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讓-伊夫·塔迪耶（Jean-Yves Tadié）的《普魯斯特傳》(上冊)
2025/04/01 05: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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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讓-伊夫·塔迪耶（Jean-Yves Tadié）的《普魯斯特傳》(上冊)
……我們既展示了普魯斯特的文學起點，包括環境、人物、家庭、朋友、愛情等要素，也重建了文字草稿擴充演變的過程，從而努力揭示從生活和社會出發開始寫作直至小說面世這一轉化蛻變的真正奧秘。許多傳記的寫作都源於某種遺憾、某種傷感：遺憾自己不是傳記要研究的作家，遺憾自己沒有生活在傳記所講述的時代，遺憾自己沒有寫出作為傳記核心內容的名作。所以我們想通過營造時間的流逝感來復活一個時代，把一個人和整個世界聯繫起來，把普魯斯特與我們聯繫起來。
這種傷感也是許多小說的源泉：作家以及傳記作者，往往對已經逝去的往昔無法釋懷，或者意欲通過寫作達到釋懷的目的。曹雪芹如此，普魯斯特亦然，兩個人都在懷戀青春年代的如花少女。而傳記作者的傷感在於，他未能成為作為傳主的作家，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因此，他的工作就是重建和復現。過去的收藏家們都隨身帶著便攜箱，裝載縮小了尺寸的瓷器藏品；那麼，我們這部傳記就是一隻便攜箱，裡面裝著這位大作家及其巨著的微縮版。
——讓－伊夫·塔迪耶，〈中文版序言〉
（2021年8月22日）
閱讀及分享讓-伊夫·塔迪耶（Jean-Yves Tadié）的《普魯斯特傳》上冊。
複習普魯斯特是今年預設的閱讀目標，這一套上下兩冊的《普魯斯特傳》也就成為個人暖身的最佳讀物。
作者塔迪耶是個人非常敬重的普魯斯特專家，這一套傳記雖然成書已久，但裡頭的內容博大精深，恐怕不是我這種半吊子的普魯斯特迷可以立即參透，而每一個章節都足以往下發展成一篇論文。
上冊從普魯斯特的家世談到他閱讀及翻譯羅斯金的《亞眠的聖經》，共計600多頁，以下摘要分享當中一段有關巴爾扎克的文章。
書名：普魯斯特傳
作者：讓-伊夫·塔迪耶（Jean-Yves Tadié）
譯者：李鴻飛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10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1834286
內容簡介
此書法文版初版於1996年，是作者塔迪耶在長期從事普魯斯特研究，特別是在主編“七星文庫”新版《追憶似水年華》的基礎上撰寫的，由法國伽利馬出版社出版，收入“《新法蘭西評論》傳記叢書”。作者對“作家傳記”的寫作有獨到的見解，主張“作家的傳記就應該是作品的傳記”，本書就是這一主張的具體實踐。作者從普魯斯特的家世、求學、交遊、閱讀等方面入手，依據大量資料和研究成果，重建了普魯斯特的“思想譜系”；從他年輕時的創作當中，發掘後來進入《追憶似水年華》的諸個主題、形象、人物的現實來源，力圖反映所能知道的普魯斯特生平。
本書既展示了普魯斯特的文學起點，包括環境、人物、朋友、家庭、愛情等要素，也闡釋了從草稿逐步演變成書籍的創作過程。如果用一句話概括，此書正是“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心靈史、成長史，也是《追憶似水年華》的生成史、創作史”。此書出版後，獲得學者廣泛重視和讀者好評。1999年分成二卷本收入Folio袖珍叢書，多次再版。迄今已有英文、日文、義大利文、烏克蘭文和德文譯本。本次系中文全文翻譯出版，作者為中文版撰寫了序言，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書的錯訛進行了修訂，補充了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書後附有譯名對照表和索引等。
【Excerpt】
〈普魯斯特：巴爾扎克的讀者〉
關於讀什麼書，普魯斯特徵詢呂西安·都德的意見（從而證實他此時尚未讀過《卡拉馬佐夫兄弟》——他後來對此書有過精彩的評論——和狄更斯，也未讀過《薩繆爾·約翰遜傳》），同時再次沈浸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中。在他的往來書信中，巴爾扎克的名字第一次出現，是在普魯斯特夫人筆下。此時，巴爾扎克已經成為整個家庭的一部分，因為母親信中談到的《外省的詩神》是喬治·韋伊的藏書，並且言語中暗示馬塞爾對這本書非常熟悉。僅就書信以及其他私密性文字反映的情況看，馬塞爾一生中反復閱讀巴爾扎克，他文學生涯的每個轉折點都有巴爾扎克的身影，都伴隨著他對巴爾扎克的引用、評論、複製和模仿。1895年，即《歡樂與時日》收尾時期，他援引過《交際花盛衰記》。不過，從一開始，馬塞爾就格外喜歡巴爾扎克相對冷僻的作品，他在1917年表示，這些作品相對於“宏偉畫卷”而言屬於“細密畫”。他之所以避開《歐也妮·葛朗台》和《高老頭》等課本必選的經典，是受了當時最有影響的藝術愛好者之一羅貝爾·德·孟德斯鳩的影響。1896年，馬塞爾開始寫作《讓·桑特伊》時，母親對他指出：＂呂邦普雷之死不像以斯帖之死那樣感人”。閱讀巴爾扎克，是他們家人之間的共同語言。1896年10月，普魯斯特夫人讀了在《巴黎評論》上發表的《致外國女人的信》。我們從前文看到，同月，馬塞爾住在楓丹白露，一面大把花錢，像“葛朗台老爹一樣”尋找他丟掉的錢，一面要母親給他寄《鄉村神父》《一個內地單身漢的生活》（即《攪水女人》）、《老姑娘》和《舒昂黨人》。1897年1月，他表示希望聽到孟德斯鳩對《鄉村神父》一書的看法。在克羅伊茨納赫度假期間（1897年8月），他讀的是《外省的詩神》，同時請呂西安·都德推薦巴爾扎克“類似於《老姑娘》和《古物陳列室》，或類似於《高老頭》和《貝姨》”的作品。他還讀了《朗熱公爵夫人》和《一樁神秘案件》。由此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普魯斯特是如何通過巴爾扎克對貴族的描寫，豐富了自己作品中對貴族的刻畫。他讀的巴爾扎克作品中還包括《絕對之探求》，這個書名為他1913年確定自己小說的標題提供了靈感。1899年他對萊昂·都德坦承，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逐漸“成熟”，他才真正理解了某些作品以及“巴爾扎克、莎士比亞和歌德的眾多人物”，才真正理解了“全部生活的哲學”，即幸福慘遭荼毒之後“致命的悲傷”。
巴爾扎克的名字緊緊伴隨著《讓·桑特伊》的寫作過程，普魯斯特大概通讀了他的全部作品，但當他放棄《讓·桑特伊》並開始翻譯羅斯金《亞眠的聖經》時，他似乎已把巴爾扎克放到一邊，只是偶爾或明或暗地信手引用，比如他曾對阿納托爾·法朗士的對話與巴爾扎克的對話作過比較。不過，當他練習仿作時，巴爾扎克是他最早的模仿對象之一。此外，普魯斯特大概通過阿納托爾·法朗士在《文藝生活》中的引用，瞭解到塞爾夫貝爾和克里斯托夫合著《《人間喜劇》梗概》一書，他曾買過一本，後來送給了朋友加布里埃爾·德·拉羅什富科。阿爾貝·索萊爾是馬塞爾在政治科學學院的老師，發表過不少研究巴爾扎克的論文，因而成為馬塞爾與巴爾扎克之間的重要橋梁。馬塞爾敬佩他“是一位巴爾扎克研究大家，並以自己的方式成為巴爾扎克”，“在（您）關於《一樁神秘案件》和《現代史拾遺》的論文中，巴爾扎克的文學主張得到了全面闡發，為此，（您）曾經尋根究底，蒐集並努力印證了眾多的軼聞掌故”。可以認為，正是索萊爾使馬塞爾更深刻地理解了巴爾扎克的歷史小說和政治小說。此時的普魯斯特已經相當成熟，完全能夠將《人間喜劇》的政治觀和小說本身的美區別對待。“盧梭、福樓拜、巴爾扎克以及眾多其他作家的政治觀無疑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依靠絕對王權和教會並非保全法蘭西的唯一途徑，那麼《鄉村醫生》也就不那麼精彩了。”
他開始認識到風格的細節，比如關於包法利夫人臨終塗聖油的場面，他聲稱“若是由巴爾扎克來鋪陳，篇幅將是福樓拜的兩倍”。當安托萬·比貝斯科向他請教“聖西門回憶錄中的姓氏有哪些已經湮滅”時，他首先拋開了“巴爾扎克在寫作中用到的姓氏（何況這些姓氏在他生前尚未湮滅！）”。大約在此前後，他驚訝地發現了聖伯夫對巴爾扎克的錯誤評價，並主動向人推薦巴爾扎克：“最好的消遣大概就是讀巴爾扎克的小說……至少要讀一個系列，因為單單讀一部是不夠的，至少要讀上四五部甚至十部，否則難以領略其中的妙處。有幾部中篇確是不凡，可以單拿出來讀，這位擅長鴻篇巨製的大畫家同時也是無與倫比的細密畫畫家。如果關於巴爾扎克您想聽聽我的建議，我可以寫給您，但那要另寫一封信了。”
對巴爾扎克學習領會的階段結束了，接著是通過仿作進行模仿的階段，後來則是再創造的階段，這個階段始於《讓·桑特伊》，一直延續到《追憶》。同時，他的通信中不時閃現出有關巴爾扎克的真知灼見。我們在前文看到，普魯斯特不止一次提起“奧斯卡·王爾德說他平生最大的悲傷是巴爾扎克小說中呂西安·德·呂邦普雷之死，隨即卻在他本人的故事中認識到世上還有更真實的悲傷”。在他的遊戲筆墨中，曾提及在《貝阿特麗克絲》中以德圖什小姐面目出現的喬治·桑：“奧羅爾，傑出的女詩人／被巴爾扎克安置在波爾尼克／安置在羅勒花叢中。”為了更深入地瞭解巴爾扎克，他還向友人借來巴爾扎克關於《巴馬修道院》的論文以及他十年前慷慨贈人的塞爾夫貝爾與克里斯托夫合著的《〈人間喜劇〉梗概》。
巴爾扎克就這樣滲透到普魯斯特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毋寧說，普魯斯特依靠巴爾扎克為生，借助他開玩笑，比如1911年他對一位朋友說，“儘管我們二人接觸到如此眾多的巴爾扎克式人生，我們自己（謝天謝地！）卻滿足於過福樓拜式的生活”；談到自己購買的股票時，也不惜拿“巴爾扎克風格”自嘲。他甚至假定他的通信對象對巴爾扎克同樣稔熟，1913年在寫給雅克·科波的信中說：“請您回想一下，在巴爾扎克的《幻滅》中，是怎麼把主教的想法引到女人分娩上來的。”世上之事分為兩類，即屬於巴爾扎克的和非巴爾扎克的，彷彿生活只向他提供了巴爾扎克描寫過的事件（後來普魯斯特針對自己也說過同樣的話）。他在利茲飯店舉行“最後的晚會”，就像“德·博塞昂夫人”舉行最後的舞會。
1915年發生的一件事令人浮想聯翩，並孕育了《失蹤的阿爾貝蒂娜》的重要一章，這就是巴爾扎克的繼女，閨名安娜·韓斯卡的姆尼塞克伯爵夫人（1828–1915）逝世的訃告。普魯斯特從中看到，他曾經有過過從的波蘭貴族（他弟弟的教母即是一位普斯洛夫斯卡伯爵夫人）走向沒落，“就這個話題，曾與爸爸在庫塞爾街的家裡有過長談”。而在小說中，普魯斯特也設計了一個類似的事件，即宣佈絮比安的姪女與萊奧諾爾·康布爾梅結婚的喜訊。巴爾扎克的身後事，由此成為普魯斯特的親身經歷。
從1918年起，普魯斯特從不主動提及《人間喜劇》的作者，因為批評家們已經將他們二人相提並論。普魯斯特似乎接受了這種傳承關係：“被視為刻畫社會聖手的巴爾扎克，就是這樣在他的房間裡描繪社會的，而在喜愛他的小說的下一代人中間突然湧現出眾多的拉斯蒂涅、呂邦普雷，這些角色都是他虛構的，但也是真實存在的。”所以無論是巴爾扎克還是普魯斯特，都不應被視為“現實主義作家”。儘管普魯斯特聲稱，關於蓋爾芒特家族的家訓，“我已經想到相當好的詞”，但他又說，“最漂亮的家訓出自巴爾扎克之手。想必您熟悉這些佳句（如博蒙的‘位高德顯’［pulchre sedens melius agens］，還有莫爾索等人物的），這是一位格拉蒙（我相信這與格拉蒙毫不相干）替他想出來的”。因此，當有人考慮為他的作品做一部“巴爾扎克式的辭典”時，他只會感到欣慰：“（這種類比我承受不起，讓我臉紅。）我想，不要完全照搬巴爾扎克作品辭典的模式，不必面面俱到，要給出版史留些空間。”普魯斯特總是嘲笑巴爾扎克談到自己作品時的志得意滿之態，但在寫給加斯東·伽利瑪的信中不免模仿這種口吻：“我再次請求您費心推出我的新作，對這部新作，我將不吝讚美之辭，如同巴爾扎克在通信中那樣天真又那樣巧妙地讚美自己的作品。”臨近生命的終點，普魯斯特不再需要這位榜樣，他已經與巴爾扎克完全融為一體。
然而普魯斯特的作品才是真正體現巴爾扎克影響的地方。早在《歡樂與時日》中，讀者已經感到這種影響，《德·布萊弗夫人憂鬱的鄉間度假》便是模仿《被拋棄的女人》，還有一些短篇模仿“婦女研究”系列。《讓·桑特伊》當中，通過作家B之口提到《鄉村神父》；作家B與阿納托爾·法朗士非常相像，他主張通讀巴爾扎克的全部作品，因為“它的美不是體現在一部書中，而是在整體之中”。此處觸及一個論題，後來在《駁聖伯夫》中進一步展開，即：談論巴爾扎克的最佳人選不是作家，而是他的讀者，“上了年紀的省長、略讀些書的金融家……聰明的軍人這是一種略顯粗俗的力量：他讓很多人喜歡，但他永遠不會如此討藝術家的喜歡……這些東西並不是通過藝術打動我們。這是一種並不真正高雅純粹的愉悅。他試圖像生活本身那樣通過種種醜惡之事征服我們，並且他……”
儘管《讓·桑特伊》中的這種判斷比普魯斯特在通信中的評價要嚴苛得多，但這部小說仍然從《人間喜劇》獲益良多。首先體現在環境的刻畫上，普魯斯特在描寫德羅什夫人公館時說：“那位巴爾扎克能精細地刻畫一所房子，彷彿要揭開它的全部秘密，並且能根據物品的形態復現幾代人的生活。”尤其是，《讓·桑特伊》的作者夢想創造出“當代的呂邦普雷”，一位願意有真正生活歷練的作家：“對一位心理學家來說，社會和生活中被我們稱為社交場的這一獨特場合裡特有的心理之花——種種特有的惡習——是多麼具有吸引力啊！更何況其中還有這腐敗的大地上傳播最廣、最具毒性的花朵——攀附！”於是，這位“兼具攀附者身份的小說家，終將成為描寫攀附者的小說家”。在社交場中，當代的呂邦普雷喪失了孤獨生活賦予他的抵抗力。相對於這一人物，小說中又出現了另一個人物，即當代的拉斯蒂涅，他假裝藐視社交場，假裝不情願地進入社交場；他冷漠、粗暴，厭惡攀附者。我們感覺到，馬塞爾受到這兩個人物同等的誘惑，他們是令馬塞爾著迷的雙面神雅努斯的兩張面孔。
到了二十世紀初，專欄作者普魯斯特在他的“沙龍”專欄裡大量引用巴爾扎克，“沙龍”這一體裁本身，就是從《人間喜劇》裡盛大社交場面的描寫中汲取的靈感。我們感到，普魯斯特像孟德斯鳩一樣，滿心希望看到一位新的卡迪尼昂王妃。1903年《瑪德萊娜·勒邁爾夫人的沙龍》一文，開篇即模仿巴爾扎克的筆法，描寫女畫家在蒙梭街上的府邸；對波托卡伯爵夫人府邸的描寫，也以巴爾扎克對卡迪尼昂王妃的描寫開篇，普魯斯特在寫作中經常提及卡迪尼昂王妃。我們由此感到，他的“心聲在整個閱讀過程中……已經完全追隨巴爾扎克的節奏”，他想繼續以巴爾扎克的口吻說話。在為兩部羅斯金譯作所寫的緒論中，普魯斯特明確提出自己的批評觀點：巴爾扎克的著作“在某種程度上不屬於純粹的想象，其中摻雜著機巧和幾乎未經改造的現實”。1908年，在對巴爾扎克的長篇仿作以及《追憶似水年華》第一稿開頭部分的寫作過程中，普魯斯特闡發了自己的理論，這一理論同時以具體的和抽象的方式分別體現在仿作和批評文字中，普魯斯特兩面出擊，一面批評巴爾扎克，一面抨擊聖伯夫從而為巴爾扎克辯護。其中最根本的問題是，借助文體，“作家的思想在何種程度上改造了現實”。巴爾扎克的文體“不是暗示，不是反映，而是進行解釋”。不過普魯斯特也承認，“對人物語言的刻畫”掩蓋了“最深層的意圖”。這種文體形成的美感，由於眾多人物在一部又一部小說中反復出現而愈加突出，或許，只有這樣才能形成這種美感。“這就像從作品深處射出的一道光，貫穿著一個人的生平，以其淒切混濁的光芒，一直照射到多爾多涅鄉村別墅和這兩位旅人的停留之處。”於是，《追憶》的美學要點之一，已經在這部草稿中初現端倪：“巴爾扎克的天才想法恰恰被聖伯夫視而不見。也許有人會說，巴爾扎克的想法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他的系列小說當中有一部分是後來才放進去的。這又何妨？瓦格納先有了《聖星期五的奇跡》，之後才創作《帕西法爾》並把它納入其中。但是，這些增補的部分，由此增添的美感，以及天才作家驀然在其作品相互分離的各個部分間發現新的關聯，並最終使它們結為一體，彼此不再分離，難道不正是他最為美妙的直覺嗎？”一個像蓋爾芒特先生這樣的讀者在巴爾扎克作品中所體會到的想象與觀察之美，遠不及純文學作品所賦予的美感：將《人間喜劇》視為統一完整的作品，才會獲得真正的美的愉悅。
上述思考幾乎原封不動地體現在《女囚》和《重現的時光》當中，在這些作品裡，巴爾扎克式系列小說的構思大功告成，普魯斯特也因此“成為另一個”巴爾扎克。他對巴爾扎克文體的批評，抑或他對《人間喜劇》可能被讀者從歷史和現實主義角度進行解讀所作的批評，使他得以完善自己的文體，並與社會小說拉開距離。但普魯斯特的書信（其書信本身也從巴爾扎克的書信中獲益良多）則反映出他對巴爾扎克摯愛之恆久、理解之深刻、記憶之準確。隨著寫作的深入，他對巴爾扎克的援引與日俱增，在創作自己作品的過程中，對巴爾扎克的倚重再次形成高潮，直到有一天，他頗為意外地發現，自己的名字已經與巴爾扎克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