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朱利安·巴恩斯的《透過窗戶》之〈菲利克斯·菲尼翁的側面肖像〉 - Notes of a Proustian - udn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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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le14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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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rpt:朱利安·巴恩斯的《透過窗戶》之〈菲利克斯·菲尼翁的側面肖像〉
    2025/05/27 05: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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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rpt:朱利安·巴恩斯的《透過窗戶》之〈菲利克斯·菲尼翁的側面肖像〉

    閱讀及分享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透過窗戶》。

    在接觸西洋美術史的過程中,新印象主義是一個從印象主義延伸出來很容易吸引人的畫派,儘管這裡頭的幾位代表人物,像是保羅·西涅克(Paul Signac)或是畢沙羅父子(Camile PissarroLucien Pissarro),幾乎沒有任何一位可以和秀拉(Georges Seurat)並駕齊驅,但他們的「點描」畫作總有一種色點堆疊自動產生混色效果的奇趣。

    而藝評家如Félix Fénéon就是在新印象主義相關書本中經常看到的指標人物,沒想到朱利安·巴恩斯以他為題寫了一篇文章,相當難能可貴,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透過窗戶
    作者: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譯者:郭國良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0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1795612
    內容簡介
    《透過窗戶》收錄了作家巴恩斯在《紐約書評》《倫敦書評》《衛報》等處發表的十七篇文學評論及一則短篇小說。評論對象包括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奧威爾、吉卜林、福特、梅里美、維勒貝克、海明威、厄普代克等人。

    Excerpt
    〈菲利克斯·菲尼翁的側面肖像〉(THE PROFILE OF FÉLIX FÉNÉON)

    1880
    年,新印象主義畫家保羅·西涅克主動提出為菲尼翁畫像。四年前,正是菲尼翁創造了新印象主義這一術語。作為一位評論家,菲尼翁照常推辭了一陣,然後提出條件:我只有一個要求:我的肖像必須是完全正面的——你同意嗎?可保羅·西涅克並不同意。五個月後,西涅克的畫完成了,日後還成了菲尼翁最著名的畫像。在他的畫中,菲尼翁以左臉示人,一手持禮帽和手杖,另一手將一朵百合花遞給油畫布之外的某個人(他是在向一位藝術家表示敬意?抑或是向一個女人吐訴衷腸?)。他身後的背景是華麗的點彩,如風車的輪廓般旋轉而出。菲尼翁看過此畫後,也許是因為虛榮心受傷,也許是因為西涅克沒有聽從他的安排而惱怒,對這幅畫作表示強烈不滿。他說:畫肖像的人和被畫的人對彼此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儘管如此,菲尼翁還是接受了這幅畫,而且直到四十五年後西涅克去世,才把畫從牆上摘下。然而,無論是西涅克的逝世還是時間的流逝,都未能改變菲尼翁對這幅畫的評價:1943年,他告訴他的好朋友和將來的遺稿保管人,評論家吉恩·波朗:我認為這是西涅克最不成功的作品。
    更打擊菲尼翁的是,這幅作品從此成了側面肖像的樣板。博納爾、維亞爾與瓦洛通畫筆下的他幾乎都呈同一個姿勢:身體前傾——在瓦洛通的畫中他的身體誇張地彎成了箭頭狀——坐在位於布蘭奇大街的家中的書桌前,以左臉示人,禿頂尤為顯眼。圖盧茲·亨利和梵·棟恩也如法炮製。菲尼翁也許不喜歡別人以側面的角度畫他,但對畫家而言,為了凸顯他的特點,側面的確是一個更有趣的視角。
    ……

    然而,西涅克的畫無論是對人物的外部形象還是內在心理都描繪得相當準確:它展示了菲尼翁的一種迴避姿態,這與他不直面讀者、極力回避他人檢閱的特點相吻合。在文學和美術的長河中,他留給世人的形象如零零散散的碎片,千變萬化而又難以捉摸。呂克·桑特在《三行小說》的引言中就恰如其分地形容菲尼翁為無形的名人。其實,他在英語讀者心中的形象更為模糊,直到1988年瓊·霍爾珀林推出他那精湛的習畫,英語讀者們才對菲尼翁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菲尼翁究竟是何許人物?他是美術評論家,是畫商,即使過了一個世紀仍是巴黎最有眼光的人;他是瑟拉的贊助者,是馬蒂斯唯一信任的策展人;他曾任記者,柯萊特·威利的代筆人,在《白色評論》先後擔任文學顧問和主編;他是魏爾倫、於斯曼和馬拉美的朋友,拉佛格的出版商,蘭波《靈光集》的主編和策劃者,他更是《喬伊斯》和《諾桑覺寺》的移譯者。回顧他的一生,我們可以發現,他無形的部分原因,在於他總是充當事物的促進者而非創造者。當然,他謹慎、偏於嘲諷、沈默寡言的性格也阻礙了他人對他的瞭解。不同的人對菲尼翁有不同的評價,有人覺得他為人刻薄、令人生畏,儘管他的舉止總是溫和而友善;瓦萊麗曾形容他正直,冷酷,且文雅;龔古爾兄弟的《日記》援引詩人亨利·雷尼爾的斷言,稱"菲尼翁的外形很特別,生於意大利卻長得像美國人。他滿腹才華,想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用他的警句雋言警醒世人……但這樣一個勇敢、善良、敏感的人,終歸只能與舉止怪異、不得人心和窮困潦倒的人為伍
    菲尼翁曾在陸軍部服役十三年,最終升任股長。同時,作為一個法國人,他的言行證明他是一個堅定的無政府主義者。他不顧記者、主編的身份支持反政府運動,甚至——幾乎可以肯定——還曾親自埋過炸彈。1894年,法國政府因層出不窮的恐怖襲擊而陷入高度恐慌狀態,於是出台全部逮捕令,要求捉拿所有無政府主義者。在政府的大清查中,警方在菲尼翁家中搜出一瓶水銀和裝著十一根引爆管的火柴盒,於是逮捕了他,並對他提起控告。之後,在審訊中,菲尼翁的辯詞可謂令人咋舌。他辯解說,那些物品是他已故的父親在街上撿來的,但是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了。一位藝術贊助商塔迪·納坦遜好心為他支付了律師費,可他偏偏喜歡和法官們抗衡。在法庭上,首席法官指出有人目擊他曾和一位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在一盞煤油燈後交談。他冷冷地回答道:法官大人,您能告訴我具體是在煤油燈的哪一側後邊嗎?他機智地贏得了評審團的同情,最終無罪釋放。翌年,王爾德卻嘗到了在法庭裡耍小聰明的苦果。巧合的是,同年,羅特列克把這兩個受害者畫在了一起。畫中兩人並肩而坐,側著身子,正一同觀看《紅磨坊》。
    這段審判時期可說是菲尼翁在公眾眼中最為活躍的時候。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他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長達五十年裡,他沒有出過一本書,完全致力於寫一本名為《1886年的印象派》的專著。這本專著共43頁,一版印刷了227本,之後因為菲尼翁的拒絕而沒有再版。其間,他所發表的文章中的署名也從首字母縮寫變成了匿名。一個出版商曾邀請他寫一部回憶錄,但自然被他回絕了;另一個出版商想要出版他的《三行小說》,對此他憤然回答:我只渴望靜默。無獨有偶,與菲尼翁幾乎同時代的瑞士作家羅伯特·瓦爾澤也曾有過相似的回答:當一位朋友上他所隱居的精神病院拜訪他,並問他寫作進展如何時,他回答道:我不是到這裡來寫作的,我是到這裡來發瘋的。
    ……

    如果這個詞語暗含作者有創作並出版之意,那麼,如今首次被譯成英文的《三行小說》就不能算是一本通常意義上的了。1906年,菲尼翁為《晨報》寫稿,其間有幾個月曾被安排撰寫雜聞專欄——俗稱破爛貨。他每天要整理來自通訊社、各省和各地方報紙的信息及讀者的反饋。在每一次夜班中,他都會寫將近二十篇三行小說,放在專欄的空白處,當然,他沒在小說末尾署名。當人們讀到它們的時候,或匆匆一笑,或倒吸一口冷氣,或搖搖頭,然後遺忘。如果沒有菲尼翁的情人卡米爾·普拉蒂爾忠心耿耿地把他在雜聞專欄發表的共1,220篇稿子從報紙上剪下並貼在一本剪貼簿上(他的妻子顯然也這樣做了),人們根本無法從雜聞專欄中堆積的大量文字裡分辨出他的作品。日後,菲尼翁的遺稿管理人吉恩·波朗發現了這本剪貼簿並將其出版。您瞧,這是一項多麼有趣的安排啊!菲尼翁一生只渴望靜默,決心不發表任何作品,而他的遺稿保管人波朗一看到這些三行小說,就立即出版了這本無意出版的、沒有作者的、還沒有成形的、非正式的。從此,深藏功名的菲尼翁才逐漸為人所知。
    ……

    1914
    年,阿波利奈爾在一個報紙的專欄裡匿名評論說,《三行小說》創造了很多可以為未來派小說家隨意採納的詞彙,這引發了人們對此書的進一步關注。一個世紀過去了,如今,人們已經逐漸認可了《三行小說》曾不為人知的思想與藝術的高度。請看,希拉里·斯珀林在馬蒂斯的傳記中寫道:菲尼翁曾為一個全國性的報紙撰寫專欄。在那幾年時間裡,他從各路媒體的新聞報導中收集離奇的事件,然後發揮他那精闢而常人難以理解的智慧將故事轉述出來,使得新聞摘要具備了早期超現實主義藝術的形式。
    桑特進一步論述道:內容上,《三行小說》向讀者全面展示了1906年的巴黎;形式上,它具備俳句的完美無瑕。《三行小說》是菲尼翁的《人間喜劇》。它在本質上如同點彩畫中一個個堅定的點,如行李箱裡意外發現的照片,又彷彿布拉克和畢加索在立體抽象拼貼畫中所用的報紙。它是現代主義發展歷史上,一座迄今被人忽視的、重要的里程碑。此外,出版商還順便出版了安迪·霍爾沃的作品。
    一開始,專欄的標題即為"Nouvelles en trois lignes”(三行小說),指發表於《晨報》上的三句話新聞。根據新聞發生的地點,它們會被冠以不同的小標題:巴黎效區、外省故事、外國故事。但桑特出版的《三行小說》中沒有列出這些標題,也有可能是因為這些標題在卡米爾的剪貼簿中不明顯,所以被他遺漏了。在《三行小說》之前,菲尼翁就嘗試過壓縮緊湊外加適度嘲諷的新聞形式。
    1886
    年,他和其他三位作家僅用三天時間就完成了《博丹文藝小詞典》,痛批某些文化名人的厚顏無恥和不著邊際。接著,1890年,作為無政府主義記者的菲尼翁,將諷刺的矛頭指向更為嚴肅的話題:

    一位法官讀完塞繆爾·史邁爾的《瞭解你自己》後,開始深深地厭惡他自己,於是在庫朗曰-拉維訥斯(coulange-la-vineuse)溺水自盡。如果所有法官都能讀讀這本優秀的書該有多好!
    (Dead sick of himself after reading the book by Samuel Smiles (Know Thyself), a judge just drowned himself at Coulange-la-Vineuse. If only this excellent book could be read throughout the magistracy.)
    ……

    在很大程度上,此乃十年後《三行小說》將採納的風格,儘管那時發表政見已受限制。
    桑特說:在法語中,‘Nouvelles en trois lignes'這個標題的最初含義,可以指三句話新聞,或三句話的中篇小說'。當然,用此給報紙專欄命名的本意應該是前者。而‘nouvelles’在法語中一般代表短篇小說,儘管現在小說已經沒有很嚴格的分類了,但用‘nouvelles’指代中短篇小說還是一個很大的跨越,更不用說用它來代指小說了。但三行小說這個標題的自相矛盾之處肯定能更吸引人們的眼球。假如一切書寫都是妥協,那麼出版又有什麼價值呢?
    《三行小說》中這一千多篇文章(桑特刪去了其中154篇晦澀難懂的篇目)大多與各式各樣的暴力有關,包括謀殺,自殺,強姦,無政府主義分子策劃的爆炸和潑硫酸襲擊,盜竊,縱火,下毒,無意或蓄意的各類槍支爆炸,火車、馬車、馬、機動車或公交車撞人,等等。文章中還有各式各樣的自殺,如上吊、喝毒藥、自焚、臥軌、投河或投井等,自殺有時候是個人的,有時是群體性的,也會涉及狂犬病危害人的健康、大罷工危害經濟和社會運行等。書中還描寫了一些怪人怪癖和各種騙局,有些騙局很別出心裁,如:

    啊!一個吃牡蠣的人狡猾地大叫道,牡蠣裡有粒珍珠!坐在鄰桌的某個人用一百法郎把珍珠買了下來。其實,那珍珠是吃牡蠣的人用三十生丁在廉價商店裡買來的。
    (‘Ouch!’ cried the cunning oyster-eater. ‘A pearl!’ Someone at the next
    table bought it for 100 francs. It had cost 30 cents at the dime store.)
    ……

    然而,菲尼翁的藝術價值有幾何,又有何等反響呢?未來派藝術家並沒有像阿波利奈爾預測的那樣認可仿菲尼翁的寫法,這很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妙處。桑特引用未來派藝術家所謂“parole in liberta”的意涵:迄今為止,文學頌揚意味深長的靜止、狂喜與酣眠。因此,我們希望能贊頌那些激進的時刻,因狂躁而失眠的夜晚,奔跑、跳躍與捶打。這段引語證實了未來派藝術家確實熱衷於誇誇其談。桑特還說,馬里內德的話表明菲尼翁的小說擁有某種共性。本人覺得,這種看法是十分荒誕的。《三行小說》歸屬早期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形式,此論亦然。
    後人都樂見自己有所依歸。現代主義需要先鋒現代主義藝術家,儘管實際的聯繫還有待梳理。菲尼翁幫助建立了新印象主義派,並且是修拉的《阿涅爾浴場》的首位擁有者(當一位畫商出高價收購這幅畫時,他說:我要這筆錢幹嗎?無非是從你手裡買回這幅畫唄。),他還資助了馬蒂斯,買過一幅布拉克的作品。不過,1907年,當阿波利奈爾帶他去巴托-拉瓦爾看《阿維尼翁少女》時,身為藝術評論家的他轉而對畢加索說:你應該專注於畫諷刺漫畫。
    ……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評價菲尼翁:他充滿智慧而又擅於諷刺,在人生的某一階段孜孜不倦地從事新聞這一苦差。在那些漫長的夜晚裡,他坐在《晨報》報社的書桌前,創造出了許許多多的作品,既為自己和讀者帶來了無盡的樂趣,又履行了他的職責。他採用源遠流長的形式,稍加改造,在承認必須尊崇十九世紀的敘述方法、傳達事實的同時,又增添了個人的風格色彩。可以說,《三行小說》在文學上的造詣堪比橄欖雞尾酒在味覺上的造詣。由此,人們應該銘記菲尼翁、敬仰菲尼翁,因為正是他創造出了這些如此有趣的新聞填白。
    (Or we could say that Fénéon, highly intelligent and ironical, found himself at a certain point in his life set to a task of journalistic drudgery. Over the long evenings at his desk at Le Matin, he made things as much fun for himself and his readers as was compatible with the needs of the slot. He took a long-established form and tweaked it, adding a personal stylistic touch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the nineteenth-century fundamentals of narrative and fact-conveying had to be respected. The nouvelles are the literary equivalent of the cocktail olive, and Fénéon should be remembered, and admired, for having devised a piquant new stuff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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