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聽到病人真誠與衷心的感謝，再怎麼辛苦也值得，但遺憾的是這些年來已較少再聽到這樣的聲音了，」馬偕前院長施壽全，追憶在彰化鄉下成長時的溫暖醫病關係，感慨地說。

話語喚起我多年前的鄉村旅遊記憶，我的巴士正緩緩停靠站牌，一位阿嬤牽孫女的手上車，前座乘客趕緊站起來，禮讓座位給她們，阿嬤瞇眼生出兩條魚尾紋，散開的笑容淹沒臉上皺紋，連道謝聲都那麼淳厚。

車子在山路上右繞，卻在一個路口突然左轉，台灣也走入左派的大博愛思維中，讓政府巨手伸入每個車廂，為座位漆上不同顏色，以博愛座保護老弱婦孺。

大博愛思維進城，在我坐捷運時，見博愛座圍出一塊空間，讓四周拉車環的人不想沾惹，忽然有位年輕人穿過人群坐下，才過一站，有位老公公上車後走近，少年人轉身就走，連「請坐」兩字都省得說。

老年人搖擺地走向座位，凝視離去的身影，彷彿不悅於有人坐過他專屬位子，一臉木然地坐下，連一句感謝聲都沒有。

多年前台灣醫療實踐右派自由理念，讓貧苦者無錢看病，左派大博愛思維於是興起，卻把台灣推向極左，由中央集權的評鑑決定醫院階級，中央委員決定醫師開藥能否領點數，狀似北韓國家分配主義。

國家分配常伴隨效率低落。健保來臨前台灣醫院非跟政府請款，而是掏自民眾口袋，民眾珍惜己錢、不會無故看病，醫院惜口碑、不會亂開藥，在衛生署推動評鑑，而評鑑又影響健保經費分配後，醫院作風丕變。

評鑑委員僅來幾天，醫護卻整年準備，隨時記錄、整理醫療資料。評鑑委員看不見愛心，只能從量化資料評分，而學歷是重要指標，也推動醫師進修潮，讓醫師放下技術鑽研、返校寫論文。

於是台灣白色巨塔內越來越黑。醫師想的不是治好病人、建立口碑，而是提高量化績效；醫學教授想的不是解除痛苦、傳揚醫德，而是發表論文、國科會計畫，再拿論文與計畫去兌換升等權力。

病人想的也非感謝醫師，而是擴張己身的人權與人拳，像新聞中的一位老人，譏諷博愛座上的人後還揮拳，也像聯合醫院的一位病患，不滿醫療便打到護理師破相與崩牙。醫療環境惡化，護理師開始組工會，吶喊要政府提高工資、降低工時。

於是，在台灣醫療世界中，所有人的訴求又回到中央集權的醫療會議，像共產國家的人民權益分配，都要等政治局去定奪。好一個台灣醫療共產制度，誰能帶台灣醫療走出極左泥沼，但非走回極右叢林，並找回人性中消失的感謝聲呢？ 

〈續讀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