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說中國皇帝制度的基本理念是「天子居中國受天命治天下」。其中何謂「中國」與「天下」。
1. 中國一詞的本義是「天下之中」、「中央之域」，是相對於四方的蠻夷戎狄而言。因此，在古代人的概念中，中國並非一「國名」（非指「政體」或「政治空間」），而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2. 那麼，代表「中國」的是何人？可由三個階段來理解。首先，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各地曾出現過的強大王權，都可能將所居之處認定為「天下之中」，即使「日本」也曾自稱「中國」。而在漢字成立以後，中原王權創造出「中國」一詞，因此，西周王權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中國政權。到了春秋時代，奉周王為共主的北方集團（齊、宋、晉等國為首的諸國），在尊王攘夷的使命感與行動之下，亦自稱中國。春秋以後，中國一詞便漸趨普遍。
3. 古人理解的「天下」，指的是一個具有神格的上帝，其下所治理、監督的一片區域。上帝在地面的代理人，即是中國的皇帝（天子）。因此天下皆由「天子」來治理，天下之外有人，但屬於「教化之外」，是一個不文明的區域。因此，古人並非以「物理性」的天來理解天下，以客觀上的空間來說，「天下」在古人眼中，與現代人認知到的「全世界」並不同。
4. 在天下的概念當中，確切的「邊界」在何處並不重要，重點是確立自身為「中心」，並向外創造出一個有等級的名分差異，以達成「安定內部」的統治目的。
二、日本王權如何發展出其自身的「天下觀」，以及在近代如何轉型為近代國家？
【答】
1. 公元三世紀以前，日本的倭國尚在「中國的天下五服」之中，亦即日本王權臣屬於中國某政權，憑藉外部強大的力量（指中國）所給予的保證，獲取自身統治的權威性。
2. 到了第五世紀後期的倭王武時代，由於在地權力的相互鬥爭，在地王權透過武力征服，取得統治的正當性，並藉由建構自己的律令制、賜與（被征服者）名分等方式，逐漸發展出天皇制度。這代表王權本身已經可以作為支配日本列島的政治權力終極來源，而不須再仰賴外部（如中國）的敕封。因此，公元五世紀末的「獲加多支鹵大王」最後一次向中國天子（南朝宋的皇帝）要求冊封後，日本便脫離中國冊封體系，獨自成為一個天下。
3. 日本在十六世紀已經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在內憂紛擾與外力的脅迫下，有識之士企圖帶領日本從舊政體轉換至新政體——亦即西方式的近代國家。觀察建構近代國體化的「先驅」——水戶藩學者會澤安的政治學說，可發現當時知識分子嘗試以構成傳統天下觀的儒教信念，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近代化國體。在會澤安的政治理論架構中，首要建立「一君萬民」的天皇體制，使日本國人團結一致，擁有自國認同，成為能對外宣稱主權的「帝國」之一。另一方面，以確立儒教的「名」，實踐其「分」，安頓人心，成為足以對抗基督教的儒教國家。
4. 因此，日本的近代化並非直接斬斷傳統，而是立於儒教的基礎上，豎立天皇的權威，最終結果乃是形塑起日本的民族主義。爾後，日本在急遽現代化的浪潮中，終究遺失或推翻了這一套制度，直截採用西方的守法、服從觀念。但在缺乏西方「主權學說」為底子的集體秩序推動下，導致「個人」以「國家認同」為安身立命之處，而被集權者利用來作為對外侵略的工具。
三、從「牡丹社事件」思考中國與日本如何接受「萬國公法」而作出近代國家的轉換？
【答】
1. 牡丹社事件發生後，中國第一時間的回應即是：台灣後山為天子化外之地，並未受到文明教化。企圖以此說法規避本身應該擔負的責任問題。但當時清日兩國已經納入國際條約的體系中，傳統天下觀的「化外之說」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成為日人意圖占領台灣的把柄。此外，日本更藉由對台灣出兵，宣告自身為履行國際公法的近代國家。
2. 日本一出兵，問題便浮上國際檯面，逼迫清國也必須在國際公法的保護下據理力爭。是故，清日兩國展開談判。清廷以台灣為其藩屬，而日本出兵未先行照會乃違背萬國公法，進行批判。日本則提出清廷一開始既已將台灣列為「荒服之地」，無統治之實，故日本入侵以為殖民地，此模式同於西方國家入主無主權之地殖民，乃是合法。
3. 在雙方辯證的過程中，清廷逐漸將原稱為「荒服之地」的台灣，轉化為其政治版圖內的領域，而日本也宣稱琉球為其屬地。兩國都利用萬國公法，巧妙地將傳統天下觀中的藩屬與化外之地，編入領土中。
4. 總之，在清日兩國官員對台灣「番地主權論」的往來辯論中，可見「近代國家主權及領土觀念」與「東亞傳統朝貢秩序」的競爭與協商、支配與抵抗。就中國而言，無法再以「遠離教化」擱置「化外之地」產生的問題，也藉此釐清台灣的主權歸屬。就日本而言，一方面利用國際公法宣告其對琉球的主權；另一方面則藉此獲取該事件的賠償金。兩國皆因受制（得利）於國際公法而可謂邁入近代國家之列。
四、皇帝制度是專制嗎？這個問題如何討論？
【答】
1. 將皇帝制度指陳為專制政體，是清末維新運動前後的事。此說法出於一個「民主國家為強國」、「皇帝制度為弱國」、「知識分子欲革新舊制度」的時代，因此帶有強烈的負面價值判斷。要客觀地討論此制度，必須先祛除皇帝制度「應被推翻」或「應存在」的二分法，重新置於學術架構下，檢視該制度在中國傳統文化下的內容與意義。
2. 近代西方的專制政體，意指君王權力不受法律的規範，迥異於中古封建君主受制於「教會法」、「封建習慣法」。故專制政體下的君主本身就是法律來源，其權力是絕對的。然而，中國皇帝雖不受法律的規範，本身也因代天行政而擁有最終的決策權力，然而最終的決策權不同於「立法權」，且在實際的政務運作上，皇帝處處受制於官僚機構，也因畏懼天的懲罰和史書的批判，而無法為所欲為。
3. 西方有議會政治的出現，其目的是為了牽制王權。然而在傳統中國，並不存在主權觀念，意即「皇權」本身從來不是人們關注或討論的事情，古人著重的是：君臣是否因其「名」而安其「分」。因此，中國的臣子不會設立一個制度來限制皇權，但整個官僚系統與士人社會皆會以「禮」來期待皇帝完成其「大家長」的角色，有所作為。
4. 由此可知，中國皇帝制度與西方近代專制政體，無法等同視之。皇帝權力並非絕對，而是受到傳統禮制的規範。至於此制度下可能產生的諸多弊端，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