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兩岸關係與統一議題時，主流論述常聚焦於國際局勢、經濟利益或軍事威脅等外在條件。然而，有一個更深層、但經常被忽略的因素，乃是「心理結構」的問題。具體而言，是華人文化中對「宰制關係」的高度容忍與內化，這不僅形塑了人們對中共政權的接受態度，更進一步影響了他們對統一的傾向。

台灣若為自我防衛而增強軍備，往往反而引來部分台灣人的批評，認為這是在挑釁、刺激戰爭。但同樣的人卻對中共的軍機擾台、飛彈穿越、認知作戰與恐嚇式的武統言論，甚至滲透行動，並無太多批判，反倒彷彿視之為理所當然。

或許，有人會說：中共是老虎，老虎吃人是自然的，無須多言。但若是如此，為何對防範老虎的行為也感到不應為？這種矛盾心態的背後，潛藏著某種更深層的心理模式。

二、尊卑秩序的文化基礎

這種心態，源自於對「宰制性人際關係」的深層文化慣性。在傳統華人文化中，講究尊卑有序，透過分出高低長幼來建立群體秩序。從三國演義中「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敘年齡排長幼開始，這種「尊長、從命」的關係架構便被視為合理且必要。

我們很難想像三位年輕美國人見面後也要結拜，並以年齡排序決定誰當領袖。但在華人社會，這種由長幼、地位來決定關係的思維早已根深蒂固。人們不僅接受這種關係結構，還在其內尋求秩序與安全感。

這樣的文化習性，也讓許多人難以適應平等互動的關係模式，甚至對「不分尊卑」感到不安。當宰制關係遭遇挑戰，人們往往會本能地想恢復舊有秩序。這種心理基礎，對專制體制的容忍與適應提供了文化支撐。

三、尊卑與宰制的心理邏輯

尊卑的本質是宰制，是將秩序建構於上下關係之上。在許多華人社會，從家庭到學校、從職場到社會，處處可見以宰制為核心的關係網絡。「父為子綱」、「尊師重道」、「上下有序」等觀念，將服從與秩序等同起來，讓宰制關係看起來不是壓迫，而是合理的社會結構。

這樣的心理模式，讓人們對「被統治」缺乏警覺，也無從質疑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甚至進一步相信：若無宰制，便無秩序；若無權威，便無進步。

四、從人際宰制延伸至政治宰制

因此，當中共以其高度集權、層層控制的體制展現其政治邏輯時，對許多人來說，這樣的統治模式不但不陌生，甚至熟悉得令人安心。中共政權的統治，與他們所熟悉的家庭、學校、職場秩序如出一轍。他們習慣了服從與命令，對獨裁並無警覺，反而認為這是一種「有效治理」。

這也解釋了為何有些人對於台灣的民主制度與言論自由感到不安，甚至懷疑這些「自由」是否會帶來「混亂」。

五、中國認同與宰制心理的交織

而這種心理結構，又常與強烈的「中國認同」相互強化。認同「中國」的人，往往也較能接受中國式的宰制政治邏輯。當他們將中共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反對中共便等同於背叛中國，而順從中共便變成一種民族忠誠。

於是，宰制不但不再是問題，反而成為中國強盛的象徵；服從不再是妥協，而是愛國的表現。

六、壓力的垂直傳遞與底層的順從化

在集權體制下，權力與壓力是層層往下傳遞的。最高層的命令經由無數中介層層轉譯與放大，到達基層時早已變質為更強烈的壓迫。最底層的人們面對的不僅是命令本身，而是一整套從上至下的宰制體系。

在這種結構下，反抗意味著高風險，逃避幾乎無路。大多數人選擇順從，逐漸停止思考、放棄質疑，即使壓力的內容荒謬至極，也不再抗拒。

少數反抗者的努力，多半淪為孤立、象徵性的抗議，只能在體制巨輪前顯得徒勞而悲壯。

台灣人民如果淪入中共統治下，難免會成為被宰制的底層，承受層層重壓。這種痛苦處境，很可能不是那些準備迎接統一的人所能夠想像。

七、個體如何掙脫文化與結構的雙重束縛？

即使如此，歷史與現實中仍出現過許多反抗宰制的「異數」。要突破宰制，需從個體開始：

意識甦醒：首先要辨識宰制的語言與邏輯，學會對「服從」與「權威」提出疑問，重建價值觀的詞彙。

微行動的實踐：每一次拒絕不合理命令、每一次在日常對話中挑戰壓迫語言，都是打開裂縫的開始。

群體連結：異議者之間的相遇與對話，能將個體的無力轉化為集體的力量。

文化重建：最根本的，是改寫「何謂好社會」的答案——不是依附強者、不是服從權威，而是追求平等、公正與尊嚴。

當然，在台灣人民還有機會抗拒中共統治的此刻，我們更應該奮起反抗，而絕不是責備準備反抗的行動。

八、結語：從順從到覺醒，從內化到超越

對中共的心理接納，並非單純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往往是一種文化深處對宰制關係的習慣與熟悉。當這種心理結構與中國認同疊加，便構成了難以動搖的認知與情感防線。

然而，這樣的結構並非牢不可破。每一個質疑的聲音，每一次拒絕服從的行動，都是突破宰制的開始。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制度的改革，更是文化的自覺與心靈的甦醒。唯有當人們重新思考何為正義、何為秩序、何為「好公民」，民主與自由才可能從表層走向深層，從形式落實為實質。

未來的台灣，不只是制度對制度的抗衡，更是心理與文化的轉型。這場轉型，何妨從每個人開始。