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時期女作家航鷹的小說看女性文學

 實踐大學專任教授陳碧月

「五四」女性解放的聲浪，隨著女作家找不到解放的出路而困惑，潮起潮落後，自一九二八年，女作家有了性別自認，當她們群起由自身的小我走向社會的大我，有人打出了反對所謂「女性」文學的旗號。

她們認為如果要設立「婦女文學」的名目，那也就要有相應的「男子文學」了。在當時有一本雜誌以《女子文學》為名，在創刊號的扉頁上還特別聲明：「文學可以分為男女麼？答曰：不能。文學就是文學，豈有城鄉之分、男女之別、工商之異。」[1]

一九二九年末，丁玲拒絕為《真善美》雜誌的「女作家專號」撰文，她說：「我賣稿子，不賣女字」；三○年代的左翼女作家馮鏗的小說《紅的日記》，女主人公在「為人」和「為女」的選擇中，斬釘截鐵地只選做「人」的資格；記者作家楊剛自稱是：「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親。」八○年代新時期的女詩人李小雨說：「成為人，你自然就有了成為女人的一切。」張潔、張辛欣和張抗抗也非常反對提什麼「女性文學」。張抗抗對於「女性文學」的提出，認為是一種深層心理結構上女性自卑感的表現。[2]她曾明確地宣稱：「嚴格說，中國當代文學的森林中尚未長出『婦女文學』這一棵大樹，中國還沒有形成『婦女文學』的主潮。」[3]這些女作家不喜歡「女作家」的稱謂，她們不但不甘於、也不屑於「女」字，她們希望能用「人」字來包容「女」字。

相對於這些反對的聲浪，也有相當多的女作家重視自己身為女人的特質，冰心和陳衡哲格外鍾愛「女」字，期待「為人」和「為女」兩重人格趨於平衡的協調發展。陳衡哲在三○年代中期，寫了一系列的婦女問題專號，尤其特別強調「母職」，她把「母職」看成是「民族的命脈」。她認為男女平等不等於女性男性化，如果忽視「女」字，會帶來畸型的人生；冰心在四○年代《關於女人》的散文集裡，特別頌揚女人的美質，把女人的人格推到了崇高的顛峰。到了「四人幫」倒台後的八○年代，女作家在歷史的反思中，尋回長期失落了的愛和美，不願再失去女性有別於男性的天賦而男性化。王安憶與鐵凝宣稱自己不迴避「女作家」的稱謂，鐵凝說要寫出：「女性獨特的生存方式生存狀態和生命過程。」[4]

有人認為反對提「女性文學」者，「只不過是女作家們的一種『逆反心理』（即不希望人們只是從性別的意義上去注意到她們的存在），她們不承認『女性文學』的存在並不等於『女性文學』就真正的不存在了。」[5]

肯定婦女文學的一派認為：大規模的婦女創作是當代文學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追溯它的歷史，凡是出自女性之手的文學，統統可以被看作婦女文學。然而，否定婦女文學的一派卻認為：歷代文學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文學，婦女寫作是少數，這少數也不過是對傳統價值觀和男性文學的模仿，因此，根本無所謂真正的女性文學。[6]

基本上，這個反對的聲音，實在不夠站得住腳，也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如果是以創作數量的多寡來否定女性文學，這實在是相當愚蠢的，僅以當代文學女性作家的創作數量來看，並不亞於男性作家；而且，從生物學、社會學來看，我們都肯定兩性是有所差異，既然如此，女性有女性的感性與認知，即使如上所述「是對傳統價值觀和男性文學的模仿」那種模仿也是相當有限的，因為，既然是出自女作家的手筆，其創作內容和藝術風格一定是獨具特色的。

冰心在一九九○年十二月五日為《婦女研究》雜誌題詞說：「一個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個人，然後想到自己是個女人或男人。」[7]這句話很準確地說出了二十世紀的中國女作家已經向兩性平等邁進了一大步——統一了女人的自覺和人的自覺。

筆者是相當贊成所謂的「女性文學」的，因為作家的性別差異，絕對影響作品所展現的自我意識。女人看女人和男人看女人，在主體意識上所呈現的特性就有所不同。

一、為「女性文學」正名

大陸女評論家吳宗蕙將眾說紛紜的女性文學的意見，大致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所有以女性生活命運為題材的作品，包括男性作家的婦女題材的創作，這是「廣義」的女性文學。

第二種是女作家寫女性的作品，即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切身體驗，女性的表現方式，專注於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婦女命運的思索，尋求婦女徹底解放的道路，這是「狹義」的女性文學。

第三種是女性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女性作家婦女題材的創作和社會歷史題材的創作，即女性作家同時面向兩個世界——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全部創作。即使取材於社會生活和歷史事件，因為創作視角來自女性，浸滲於作品中的是女性意識，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必然溶含著女性作家對其命運的特殊關注和思考。[8]

本文將從第三種的角度作為論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