一切都來自於知識份子深恐如果再不起來組織抗日鋤奸行動，總有一天中國人就會跟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一樣，走向「亡國滅種」的命運。
當筆者苦惱於今日台灣年輕人的麻木與墮落之際，王文誠先生告訴我們，這一切只是因為時代環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假若我們出生於30年代到40年代的淪陷區，勢必也會成為地下抗日組織的一員，並且指著聆褆講：「如果她活在我們那個年代，一定是負責幫我們運送武器的女同志。」
那麼，當時同樣在天津工商學院附屬中學讀書的王文誠與王振鴻，是如何被激發而投入抗日愛國工作的。
除了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不斷進行的侵略與壓迫之外，王文誠先生告訴我，當年他在西北軍第29軍中接受軍訓課程的經驗，也讓他深深的感到自己不能置身於這場民族聖戰之外。
由於第29軍在1933年的長城抗戰中，曾經數度重挫日本關東軍，因此當時部隊內的日本顧問規定，不能夠直接以「軍訓」的名稱來稱呼隊中學生所實施的「軍事訓練」，而必須要改稱為「體育訓練」，此一政策讓王文誠切身的感受到了自己國家內部事務遭到強權干預的屈辱滋味。
在「大刀隊」內受訓的時候，由於親眼目睹29軍以《論語》還有《四書》等經典古書來教育官兵忠君報國的傳統思想，乃至於這群愛國官兵在七七事變後衝上前線保家衛國的情況，從而下定決心加入對日抗戰的行列，由於當時身為文化人的自己不適合加入軍隊，因此選擇了地下抗日的工作來完成自己報效國家的使命。
至於王振鴻先生，則是當時學校會在每天下午四點半安排他們這群高中生到學校的操場上從事體育活動，由於當時操場對面就是日軍駐紮的軍營，時常可以看到日本兵在訓練的畫面，從而也讓他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情緒，希望能夠讓中華民國早日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強的國家，而他與王文誠一樣，都有在29軍內接受軍訓的經驗。
王文誠先生認為，那個時代的愛國青年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堅強信念，那就是抗日戰爭到了最後一定會勝利，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他並不認為張愛玲小說《色戒》中，那個會為了愛情而出賣同志的王佳芝會真的存在，至少在抗團內是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的。
從大後方趕回天津的途中，王文誠先生記得自己為了保密，特意將軍統局發放給他的密碼本拆散開來，藏到皮箱的夾層裡面，因為需要有人幫忙他將拆毀的行李縫紉回去的緣故，他直接去尋找香港的裁縫店幫忙處理，而且也絲毫不害怕店家發現當時他藏在皮箱內的文件是極度機密的資料，畢竟他相信就連當時身處英國殖民地下的香港人，也絕對不會出賣參加抗戰的同志，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精神。
當然，在一個組織裡面難免都會有叛徒出現，而王振鴻本身就是因為遭到鄭有溥與齊文宏兩人的出賣，而連同二十多位同志一起遭到日本憲兵的逮捕，就連他當時才十二歲的小妹妹都受到了牽連。
王振鴻回憶，那一次一共有十二個女孩子被捕到位於天津海光寺的日本司令部，這些女孩子被分別關在兩座牢房內，每一間關押六個人，然而這些少女被關在一起，並沒有如同今天台灣的中學生與大學生一樣愛搞內鬥，相反的還相互拜天地結成了異姓姊妹，由此可見那一股為了打擊侵略者與偽政權而凝聚在一起的情感，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是有多麼的純真。
雖然關於抗日殺奸團對抗日戰爭，乃至於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影響有哪些，直到目前還是一個沒有解答的問題，但是他們為了拯救國家而慷慨殺敵，甚至英勇赴義的精神，還是非常值得在台灣的年輕一代所看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