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還是有不少的知識菁英前仆後繼地回歸中國大陸。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也有不少台灣知識菁英赴大陸發展；或者，是本來與中華民國/台灣有較密切關係的知識菁英，選擇以大陸為主要發展地。這裡面，最引人矚目的，大概是楊振寧、林毅夫、郎咸平...等（其實，李政道只是沒有長期居留在中國大陸，實際上，他顯然也把關注重心擺在中國大陸）。

我會討論這個話題，則是因為台灣當前面對重大抉擇的時刻，台灣的部分知識菁英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人似乎心向中共、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這攸關台灣的未來。這背後的影響因素很複雜，民族情感、個人利益、未來展望、兩岸勝敗評估...，許多因素都在起作用。不過，我們往往忽略了關於被歧視與尊嚴維護心理的作用。

在近代中國歷史中，有一條長期而穩定的路徑：知識菁英走向西方。

自晚清以降，從留學生到學者、從工程師到科學家，一代又一代華人菁英跨越海洋，進入歐美世界。他們學習現代科學、制度與思想，有些人留下，有些人回歸。這本是現代化進程中極為自然的一部分。

但其中有一個現象，始終令人感到困惑：為什麼在客觀條件仍有不小差距的情況下，仍有不少華人知識菁英選擇回到中國？當然，也有些人並不是人身回歸，而是心靈回歸。

這個問題，如果只用「愛國」來解釋，過於簡化；若僅以「現實利益」來理解，也仍然不夠。本文嘗試提出一個較少被正面討論的因素：西方社會中隱而不顯的歧視經驗，以及它對菁英自我認同的長期影響。

一、歧視並不總是劇烈，但足以改變感受

在今日的西方社會，對亞裔的歧視多半不以激烈形式出現，而是一種低強度、日常化、難以言明的存在。

歧視可能以各種不同方式表現，譬如：有些人可能是被當成「永遠的外國人」；可能在專業場域中，存在無形的升遷天花板；也可能是在日常互動中，有些人被不自覺地排除於「核心圈」之外。

這類經驗往往難以舉證，也難以抗議，但卻能長期累積。對一般移民而言，這已是一種心理壓力；但對中國知識菁英而言，它還會產生第二層效果——身分落差。

在原生社會中，他們往往是「優秀者」、「被期待者」、「國家未來的承載者」；但在西方，他們即使成就不低，也未必能進入真正的文化與權力中心。

換句話說，他們從「主體」的位置，轉為「被分類的他者」。這種落差，對自我意識強烈的知識人而言，並不容易消化。

二、當成功不足以帶來承認

這裡涉及一個關鍵區分：成功與被承認，並不相同。

一個人可以在西方取得學位、職位、收入，甚至學術聲譽；但這些成就，並不必然轉化為完整的社會接納與文化認同。在某些時刻，他仍然會被提醒：你是外來者，你的存在帶有條件。

這種經驗，對於原本在本土社會中享有高度肯定的人而言，具有特殊衝擊。因為他們並不是從邊緣進入世界，而是從中心跌入一個新的邊緣。

因此，一部分華人知識菁英在西方的處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他們可以很成功，但不完全屬於那裡。

三、回歸：不只是地理選擇，而是身分修復

在這樣的背景下，「回歸中國」的意義就不再只是生活安排，而往往帶有更深的心理層面。

在中國，他們可能重新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與尊重、更明確的文化歸屬、更強烈的「被需要感」，甚至是被象徵為「國家成就」的一部分。

這種轉變，並不只是待遇差異，而是一種身分秩序的逆轉：從被容納者，變成被迎接者；從專業個體，變成民族象徵。

對某些人而言，這是一種極具吸引力的「尊嚴回收」。

四、民族想像如何接手個人經驗

然而，問題也正是在這裡出現。當個人在西方的受挫與落差，開始被理解為「整個民族未被尊重」，一種心理上的轉換便發生了：個人的不被承認被轉化為民族的屈辱；個人的失落被轉化為國家的未崛起；個人的焦慮被轉化為對國家富強的期待。

於是，「中國崛起」不再只是宏觀敘事，而成為個人尊嚴的替代載體。

這是一種極具力量的心理機制。它提供了一個解釋，也提供了一個出口：只要國家強大，個人的受挫似乎就能被修復。

但這種修復，是否真的成立，卻值得進一步追問。

五、尊嚴的回歸，還是尊嚴的想像？

回到最核心的問題：當華人菁英回歸，他們究竟回歸到什麼懷抱？

是回到一個真正保障個人尊嚴的制度？還是回到一個能夠象徵性地提升其地位的環境？這兩者，並不相同。

一個國家可以在國際上強勢，卻在內部壓抑異議；可以給予菁英高度禮遇，卻對普通人缺乏尊重；可以提供榮譽與資源，卻同時要求服從與沉默。

因此，「回歸」有時未必是對現實尊嚴的回歸，而可能是對一種尊嚴想像的回歸。

這種想像並非虛假，它有其情感真實性；但它是否能在制度層面持續支撐，則是另一個問題。

六、台灣處境中的分歧選擇

在台灣的脈絡中，這個問題更為複雜。

當部分台灣知識菁英在西方遭遇類似的身分落差時，他們面對的不只是「回不回去」，而是：回向哪一個政治與文化共同體？

對於認同台灣者，台灣則是一個更貼近自身經驗的歸屬。而對於傾向中國民族敘事者，中國可能代表一種更宏大的尊嚴來源。所以，台灣的知識菁英，也可能在經歷西方歧視經驗後，投向中國大陸。因為他們可能認為：只有中國大陸才有機會讓中國人在西方人面前揚眉吐氣；而台灣缺少這種可能性，缺少相對於西方爭取到平等地位的可能性。

這樣的分歧，並不單純是政治立場差異，而往往與更深層的認同結構有關。

台灣的泛藍陣營中的許多人，在接受長期反共教育以後，卻仍然在此刻表現出對中共、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抱持高度熱情；而與台灣的本土派、獨派格格不入。這裡面影響態度形成的因素很複雜。但國族認同是其中重要的環節，而此處所討論的歧視、尊嚴等議題，很可能起著關鍵的作用。我估計在困難的抉擇時刻，這些情緒可能會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七、一個需要誠實面對的問題

本文無意將所有回歸中國的知識菁英，簡化為單一動機，也不認為歧視因素可以解釋全部現象。但若忽略這一層心理機制，我們將無法理解一個關鍵事實：人不只需要自由與利益，也需要被承認。

當一個人在某個社會中長期感到自己是「有條件的存在」，他就可能轉向一個願意告訴他：「你不只是個體，你屬於一個偉大的整體。」

這樣的轉向，本身並不難理解。

真正困難的問題在於：這種來自集體的尊嚴，是否能真正替代個體在制度中應有的尊嚴？

八、結語

當中國菁英面對西方歧視時，他們的選擇並不只是去留問題，而是一場關於身分、尊嚴與認同的深層抉擇。

回歸故土，或許是尋求安放；但也可能，是回到一種更容易被相信的尊嚴想像。而這種想像，既可能成為力量，也可能成為遮蔽。問題不在於選擇本身，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追問，那個被選擇的「尊嚴」，究竟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

回歸祖國或回到華人世界，比較可以免於面對西方或其他外部的歧視。但是，這種歧視問題其實並沒有真的消失。西方人對中國人、華人的歧視，仍然繼續存在。中國、華人的「崛起」，可能緩和這種歧視，但是很難完全消除既存的歧視心理。

那麼，中國人、華人究竟要如何自我安頓？是繼續追求國家富強？這也許是一部分答案。但是，恰也是這個答案，其實已經害苦了廣大的中國人、華人。中共早期的過激改革模式，就是這種心理背景下的作為。早期的國民黨又何嘗不然？兩者其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也因為有類似的心理背景，所以國共內戰會以奇特的方式快速結束。

文明，尤其是人權、人道方面的文明進展，才是本質性的改變；也才能夠讓中國人、華人自己真正開始尊重自己、愛自己；唯有如此，被歧視所帶來的心理困擾才能夠真正被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