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rpt：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的《土星座下》
2025/03/10 05: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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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的《土星座下》
約略在十多年前閱讀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閱讀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似乎必然也就會開始接觸並閱讀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停留在腦海中美好的閱讀記憶，應該需要整理出書摘為證，因而在圖書館不經意看到這本《土星座下》，當下立即決定借閱。（不待回家尋找深藏在「書堆」不知處的這一本書……）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土星座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作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譯者：廖思逸、陳耀成、姚君偉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07/06
https://www.cite.com.tw/book?id=12664
內容簡介
在寫作《土星座下》時，桑塔格明顯地將自己投射到她筆下刻畫的人物身上。桑塔格寫他們，也寫自己。這本評論集亦成了桑氏的精神自傳。桑塔格的思想力量是無法抗拒且自由奔放的。
書名《土星座下》，乃取自評介班雅明的同名文章，性格與作品皆充滿深刻憂鬱氣質的班雅明曾說：「我的星宿是土星，一顆演化最緩慢的星球，常常因繞路而遲到。」桑塔格以「土星氣質」來描繪以班雅明為代表的七位前衛和非主流的作家和電影導演，包括：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殘酷劇場作家亞陶（Antonin Artaud）、
．保加利亞小說家卡內提（Elias Canetti）、
．美國詩人古德曼（Paul Goodman）、
．納粹德國御用女導演暨演員蕾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
．德國導演西貝伯格（Hans-Jürgen Syberberg）。
桑塔格以犀利且深具共鳴的筆調，將這些位於主流文化之外，甚至相當邊緣的藝術心靈，帶進讀者的世界之中。而桑氏對這幾位她本人引為榜樣和志同道合思想家的評論，亦精采地成為她本人的一種精神自傳。
【Excerpt】
〈土星座下〉
在大多數的個人照中，他總是低頭俯望，右手靠在臉上。我所知道的最早的一張照片是1927年，也就是在他三十五歲時拍攝的：深色捲髮懸在高高的前額，下唇豐滿，鬍髭覆住整個上唇——年輕，甚至稱得上俊美。頭這麼一低，裹在夾克裡的肩膀看來似乎是從耳後冒出來；拇指頂住下顎；其他的手指，以及捻在彎曲的食指與中指間的香菸，遮住了下巴；近視者慣有的、柔軟的、白日夢式的凝望，穿過鏡片，似乎往照片的左下方飄去。
在三〇年代後期的照片裡，他那頭捲髮的髮線尚未後退，但過往的年輕俊美卻不復見。他的臉變大了，上半身看來不只顯得長，而且龐大厚實。越見濃密的鬍髭，以及把拇指塞在手心的肥胖拳頭將嘴全遮掩住。那神情看來朦朦朧朧，或只是更為專注：也許他正在思考或聆聽吧（「聚精會神傾聽著的人是看不見的」，班雅明＇在他談論卡夫卡的論文裡這麼寫著）。他身後全是書。
……
他是法國人口中所謂憂傷（un triste）的人。年少時的他被肖勒姆描述為帶著「深沉的哀傷」（a profound sadness）。他認為自己是個憂鬱症患者（melancholic），但鄙視現代心理學的標籤，而改用傳統占星學的說法來形容自己：「我在土星的支座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出生。這是一個公轉速度最為緩慢、遲滯、偏離正常軌道的一個行星。」如果不了解這套憂鬱理論在他的作品中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也就難以真正貼近他最主要的兩本著作：1928年出版的探討德國巴洛克戲劇（Trauerspiel，字面意思為悲劇）的專書，以及未能完成的《巴黎：十九世紀之都》（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班雅明將他自身，他的氣質，都投射到所有作品的主題裡，而他的氣質也決定了創作方向，選擇與他氣味相投的加以發揮。例如十七世紀的巴洛克戲劇將「土星性格的淡漠憂鬱（Saturnine acedia）」中的許多面向都加以戲劇化，而他曾精采探討過的作家，如波特萊爾、普魯斯特、卡夫卡及卡爾·克勞斯，在他筆下皆呈顯出性格中受土星影響的那一面，甚至連歌德也包含在內。因為儘管在他探討歌德《選擇性的親近》（Elective Affinities）的精采論文裡，強烈反對以作家個人生平詮釋其作品，但實際上，在文中一些最深入的段落中，他卻依然選擇性地援用了某些足以揭露出歌德之憂鬱、孤獨面向的生平事件（同樣地，他也描述普魯斯特的「將全世界給捲進漩渦深處的寂寞」；解釋卡夫卡為何如克利一般「天性孤獨」；引用羅伯特·瓦爾澤的「生命中對成功的恐懼」）。人們不該藉由生命事件去詮釋作品，但卻可用作品去詮釋一個人的生命。
在三〇年代早期寫就，但來不及在班雅明生前出版的兩本小書，記錄他在柏林的童年時光及學生生涯，有他最清晰翔實的自我描繪。當時他處於憂鬱症初發階段，無論是在學校裡或與母親一同散步的時光中，「對我來說，孤獨（solitude）是唯一適合人居處的狀態」。班雅明指的不是獨自一人在空屋裡的孤獨——他年幼時已體弱多病——而是身處大都會的孤獨，一個人閒散地四處晃蕩，恣意作夢、觀察、沉思、漫遊。高度自覺（self-aware）的憂鬱症患者波特萊爾即是他所謂的「城市漫遊者」（flaneur）的具體化身。但班雅明將十九世紀的感性（sensibility）大量加諸在城市漫遊者的角色上，反映的卻是他從與城市之間多變（phantasmagorical）、機敏（shrewd）微妙的關係中，去建構出他自己的感性。街弄、走道、拱廊、迷宮，都是他文學作品裡反覆出現的主題，甚至連談論十九世紀的巴黎那本書、旅遊散文及回憶錄亦如是（散步一直是羅伯特·瓦爾澤的絕妙作品與隱居生活之主題，人們格外希望班雅明能為他寫篇長一點的評介）。在班雅明生前唯一具自傳性質的出版著作，即名為《單行道》（One-Way Street）。自身的回憶不外乎就是關於一個地方的回憶，以及他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如何行走悠遊。
「在一座城市裡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可一點也不有趣，」在他尚未翻譯為英文的《在世紀交界處的童年柏林》（A Berlin Childhoo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一書中，開宗明義如此寫著。「但在城市裡要像在森林中一樣迷路，則需要反覆練習……。直到多年之後，我才學會這門藝術，實現長久以來的夢想。從我練習簿裡繪製的紙上迷宮即可窺知一二。」在班雅明倡言迷路亦需大量練習後，同樣一段文字也出現在談論「在一座城市面前的無能為力」（impotence before the city）的《柏林紀事》（A Berlin Chronicles）裡。他的目標就是成為一個熟悉街道地圖的地圖閱讀者，深知如何迷失在城市裡，同時亦能以腦子裡的地圖隨時定出自己的位置。在《柏林紀事》的其他篇章裡，班雅明也談到長年以來他是如何把玩繪製自己的生命地圖的這個想法。他把這張地圖想像成灰色的，並為之設計了一套彩色的標誌系統，其中「清楚標示出我的朋友以及女友們的住處所在，從青年運動（Youth Movement）的『辯論廳』（debatingchambers）到支持共產主義之青年集會的各式聚會場地，停留過一夜的旅館與妓院，座落於提爾公園，裡的那些做為人們目光焦點的長凳，通往不同學校與擁擠墓園的各種路徑，以及那些曾被我們掛在嘴邊，如今卻已遺忘的知名咖啡店的位址」。他回憶起某回在巴黎的雙叟咖啡館（Café des Deux Magots）等人時，曾試圖繪製一張自己的生命圖，結果如迷宮似的圖形呈現眼前，每段重要的關係都像是一道「通往迷宮的入口」。
……
在土星支配下，人會顯得「冷淡、猶豫、遲緩」，班雅明在1928年出版的《德國悲劇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uerspiel）裡這麼說著。緩慢是憂鬱氣質的特徵之一，言行笨拙（blundering）則是另一個。言行笨拙的人源自於留意過多可能性，或是未能注意到自身缺乏實際感。此外，還有因不願屈人之下而堅持己見的頑固。班雅明回憶起幼時跟在母親身邊散步時，就已經顯露的頑固的一面。母親會利用一些簡單瑣碎的小動作作為測試，看班雅明是否擅於處理生活實務，但結果反倒是將他天性裡的笨拙（「即便時至今日，我連一杯咖啡都還是泡不好」）與頑固倔強的那一面不斷增強。「在這些散步的過程裡，那些慣於顯得比實際的我更為緩慢、笨拙、愚蠢的習慣逐漸成形，也隨之產生嚴重的危險，讓我一直以為自己比實際的我更為迅捷、靈敏、精明。」而此等頑固造成「最嚴重的問題是，即使我凝視某物，真正看見的卻不達三分之一。」
……
土星氣質的標誌是一個人以自覺與不留餘地的態度來處理與自我的關係，從未將自我視作理所當然。自我成了必須加以解讀的文本（因此，土星氣質是一種適合知識份子的特質）；也是種必須建構的計畫（所以，土星氣質也適合成為班雅明口中卡夫卡那一類的藝術家與烈士，苦苦追求「失敗的美感與純粹」）。而建造自我及其作品的過程卻總是緩如牛步，這些人因此永遠處於對自我積欠的進度，難以及時償還的狀態。
事件總在遙遠的一頭逐漸浮現，悠悠緩緩地往我們迎來。在《柏林童年》裡，班雅明談及他「總愛看著在乎的每樣事物從遠方向我走來」，就如同在他體弱多病的童年時光中，想像時間一步步地趨近他的病床。「這或許正是人們皆稱讚我耐心十足的由來吧，但實際上，那根本不算是什麼美德。」（當然，別人在他身上卻真正體會到耐心這項優點。肖勒姆曾將班雅明形容為「就我所知，是天底下最有耐心的人」。）
不過，身為一名憂鬱症患者，在從事勞心的翻譯工作時，的確需要耐心這一類的特質。如班雅明所見，普魯斯特因為發現了「沙龍裡的祕語」而興奮不已；班雅明則是為更簡鍊的代碼（codes）心醉神迷。他收集寓意畫冊，熱愛回文換音構詞法，玩弄假名（pseudonyms）的遊戲。早在身為德國猶太難民而迫切需要假名許久之前，他即已愛上取用筆名的樂趣。1933至1936年間，他以德特列夫·霍爾茲(Detlev Holz)持續在德國雜誌上發表評論，也以此名出版他生前最後一本書——1936年在瑞士出版的《德意志人》（Deutsche Menschen）。在1933年於西班牙伊維薩島（Ibiza）完成的精采文章「Agesilaus Santander」中，班雅明談到他希望擁有假名的幻想。「AgesilausSantander」此篇名顯然與班雅明所擁有的克利之畫「新天使」（Angelus Novus）有關，而肖勒姆則認為此名出自於「天使的魔鬼」（Der Angelus Santanas）的變體。在肖勒姆眼中，班雅明還是個「不可思議」的筆跡學家（graphologist），只不過「後來他顯然試圖隱藏此天賦異秉」。
……
土星氣質的特色之一，便是對內在意志嚴格要求，不可輕易退縮棄守。憂鬱症患者因為不斷接受其意志軟弱的說法，而格外努力強化之。倘若此舉奏效，堅定的意志通常會以死命投入工作的形式表現。……
……
獨處需求——以及隨之而來的寂寞苦楚——也是憂鬱症患者的特徵之一。要讓工作圓滿完成，獨處是必須的，或至少不能被任何的穩定關係牽絆束縛。班雅明對婚姻的消極態度在談論歌德《選擇性的親近》的論文裡即有清楚呈現。齊克果、波特萊爾、普魯斯特、卡夫卡及卡爾·克勞斯，這些他所崇拜的英雄們皆終身未婚；肖勒姆也指出，班雅明最後將他自己的婚姻（他1917年結婚，1921年分居，1930年正式離婚）認定為「致命的錯誤」。大自然以及人類自然的關係，在憂鬱氣質者眼裡是毫無吸引力的。在《柏林童年》與《柏林紀事》這兩本自傳色彩濃厚的書裡，班雅明將自我描繪為一個冷淡疏離的人子；他同樣也不知如何去扮演為人丈夫與父親（他的孩子出生於1918年，在三〇年代中期隨前妻移民英格蘭）這兩種角色。對憂鬱症患者來說，以家庭連帶形式出現的自然關係，往往會造成錯誤的主觀性，也就是感情用事（sentimental），它會不斷耗盡個人的意志、獨立自主的能力，以及專注工作的自由。它同時也對人性造成挑戰，而這正是憂鬱症患者事先就明白的弱點。
專注、全然地浸淫其中，是憂鬱症患者的工作風格。因為若不投入全副心力，思緒就會像斷線的風箏，隨風而去。在扮演作家的角色時，班雅明總是格外專注。如《德國悲劇的起源》一書，他僅花費兩年的時間即完成研究與書寫的工作，甚至如他在《柏林紀事》中沾沾自喜誇耀的，某些章節還是在漫漫長夜裡，於咖啡廳裡的爵士樂團在耳邊喧囂的狀態下寫就。但即使班雅明曾如此多產，在某些時期甚至轉變為每週為德國的文學性報刊與雜誌撰文，事實卻是他自此之後再也無法完成一本正常份量的書。在1935年的某封信裡，班雅明自述是以「土星運轉的速度」處理《巴黎：十九世紀之都》一書，而此書其實是從1927年開始動筆，預計於兩年內完成的。其實，憂鬱症的激烈感受與近乎強迫性的注意力，阻礙了文思流瀉，讓班雅明無法如常盡情揮灑。因此，論述性的單篇文章向來都是他最為人熟悉的文類。這些重要文章讀來也彷彿都在它們自我崩毀前，及時被劃下句點。
班雅明的句子看來不是用常規的方式產生的；它們不需要。每個句子讀來不是第一句，就是最後一句（「作家在寫每一個句子前，都必須先停筆，再重新起頭，」他在《德國悲劇的起源》的序言裡如此稱道）。心理運作與歷史進程都成了概念的靜態圖（conceptual tableaux），觀念在消逝之前記錄了下來，智性觀點也不斷搖擺變換。人們常誤稱班雅明的思考與寫作風格為「警世格言型」（aphoristic），然而「定格的巴洛克」（freeze-frame baroque）毋寧是更合適的形容。這種風格真正落實時，無非是種痛苦的折磨。每個句子彷彿得在全然專注的內向凝視將眼前的主題消融吞沒前，趕緊將所有的話說完。或許，他與阿多諾聊及關於波特萊爾與十九世紀之巴黎的這本書時並未誇大，書裡頭的每個想法意念「都是奮力由瘋狂所在的王國裡搶奪而來的」。
這些句子背後潛藏著某種恐懼，例如過早就被中止寫作能力的恐懼。除此之外，這些句子還充滿許多理念，有如巴洛克繪畫的畫面總是充滿各式各樣的動態。在1935年寫給阿多諾的某封信中，班雅明如此描述第一次捧讀阿拉貢的《巴黎鄉巴佬》，這本激發《巴黎：十九世紀之都》創作靈感之書時的狂衰弱是班雅明的執行力與熱情到達極限的一種隱喻表現（他的確患有心臟病），而他也將心臟強健有力視為作家是否有成就的象徵指標。在推崇卡爾·克勞斯的文章裡，班雅明這麼寫道：
如果風格是讓思考在語言中悠遊自在地、既深且廣，而喜：「每個晚上，我頂多能在床上讀個兩三頁，就得因心臟怦然狂跳不止而做罷，趕緊把書闔上。多嚴重的警告啊！」心臟不落入陳腔濫調的力量，那主要是隨能承載偉大思想的心臟強度而來，將語言的熱血從由句法構成的微血管，驅送至最遙遠的肢體末稍。
總之，思考、寫作都是對鬥志最極致的考驗。認為自己缺乏意志的憂鬱症患者，可能轉而自認必須具備他所能凝聚的、全部的摧毀性力量。
……
班雅明明白，不受雇於任何他人的知識份子無論如何都是瀕臨滅絕的族群，被資本主義社會淘汰的速度並不會緩於革命性的共產主義社會。他真切地體認到，自己正處在一個珍貴事物皆不斷消逝的時代，錯過就不復再見。他認為超現實主義是歐洲知識份子圈最後一抹靈光，恰如其分地展現具破壞性的虛無式洞見。在談卡爾·克勞斯的文章裡，班雅明正色問道：「卡爾·克勞斯已經矗立在新時代面前了嗎？唉，怎麼可能！他正跨在最後審判的門檻上。」事實上，班雅明是將自己的處境投射其中。在最後審判面前，這名最後的知識份子，深受土星影響的現代文化英雄，帶著他的斷簡殘篇、他睥睨一切的洞見、他的幻想、他無法遏抑的憂鬱及他那雙低垂的眼眸，將清楚交代他是如何超乎常人卻又正當地保有眾多「立場」，捍衛心靈生涯，直到最後一刻。
（1978，廖思逸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