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台變首度公開談話，即把共產黨牽扯進來：『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以上的指控包括叛國、奪取政權、叛亂、奸黨、共產黨等，在國共內戰時代何其嚴重，卻缺乏足夠證據，應係為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註4］
領事館觀察發現，臺灣民眾對陳儀政府的不滿，並非共產黨煽動，臺灣沒有什麼共產黨活動，反而是中國政府以共產黨為藉口，推卸責任：⋯。」［註5］要而言之，兩位陳教授都認為，二二八暴動不是共產黨「策動」或「陰謀煽動」，而是行政長官陳儀和國民政府蔣主席「係為
是中國政府以共產黨為藉口，推卸責任」。
名單計有一一八名。⋯
愈來愈多本地台灣人反對政府，要求臺灣自中國獨立出來。臺灣人聲稱中國官員殖民臺灣，而非解放臺灣。⋯中國共產黨利用此一情勢，支持本地人『反對壓榨的新主人』，來自福建的共產黨人數相當可觀，持續在此地製造衝突事件」［註11］
二二八暴動不是共產黨『策動』或『陰謀煽動』，而是行政長官陳儀和國民政府蔣主席『係為
若干行政長官公署官員主動透露給領事館消息說，有一兩千個中國共產黨員潛入臺灣，但已被政府監視。這個消息値得懷疑，且並未獲得其他管道證實，值得思考的是，這些官員費了力氣（有）意讓美國注意此一報告，背後是否有官方的目的，這將有助於長官公署，一旦施政受到批評，將可以共產黨陰謀煽動的理由而化解」等項推論，顯然相互矛盾，已不攻自破！
［註12］、「
臺灣人不被當作日本人，返鄉路迢迢；美方默許中國政府沒收日產充作賠償，此時臺灣人財產則被當作日產一般，遭到剝奪」［註13］、「
臺灣人不被當作日本人，返鄉路迢迢」，乃因政府抗日八年，民窮財盡，又甫還都南京，全心致力重建，真可謂心有餘力不足，因此有關日軍、日僑遣返和台胞返鄕工作，不得不倚
美國在臺北領事館的臺灣情勢報告，看法與OSS小組十分接近，例如：有一些公開的談論，主張用武力行動與當前臺灣的政府對抗。但這些行動不能被銓釋為「獨立」運動，而是排除努力（努力排除？）現有政府，以促使中央政府派來更好的代表、在島上的政府中任用臺灣漢人。⋯⋯臺灣漢人的政治態度可以總結說，他們期望在民主的中國的架構下充分參與他們自己的臺灣省的政府，並且能夠在中央政府有臺灣漢人的省籍代表。必須強調的是對現有地方政府的反對，並不會擴張成對中央的不忠，對中國的忠誠來自强調血緣文化的基礎，但（臺灣人）抱著不確實的期望，希望中央政府會撤換陳儀當局，代之以真正關心臺灣利益的政府。」［註18］但是「主張用武力行動與當前臺灣的政府對抗」，即使「這些行動不能被銓釋為『獨立』運動」，然而
［註1］：〈綜合上述，可知對於二二八初期暴動的原因，說成是共產黨策動，是沒有根據的。即使是努力建構共產黨與二二八關連性的蘇新，也必須承認：「二二八起義是「官逼民反」的自發性事件，事前毫無準備，誰也沒有預料到，國民黨到台灣一年半就發生這種大規模的反蔣鬥爭。」吾人固然不難發現個別舊台共成員與中共在台地下組織介入、參與二二八事件，但那是第二階段的事情，吾人不能據而認定事件係「共產黨」的策動，⋯。〉（《拼圖二二八》第070頁第三行）
［註2］：〈再就中共而言，當時中共黨員僅約五十名左右，最多不超過一百名，力量微不足道，而主要六個負責人蔡前，既估測不可能發生群眾自發性武裝暴動，也就不可能事前進行策劃。〉（《拼圖二二八》第067頁第三行）
［註9］：〈同年十一月，警備總部調查室作成〈中共對臺陰策略〉，指中國共產黨已調動中國各地、南洋、海南島之黨員，以各種名目進入臺灣，入臺之中共分子多具國民黨員、青年團員身分，並盡可能打入政府機關、部隊中，爭取人事經理、秘書處等重要職位做為掩護，流動工作者則多以推行國語、經營商業為掩護，並有大批奸偽分子進入文教機關，接近民眾，爭取青年，為赤化臺灣之最重要舉措。因此，警總調查室擬訂〈各縣市警察機關防治奸偽應注意事項〉，要求派遣精幹刑警、警察打入社會各階層，或吸收各機關團體青年負責嚴密考察該單位分子思想，隨時與警務處密切連絡。〉（《重構二二八》第155頁第九行）
（2）、3月10日上午「中樞國父紀念」發表關於台灣事件的報告詞中提到：「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
2、國防部長白崇禧：
（1）、3月17日說：「至於此次與事變有關之人民，除共黨份子煽惑暴動，圖謀不軌者，決予懲辦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3月20日又說：「二二八事件，係受共黨及少數本省暴徒乘國軍他調煽動爆發。」
5、現任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會董事長薛化元：
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中述說：「事實上軍憲鎮壓的情況顯然是「違法濫權」，卻無任何軍政首長獲罪，所以，除了陳儀、柯遠芬、張慕陶、彭孟緝、史宏熹等軍憲領導應該被究責，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至少應負起包庇、獎勵犯罪的罪責。」（評註：但是並未提出蔡主席「包庇、獎勵」犯罪的具體證據，也未陳述「軍警鎮壓」的具體事實，更未陳述「陳儀、柯遠芬、張慕陶、彭孟緝、史宏熹等軍憲領導」的「違法濫權」具體事證。）
6、陳儀深教授述說：
（1）、「對於二二八初期暴動的原因，說成是共產黨策動，是沒有根據的，即使是努力建構共產黨與二二八關連性的蘇新，也必須：『當時中共黨員僅約五十名左右，最多不超過一百名，力量微不足道，而主要六個負責人蔡前，既估測不可能發生群眾自發性武裝暴動，也就不可能事前進行策劃。』」
（2）、「3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國父紀念週』針對台變首度公開談話，即把共產黨牽扯進來：『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以上的指控包括叛國、奪取政權、叛亂、奸黨、共產黨等，在國共內戰時代何其嚴重，卻缺乏足夠證據，應係為自己請兵、派兵「平亂」尋找藉口。」
（3）、「事實上戰後初期不論台共或中共在台灣都是勢單力薄，據當事人估計『時中共黨員僅50名左右，最多不超過100名，力量微不足道』，『不可能事先進行策劃』，『由於事件屬於突發性，且形勢發展迅速，黨員各自臨機應變，憑自己的判斷進行活動』。當時亦有冷靜的情治人員指出：『過去日本在台亦嚴禁共黨活動，⋯故台人對中共實少認識也；此次事變確非出自共黨之煽動，惟事變擴大後共黨分子混雜其間，進行部分的煽動則確有其事。』」
7、當時曾參加街頭行動的吳克泰認為：
「這完全是被國民黨的惡政激發起來的，任何個人，任何組織都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動員這麼多的群眾。國民黨說這是『奸黨和少數野心分子有計劃、有組織地煽動起來的』，完全是為了鎮壓製造藉口。〉
8、二二八暴動事件中曾任二二七部隊鍾逸人說：
「他們（國府）始終把二七部隊和謝雪紅看成一體，事實上他們也只有做這樣的解釋和處理才吻合陳儀一班人的利益，即二二八的發生是「中共在幕後策動與陳儀的失政無關；謝雪紅過去是正牌共產黨徒，所以二二八便是共產黨煽動，謝雪紅領導發難的。」
9、二二八暴動事件後逃亡香港轉往大陸的蘇新述說：
（1）、「二二八起義是，『官逼民反』的自發性事件，事前毫無準備，誰也沒有預料到，國民黨到台灣一年半就發生這種大規模的反蔣鬥爭。」
（2）、「當時，『處理委員會』的裡面沒有黨員，所以地下黨及時地把王添灯，林日高等人，做為黨的代理人爭取過來，而且通過他們爭取了不少人，形成強有力的左派隊伍，⋯以王添灯為代表的左派控制了整個『處理委員會』。」
10、學者劉勝驥：
（1）、〈還有學者如劉勝驥，他根據一些在情治機關服務多年的所寫的書籍寫了一篇〈共黨分子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活動〉的長文，指出戰後台共分子紛紛組織或加入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台灣地方自治同盟、台灣民眾協會、人民協、台灣文化協進會等，劉勝驥據而為他們組織成一個「光復後台共領導反陳儀政府的統－陣線」，其次又以薄弱的認定中共分子對二二八起了領導作用，最後一口咬定：「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根本為台共、中共所滲透，甚至其總會、台北市分會、台中市分會尚為共黨及其同路人所把持。〉（《拼圖二二八》第065頁第一四行）
（2）、〈劉勝驥根據台北的《獨家報導》（筆者按：這是流行於台北理髮店、美容院的休閒雜誌）記載，謂2月28日下午長官公署前面聚集的群眾，「忽然有人用手槍自群衆中向陳射撃，但未命中」，這才引起公署警衛「立即向群衆開槍還擊」，於是他質疑這「神秘一槍」是誰開的？其實根據行政長官公署自擬的暴動事件報告亦無此情節；陳儀出現之前，「暴徒竟衝擊公署大門，衛士加以攔阻，彼等即圍劫其槍，並開槍擊傷衛士1名，衛士乃被迫亦開槍示威彈壓，始將暴民驅散」。見《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紀要，頁8。〉（《拼圖二二八》第066頁第一六行）
（寫於112/01/22 農曆正月初一，南加州旅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